一進休息室，陳永貴便張了口，說出的話，帶著一股火藥味兒：

「小平同志，最近你天天開會，不斷提出一個又一個新點子，我感覺有些不妥。我想問一下，你究竟還執不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究竟還要不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的理論還算數不算數？」

這一連串的質問，讓鄧公很是無奈。這樣的話，他聽了無數遍了，可總是解釋不通。

總有人覺得，要沿著過去的老路線一條路走到底，否則就是背離毛主席的思想。

可是，若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世，恐怕也不會同意這種僵化的觀點。

此時此刻，鄧公也帶著些憤怒的情緒。

因為，陳永貴這樣頻繁的向他提意見，質疑國家政策，如果僅僅是影響到鄧公個人，他倒可以不計較，問題是，陳永貴是實打實的在阻礙政策的發展。

為了讓陳永貴想通，鄧公此前已經給他做過好幾次思想工作。然而，陳永貴的思想太過於局限，哪怕鄧公把改革開放的路線，一遍一遍地對他講解，他還是無法接受。

這一次，鄧公也實在不想浪費口舌，所以很直白地對陳永貴說：「你入黨才多久？你提的問題這樣可笑，你的想法如同三歲的孩子一樣幼稚，以後提問題之前，先好好審視一下自己，看自己是不是按照一個共產黨員的標準來做的吧。」

陳永貴沒想到鄧公會把話說的這麼直，所以，一時間愣在了那裡。

鄧公又接著對陳永貴說：「你可以有自己的意見，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見，但是要服從黨的紀律和領導，就如當年我們都服從一樣。如果背著組織想搞些陰謀，那就不是共產黨員會做的事，處理的方式也不會用黨內矛盾的處理方法，而是用刑法來處理。」

陳永貴徹底說不出一句話了，鄧公見狀，便獨自離開了休息室，讓陳永貴自己好好思考。

鄧公對於陳永貴如此嚴厲，倒不是針對陳永貴個人，實在是改革開放推行過於困難，如果不表現出強硬的態度，好不容易探索出來的道路，可能又要被堵死。

也許是鄧公的話起了作用，此後，陳永貴沒有再大張旗鼓的對改革開放路線提出反對意見。

而且，經過反思之後，陳永貴覺得自己的眼界，已經不再適合國務院副總理這個職務。

所以，他主動提出了辭職。

改變命運

陳永貴之所以在改革開放這件事情上，表現的如此執著，其實也和他個人的經歷有關。

國務院有過很多任副總理，但陳永貴的生平是其中最特殊的一個。

陳永貴並非革命隊伍出身，還沒有上過學，他之所以能夠進入中央，是因為有著極其突出的個人事跡。

陳永貴出生在一個人們耳熟能詳的地方——大寨。那是人們心中的模範村，當然，在陳永貴年輕的時候，大寨幾乎就是一片寸草不生的荒地，經常爆發洪水、泥石流。

在這裡，餓死都成了尋常事。當年大寨周邊還流傳著這樣一首童謠：「當長工，沒鋪蓋，賣兒女，當乞丐，好女不嫁窮大寨。」

陳永貴家裡，也有四個人死於貧窮和飢餓。在那個困苦的年代，大寨人幾乎已經認命了，可是陳永貴卻不認命，他決定改造大寨的環境。

他把全村的男女老少召集起來，在白駝溝修築了二十四道堤壩。

他們干這活的時候是冬天，大寨村氣候嚴寒，滴水成冰。可是，在陳永貴的帶動下，全村沒有一個人退縮，18天的時間，他們便完成了這項艱巨的工作。

可這遠遠不夠，接下來的時間裡，陳永貴繼續帶領村民大力墾荒。

當時很多人都覺得陳永貴瘋了，窮了幾百年的大寨，就算墾荒，又能長出多少糧食？

可陳永貴創造了奇蹟。第二年，他帶領村民們在大寨修起了梯田，可他沒想到的是，梯田剛修好不久，虎頭山山洪爆發，他們兩年的努力成果化為烏有。

雖然他們已經壘起了石壩，可是，村民對於自然的認知是有限的。

他們並不懂得如何科學的引導山洪，所以，面對天災，顯得無能為力。

有許多人都打起了退堂鼓，可陳永貴還是不放棄。

他在村口的大柳樹下，一遍遍的號召，終於讓村民們鼓起勇氣，決定再跟他干一場。

1957年，大寨村的村民在陳永貴的帶領下，打響了新一輪的戰鬥。

這一次，他們仔細研究了地形地貌，吸取過往的教訓，給洪水留出溝道。

1963年，大寨村再次遭遇洪水。但這一次，洪水被牢牢地攔在了堤壩之外。

解決了洪水這個心腹大患，大寨村的村民們終於能夠安安心心開荒。

曾經只能依靠乞討為生的村民，也終於能夠吃上自家地里種的糧食，土地畝產量從過去的30多公斤一下子猛增到200多公斤。

又過了幾年，大寨村的畝產量已經突破了千斤。

當時正逢60年代末，各地都飽受飢餓的困擾，所以，大寨的奇蹟吸引了全國上下的目光。

陳永貴這個名字也一夜傳遍了大江南北，許多記者千里迢迢從北京上海跑來，給陳永貴做採訪，甚至還有不少外國的記者。

大家都想學習大寨的精神，重複大寨的奇蹟。當然，其中也夾雜著不少質疑的聲音。

一步登天

大寨得到這樣的成果，付出的代價實在太大。

那些奇蹟沒有發生的冬天，村民們完全是靠頑強的意志力磨過來的。

有人抱怨陳永貴把人當做機器用，還有人說，大寨村村民付出和得到的並不對等。

但對於陳永貴來說，他做的一切很值得，至少現在大寨村的村民們活的像個人樣了，他做了一件功在千秋的好事。

國家對於大寨村的經驗非常重視，陳永貴這個領頭人自然也成為了重點培養對象。

他的天地很快不再局限於一個小小的村子，1969年，陳永貴當選為中央委員。

不久前，陳永貴還是大字不識的農民，而現在他突然一躍千里。

甚至，到了1973年，由於大寨精神的熱潮，陳永貴又當選為國務院副總理。

或許在大寨發生的奇蹟，也降臨到了陳永貴個人身上。

對於國家的肯定，陳永貴是滿心激動的，對於自己的大寨精神，陳永貴也大力的推廣。

可是，在工作的過程中，陳永貴卻忽略了一個問題，全國有數以萬計的村子，環境不同、風土人情不同，所以他們改變命運的方式，不可能完全模仿大寨。

然而，當時的人們卻顧不得許多。

大寨已經成為了全國的模範典型，陳永貴一步登天的過程，更是讓許多幹部眼紅。

所以，各地開始不顧實際，強行去模仿大寨，模仿來模仿去，學大寨卻在許多地方變成了表面功夫，村民們出了力，卻並沒有像大寨的人們一樣吃飽飯。

甚至，一些目光短淺的幹部，為了響應大寨精神，在東北一望無際的平原上，也要模仿大寨開出一片梯田。

更有甚者，完全忽略了陳永貴的勞動成果，只關注他們前期的辛苦，盲目的帶著村民，也和當年的大寨一樣在寒冬半夜裡修築堤壩。

這完全成了無用功，沒有換來更多的糧食，只讓無數的農民叫苦連天。

陳永貴是大宅精神的締造者，可隨著時間的推移，陳永貴所堅持的大寨精神，也慢慢的變了味兒。

陳永貴是一個很固執的人，這種性格有好處，也有壞處。固執，可以讓他在最貧窮的年月，帶著村民用雙手開闢出一條生路，可也是這份固執，讓他很難再接受新的思想。

比如70年代，隨著科技的進步，國家也開始推行機械化，大寨周邊幾個地勢坎坷的村子，都在山上安裝了滑道，這樣挑糞、挑糧食，就不用再浪費人力了。

然而，陳永貴卻對這個方法嗤之以鼻。他並不理解滑道這種先進的裝置，而且，他還對大家表示，用這種辦法會讓大家丟了艱苦奮鬥的意識。

所以，在村裡領導勞動的時候，陳永貴還是堅持用自己的肩膀，把沉重的糧食一步步的挑下山。

陳永貴自己都願意辛苦，大家自然也有樣學樣。

陳永貴那時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固執正在阻撓村裡的進步。

陳永貴並不算一個壞人，然而卻是一個有些落後於時代的人，又偏偏坐在了國務院副總理這樣重要的位子上，於是他錯誤的意見，成為了國家的絆腳石。

在很久之後，陳永貴才終於意識到這一點。

面對記者，當時已經辭職的陳永貴嘆息著說：「我算是吃夠虧了，上面提出九十九，我就能幹出一百一。過去我最看不慣機關的八小時工作制，以後才知道，那是巴黎公社用命換來的一點自由。」

身後毀譽

人們對於陳永貴依然是不失尊敬的，他對名利向來看的很淡薄。

成為副總理之後，陳永貴心裡想的還是工作，要把成功的大寨經驗推廣到全國各地。

也許這個舉動後來被證明是錯的，但陳永貴當時的的確確是希望所有人都能吃上飽飯。

而且，哪怕已經因為副總理的職務調到了北京，陳永貴卻堅持不占國家的便宜。

他拒絕給自己轉北京戶口，也不要國家的額外補貼，堅持拿村裡的工分。

作為副總理，本該給他配相應人數的警衛員、秘書、服務員，但他始終覺得太浪費，幾次拒絕，最後堅持只要一個警衛員。

退休之後，他的生活變得更加艱苦樸素，家裡最值錢的可能就是書架上的一摞書。

偶爾有人來看他，會給他帶一些值錢的禮物。

可陳永貴每次看到人家給自己送禮，便會發火，執著的把禮物退回去，退不回去的，他從自己的工資里拿出錢來原價償付。

他常常對家人念叨：「讓領導幹部富很容易，讓群眾都富，太難……」

隨著時代的變遷，能理解陳永貴想法的人越來越少，但鄧公其實是理解這位曾經的副總理的。

哪怕陳永貴和鄧公有過很多意見上的不和，但鄧公依然尊重他。

1980年，就在兩人鬧過矛盾之後不久，鄧公還說：「挺起腰杆，不要怕罵，罵也是好事。我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會上表揚過大寨精神，學大寨沒有錯。」

鄧公要求保持陳永貴的副總理待遇，即便他已經辭職。

偶爾，鄧公還是會和陳永貴談心，他知道陳永貴的精神是可貴的。

在陳永貴去世之後，也是鄧公力排眾議，要求以副總理的規格為陳永貴舉辦葬禮。

按照陳永貴的遺願，他被葬回家鄉，為他立的碑上面銘刻著「功蓋虎頭，績鋪大地」八個大字。

陳永貴所做的一切，曾經備受爭議，也造成過一些不好的結果。

但在他離去之後，人們依然承認，他是一個有貢獻的人，是大寨村的功臣。

對於辛苦一生的陳永貴來說，能在最後得到他最在乎的人民群眾的肯定，這或許就是最大的安慰。

參考資料：

陳立旭《陳永貴：我是在毛澤東思想哺育下成長起來的》

風葉《真實的陳永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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