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獄警察非正式「退休鑑定」

「那些以前的事啊，現在想想真的是有意思……」母親有些感慨地說道。

母親已經退休7年了，在元江監獄工作了44年的父親也馬上就年滿60。從1978年到2022年，父親和母親在元江監獄，從相識到戀愛、從戀愛到結婚、從看著兒子長大到看著孫子長大，在元江這個炎熱的小城裡，父親和母親匆匆走過了大半生。

從警半生，很多記憶一定會隨著時間漸漸褪色，但如果能夠回到過去，我特別願意再看一看，父母那些與監獄相伴相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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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到了三個多月的父親

1984年年底，中國女排奪得三連冠、中英簽署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中國戰略飛彈部隊首次參加國慶閱兵……雖然這些大新聞的熱度還沒有完全褪盡，但是對於那個時候的父親來說，最掛心的只有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孩子即將出生

因為怕工作忙沒有時間照顧，父親趕在母親預產期兩個月前就把她送到了鎮沅，交託給了我的外公外婆照顧。在那個車馬郵件都慢，一生只夠愛一個人的年代，雖然彼此相距只有幾百公里，但已經足夠讓一個即將當父親的男人時時刻刻牽腸掛肚了。

第二件事情是追逃

那年12月，有2名罪犯從農場脫逃。因為堵卡點很多，並且上級要求在當月捕回，追逃工作的壓力和強度都很大，當時還是個小年輕的父親，自然被安排承擔這個任務。父親和一位老警察組成一組，一路沿昆洛線搜索。

12月30日上午11點多，父親和搭檔在結束了對檢查站的清查後返回普洱縣的招待所，準備休整一番後繼續在當地搜索。可就在父親放好行李後走到陽台向下看時，發現遍尋多日不獲的兩名逃犯居然就在人群中。父親趕忙叫上搭檔下樓悄悄地接近兩名逃犯。做賊心虛的逃犯也發現了穿著軍綠色警褲的父親，因為群眾太多也不能開槍，父親只能拔腿就追，父親雖然個子小可是腿腳快，第一時間就將分頭逃竄的其中一名逃犯摁翻拷住，在把他交給了搭檔後，父親又追上了另一名逃犯，完成了任務。

記得父親給我講起這段經歷的時候，我還開玩笑說，工作這麼多年也沒遇上一次追逃還挺遺憾的，父親卻意外嚴肅地對我說，我希望你一輩子都不要有這種經歷。

在1985年元旦的前一天，父親和搭檔成功將逃犯押解回元江。按理來說，任務完成了，父親應該可以請個假去照顧母親了，但是馬上就要開始一年一度的元旦春節安保期，父親的假沒有被批准。

三個多月後，我滿了百天，父親才見到我第一面。

在聽著父母給我講起的這段往事的時候，我本以為他們會有一些遺憾或者酸楚的情緒，但是父母的語氣卻出奇地平靜。

在那一輩監獄警察心裡，「公家的事很大，個人的事很小。」這個道理是一種無需詮釋的理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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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的田館和母親的會計室

監獄警察孩子的童年，總是或多或少會與監獄有關的某些事物產生交集。

因為在他們眼中，學校、家、監獄圍牆、家屬區、食堂、罪犯勞動改造的農田廠房、軍綠色的制服、灰藍色的囚服，就是他們眼中的整個世界。

母親是中隊的會計，工作時間朝九晚五，而父親則是從事帶班工作，工作時間兩頭黑。早上六點半父親送我去到學校以後，就要馬上回監獄帶罪犯出工，如果收工時間早，父親就會到學校門口接我放學，但這種驚喜很少，大多數時間我都是自己走幾公里路回家。每天的晚飯後，父親照例要進監，出來的時候我已經睡了。

在我的整個童年時代，父親參與的場景非常少，但是我總有方法創造和父親見面的機會。

那個年代的縣城小學，周末補習的風潮還沒有興起，做完為數很少的家庭作業以後，基本上就是我們玩耍的時間，但是因為農場離城比較遠，又沒有什麼零花錢，所以都是在家附近「窮游」。

而我最喜歡去的地方，是父親的田館。

所謂田館，就是水稻田旁邊曬場旁的幾間房子，兼顧了農具存放和晾曬的功能，當然也養著幾隻雞，甚至還養過一窩海狸鼠，那些年，農場主要從事大田生產，每個分隊都有自己的責任田和田館。從家走到田館也就10分鐘的時間，周末的上午，我都會去父親的田館附近玩耍。

一路上，水稻田裡都是在勞動改造的罪犯，遠遠的就能看見父親在田邊站著，戴著草帽，穿著一件藍色的汗衫，軍綠色的警褲挽著褲腳，就是一副「田埂警察」的模樣。父親對我的到來也是見怪不怪，也就由著我在田館附近玩，玩螞蟥、捉泥鰍、逗弄海狸鼠、搗鼓脫殼機、刨土攆雞……玩累了就跑到父親身邊喝他的大口缸茶水，或是蹲在刷著三株口服液的廣告牆角下乘涼。午飯的時候父親偶爾高興了還會殺只雞，那我也就能混到一隻雞腿啃啃。

玩到中午，父親就會攆我回家，而我早就計劃好了自己的下一站——母親的會計室。

如果說去父親那兒是「武玩」，那到母親那兒就是「文玩」。母親是個「半路出家」的會計，剛到元江監獄時是個車工，和父親結婚以後才學的會計。每個月總有兩個周末母親要加班做帳，我也就又多了一個去處。會計室門口有一株朱槿花，每次進門前，我都會摘下一朵吸口花蜜，很甜。進門後母親只是抬頭示意我坐下，然後眼睛撇了一下旁邊桌上早已為我準備好的紙和筆，就不再理我了。母親的手很巧，削的鉛筆總是又長又尖特別好寫，而且還有很多草稿紙，足夠我畫上整整一個中午。

會計室很靜，靜到母親的算盤聲都像是鞭炮在響，我一邊畫著小人打架，一邊「咻咻咻咻」地配著音，我和母親背靠著背，由著時間蘸著朱槿花的香甜，在時間的研臼里，把一個又一個春夏磨進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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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里和50公里

初中，我去了寄宿制學校，學校離家差不多5公里，一星期回家一次。那時候正是青春期，聽不得許多父母的嘮叨，住校也覺得挺好的。

記得父母嘮叨的最多的，就是要好好學習，不然以後會過得很辛苦。而他們的舉例對象，基本上就是他們自己。

20世紀末，監獄警察的日子其實並不好過，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發展，原有的產業結構面臨著嚴峻的挑戰，監獄也是一樣，。那時候，警察的工資是否能按時發放完全要看農場經濟效益的好壞。雖然還不至於遇到吃的問題，但是生活水平卻一直不高，不用說改革開放初期那一批「先富起來」的弄潮兒或是縣上機關單位的公務員，就算是單位駕駛員的日子也遠比帶班警察滋潤得多。

那時候，為了搞活生產經濟，彌補監獄經費不足的窘境，有條件的監區都成立了外役分監區，組織罪犯開展外役勞動，參與縣城舊城區改造、體育館、高速公路、水電站的施工建設，甚至是創辦銅礦和到幾百公里外的地方架設光纜。而對於參加外役勞動的罪犯，當地的居民也都已見怪不怪，這也算是那個時代監獄駐地的一個特色「符號」了。

在外役點，監獄警察都是與罪犯同吃同住的，遇上外役任務的地點比較遠的，一個月回不了一次家也是常事。

因為從小與父母都是聚少離多，監獄警察的子女與同齡人相比，性格大多比較獨立，雖然沒見過什麼大世面，但卻很懂得與現實和解。

記得是初三下學期的某天，我在學校里被突然倒下的排球桿砸中了腳拇指。估計是砸狠了，當時也不覺得多疼，再加上都是血也看不出來多嚴重。在校門外的小診所撒點藥簡單包紮了一下，我就回到了宿舍，也不是我心大，只是因為還沒放學，校門口有車的可能性很小。

可是，一直往紗布外滲著的血反覆提醒我似乎事情不妙。

我一蹦一蹦地來到校門口，用公用電話打了父親的傳呼機。接到父親的回電後，聽見電話那頭轟隆隆的背景音，我就知道父親還在離家50多公里的外役點，來接我是不可能了。在電話里我簡單和父親說了一下情況，父親讓我回家找母親，叮囑我一個人小心一點後就掛了電話。

我也不慌，在校門口等了好一陣，終於坐上了車。來到監區家屬區附近的一條小路邊上時，母親已經等在了路邊。從下車的地方到監區的醫務室大概有500米的距離，母親扶著我一步一步挪到了醫務室。

重點來了，監區的醫生把我腳拇指上的紗布解開後，忍不住爆了句粗口，說這指頭都快被砸成兩瓣了，怎麼只是撒點藥包起來，必須要縫針！

而且沒有麻藥……

時間長了，當時的痛感早就忘了，只是到現在我都還清楚地記得，縫針時母親扶著我肩膀的手發抖的頻率，和父親在電話里機器的轟鳴，出奇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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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父輩站在同一起跑線上

大學快畢業的時候，父母極力要求我考監獄警察，說實話當時我內心是拒絕的，倒不是有多高遠的志向，僅僅只是因為看了這麼多年父母的工作和生活，實在是有些審美疲勞，也著實不想再重複父輩的生活了。

但最後我還是聽從了父母的建議，畢業後報考了監獄警察，現在想來，一份穩定的工作也確實是挺香的。

2007年我考進了元江監獄，後來成了家，妻子也是同單位的警察，一家四口都成了同事，將審美繼續疲勞下去。

剛參加工作時我在監獄三監區從事帶班工作，從一個生活在家屬區的「旁觀者」到自己穿上警服親身實踐，還是很有新鮮感的。

但是，這世上貶值最快的恰恰就是新鮮感，對監獄警察而言，日復一日的堅守才是保值率最高的東西。

每天早上6點半，我們就要坐半個小時的車將幾十名罪犯帶到外役點勞動。在外役點帶班基本上是兩頭黑，中餐晚餐都要在工地上吃，由於元江天氣悶熱，沙場又沒什麼樹蔭，熱的人心情煩悶。最讓人頭疼的是那有一陣沒一陣的風沙，在吃飯的時候突然一陣風刮過來，飯盒裡的菜馬上就被加了「灰砂椒鹽」……到晚上八點收工回來後要是輪到進監，那就一直要到晚上十點才能回宿舍，刷洗乾淨睡下後，一天也就過去了。

而這樣的場景，幾乎每天如此不曾改變。

我曾經問過父親，當一輩子的帶班警察，難道不會厭倦嗎？父親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幹著走你就會知道了。」

我對這個答非所問的回答並不滿意，但是沒辦法，畢竟已經選擇了這份職業，不做車手，難道去賣豆腐？

三年後，我離開了監區，來到機關工作，在這裡我得以用不同的視角來看監獄警察的工作，但是監獄警察的工作模式和整個監獄的氛圍與多年來形成的固有印象並沒有太大的變化，一直到了2012年。

2012年無論是對於國家還是對於元江監獄來說，都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

2012年11月8日，黨的十八大在京召開，開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代。而也就是在這一年，元江監獄成功開展了規範化管理。而這，也讓我們這些年輕警察得以和父輩們一起，站在了同一起跑線上。

或許只有親身經歷過的人才會真切地感受到，那些從田間地頭到習藝車間、從「田埂警察」到警容嚴整、從穿過層層甘蔗葉的點名聲到對講機里指揮中心的呼叫……這些改變，是多長的一段距離。

這段距離，是父輩們用了幾十年的時間積累出的質變，更是一代又一代監獄人的血汗結晶。

有時候我會想，在幾十年前的某個迴蕩著收工歌的傍晚，在田埂上踏著夕陽向監舍走去的隊伍中，某個戴著草帽、腰挎佩槍的某個身影，有沒有曾在遠方被染紅的雲中，看見過現在這般模樣的監獄。

時間從來無法剪輯，只會一幀一幀順序播放，未來監獄工作是什麼樣，或許只會像父親說的那般，「幹著走」才會知道。

幾十年的時間，

有些人走向海，去看萬里疊浪，

有些人走向山，去尋古寺清庵，

也有些人選擇成為一塊磚，

被砌進了守望燈火的牆。

或許直到最後，

很多人只是踏進過淺灘、

只是被谷中青霧沾濕衣裳，

而砌在牆裡的磚，

卻用一生記錄下了時間的風霜。

高牆還是那道高牆，

有多少人還記得，

他們年輕的模樣，

他們來時的模樣。

現在，父母都老了，

母親從曾經愛打我的年紀，

到了現在這般愛打扮的年紀，

父親也從曾經愛做夢的年紀，

到了現在這般愛做菜的年紀。

母親的退休生活是幫我們帶孩子，而父親對於退休生活的暢想，則是想帶著母親多出去走走，去老家農村吃席喝酒，去好好感受這世間的煙火。

而我要做的，不過是沿著父輩們的足跡，

用一輩子的職業生涯去回答那三個問題：

你是誰？

這裡是什麼地方？

你來這裡做什麼？

後記：

母親退休時，就想寫一篇老警察的故事，但是總覺得父親還沒退休，把一篇簡簡單單的回憶弄得很銷魂感覺也不太好。總算等到父親也馬上退休了，馬上要開啟讓我艷羨的生活新階段了，才想著要把這個想了幾年的稿子完成。

監獄警察的故事著實不精彩，舞台中央也不是我們的位置，但是那些沒有被聚光燈照射的地方，我們一定也曾見過，那些被台上的光映出輪廓的臉龐。

來過了，也就不負此生了，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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