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卷 | 托馬斯·哈代：裘德般的「頑抗者」

哈代對這些攻擊的痛苦反應出現在了他11月寫的許多書信中。對亨尼卡夫人、熱恩夫人、道格拉斯、克洛德和高斯這樣的朋友，他一次又一次地用幾乎相同的話語堅持說：《無名的裘德》壓根就不是一部目的小說，尤其不是一部「關於婚姻問題的宣言」的小說，殺豬場景既是一種故意的人道主義姿態，又是對艾拉白拉本質上的動物性的戲劇化體現；而且他唯一擔心的是，人們不是認為該小說對道德有敵意，而是恰恰相反，認為它過於強烈地贊同基督教對仁慈的勸誡，並認為它在強調蘇最終回歸正統信仰時是徹頭徹尾的「高教會派的」。儘管有些異議毫無疑問是誇大其詞的，但它們幾乎無法與一些評論家的奇怪的曲解相提並論。

在這段不愉快的插曲中，哈代再次彰顯了他自己能夠既是「傻瓜」，又是「頑抗者」，就像裘德一樣。他對編輯和評論家們對其作品的反應表現出的明顯驚訝，與他的一處明顯失敗是一致的，即：他沒能意識到他對男女關係的直接處理——由於他不願接受把婚姻作為小說情節的必要目標和結論，這一處理方式又得到了強化——必然會遭到批評和抵制。畢竟，奧列芬特太太在「反婚姻」的背景下討論《無名的裘德》完全有正當理由。

當哈代在連載出版之前就這些問題受到質疑時，他總是準備執行戰略性撤退。由於當時的出版體制要求連載的最後一部分發表之前以書籍形式出版一部小說，所以除了從一開始就寫下他最終打算出版的內容外，哈代實在別無選擇。無論從財政角度而言連載有多麼重要，它在文本上的存在都是短暫的，因此在有必要進行無限的改編甚至是毀損之前，實際上它是可利用的和可任意處理的。一旦恢復的文本以卷冊的形式出版，哈代就不太願意讓步了，即使是在純技術性的細節上。

商業出版體系讓他贏得表達自由

在受到不公正的攻擊時，哈代沒有過多或深入思考他自己的第一次自衛反擊的正義感或適當性。他不願意或沒有能力區分對作品的攻擊和對作者的攻擊，他也不情願忘記或原諒傷害過他的人。哈代個人對公共引文的生動運用源於一則要燒掉《無名的裘德》的聲明，該聲明出現在威克菲爾德教區的主教威廉·沃爾沙姆·豪寫給《約克郡郵報》的一封信中，豪是一位有一定聲望的牧師和讚美詩作家，卻被哈代認為是一個不屑一提的「悲慘的二等教士」。從某些方面來看，這是一個喜劇情節，《生活和工作》確實注意到，燒一本厚厚的書絕非易事，既然主教選擇在盛夏時節來表達他的姿態，他大概就不得不為了燒一本書而專門生起爐火。

哈代多年來在大都市的俱樂部和友情上的投資，終究沒有在他的職業上發揮良好的作用。許多比哈代更自信的作家都很難忽視親密的朋友所說的傷人的話，哈代的工作和個人生活如此難以區分地交織在一起，幾乎別無二致。他如此執著地汲取已知的和經歷過的現實，他的生活主要就是每天集中大量的時間待在麥克斯門的書房裡，這幾乎是他唯一的生活方式，對於這樣一個人來說，他在接受批評時，最終受到威脅的不僅僅是經濟上的成功或社會聲譽。在最直接的層面上，哈代將帶有敵意的評論視為對他的專業精神的直接的、故意的反應，它們是在聲稱從實踐能力方面而言他不擅長創作故事連載、長篇小說、短篇小說、詩歌，因而損害了其聲譽，並危及了其作品的銷量。引申開來，這種批評還傾向於給他因文學上的成功而業已取得的地位蒙上一層陰影，使他受到個人的嘲弄，使他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更清晰地進入人們的視野。

要評論他對負面批評表現出的敏感的生硬性，實際上就是要承認那種不可分割性，就是要主張一種令人緊張的、可疑的、來之不易而緊緊抓住不放的正直，正是憑藉這種正直，哈代努力實現了自己成為一名藝術家的目標，不是在他本希望過的那種理想生活的背景下，而是在他個人命運中的咄咄怪事和商業出版體系中的緊急情況強加給他的「骯髒的現實生活」的背景下，而只有通過那種商業出版體系，他才可以贏得更充分的自我表達。哈代從一開始就珍視藝術家角色的崇高理念。他對雪萊敬慕有加，視其為英雄般的藝術家；他可以稱讚亨利·詹姆斯為敬業的藝術家，「一個真正的文人」，儘管他不喜歡他的為人。作為一個藝術家，他無情地苛求自己，也苛求不能完全理解他的艾瑪。當他為自己的作品辯護時，他迂迴曲折，爭論中或誇誇其談，或閃爍其詞，這是因為帶著近乎恐慌的心情，他感受到了一種威脅，不僅是對他作為一個文學商人的財富的威脅，而且是對他藝術家自身的完整性的威脅。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869期第8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王立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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