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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因為偶然而暴露的異代同調事件，也許可以看作虛構故事的當代翻版。
原文：虛構賦予特殊事件普遍意義
作者 | 東莞圖書館 楊河源
圖片 |網絡
在後現代史學倡導者安克斯密特所稱的「後現代歷史編纂學」，或者微觀史學早期三部代表作當中，相比勒華拉杜里《蒙塔尤》分析微觀環境社會的大部頭，相比金茨堡《奶酪與蛆蟲》依序展開故事而間雜的三觀思辨，娜塔莉·澤蒙·戴維斯的《馬丁·蓋爾歸來》（劉永華譯，海南出版社，2023.2），故事情節更為緊湊，主題更加集中，背景更為生活化，超越時空的通約可能更大。
提供了一個迥異中國文化的解釋
1548年，在法國庇里牛斯山區的一個小村莊，一個富裕的農民馬丁·蓋爾拋妻別子，舍下家業，一去多年，杳無音信。八年後，他卻突然出現在村子裡，令家人、鄰里既驚訝又欣喜。儘管樣貌有不少變化，他還是受到了眾人的歡迎，與妻子重新過上了幸福生活，並生下一個女兒。可是，他與親叔叔產生財產糾紛，引起家人不滿。與他相親相愛的妻子迫於壓力，聲稱她被一個冒名頂替的騙子蒙蔽了，將他送上了審判席。 這個案件從地方法院一直鬧到最高法院，雙方各執一詞，鄉鄰們也莫衷一是。就在這個馬丁·蓋爾幾乎讓法庭相信他不是騙子，即將做出有利於他的判決時，真正的馬丁·蓋爾出現了。
娜塔莉·澤蒙·戴維斯埋首檔案，利用婚書、遺囑、交易文書、糾紛與仲裁書等多種材料，試圖通過講述這一離奇的冒名頂替故事，再現16世紀法國農民的經濟社會生活和精神世界，以及近代早期法國的國家司法體系。
「維拉女士傍晚到伊萬家做客，對主人說：『我是順路來告別的，明天輪到我上斷頭台啦。』『親愛的，』伊萬高興地說，『真太巧了，明天我們也上斷頭台。』伊萬留她住宿，明天一起上斷頭台。過一會伊萬的朋友密西爾來了，他為了和伊萬一家一起上斷頭台，與同事調換了斷頭的次序。第二天他們喝過茶，一起到宮廷廣場斷頭。廣場上已經擠滿人，排了三個長隊。斷頭效率很低，每天只能斷五百人的頭。劊子手和等候斷頭的人對延宕時間都有意見，準備聯手向政府抗議。這時張貼出托洛茨基的《告人民書》，要求上斷頭台的人自覺維持秩序。」 俄國諷刺作家苔菲在小說《斷頭台》中的描寫，中國讀者讀來恐會覺得荒誕，難以理解。《馬丁·蓋爾歸來》敘述的迪騙結局，也許提供了一個迥異中國文化的解釋：「法院的這一決定後來至少遭到一名法律界人士的指責。不應根據里厄法官的判決將他斬首，而是應該將他弔死，這才適合他作為一個放蕩不羈的浪人、作為一名平民百姓的身份。」這點詮釋透露的信息，是枚鑰匙，可以打開遍布歐西歷史上陳屍十字架和斃命斷頭台的重重厚門。
故事的當代翻版
《皇帝的新裝》因為入選中國小學教材，龐大的閱讀基數也就意味著，安徒生的這則童話故事也許有著最為廣大的知名度，相應地，給受眾打了一劑防騙的疫苗。只是這劑疫苗的效用似乎有限，不然，為何隨處可見千萬不要相信陌生人的口號，隨時可聽見謹防受騙的提醒？也許因為， 在我們的人性深處，深藏著喜歡恭維、恐懼指愚的弱點吧。阿諾·迪蒂爾這位400多年前「偉大」騙子的故事，之所以被與審的法官、目擊的記者、人文主義者如蒙田以至當代電影工作者、史學家一再書寫講述，也許就是因為其故事所能呈現的騙術邊界、豐富人性，遠遠突破了尋常想像，警醒著自以為眼見為實的諸多證人們……還有其他可能！畢竟，騙術並未絕跡。
《馬丁·蓋爾歸來》附文《再造冒名者》以1979年發生在上海藝術劇場一名自稱李曉勇的冒名者故事開篇：冒名者電話稱「替當時居住在北京的一位老革命的兒子訂一張票」，居然輕易如願。之後，冒名者一路綠燈，「搞到上海某大學領導公車的使用權——在步行和自行車的世界，這是稀缺的資源，也是地位的象徵。他還與一位年輕漂亮的女演員訂了婚，並住在她家」。無獨有偶，1988年，普林斯頓大學通過了亞瑟·霍格的化名入學申請，翌年，入學的霍格「在普林斯頓混得很不賴，各門功課和大學田徑隊賽跑都取得了優異成績」。這兩則因為偶然而暴露的異代同調，也許可以看作馬丁·蓋爾故事的當代翻版。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863期第8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宋獻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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