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走出佛系，重建現代個體態度與民族文化道路 | 社會科學報

梁漱溟先生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談到，十餘年來傾向這種人生態度的人日有增加，以至於他本人也在1922—1926年的四年時間裡，獨居自修、與外隔絕以求「出世」。比如，有奉行吃齋、念佛、讀經、參禪、打坐等生活的人，還有扶乩、拜神、煉丹、修仙等樣的人。他指出這一社會現象背後的原因，大抵是因為連年戰亂和生計侷促，無法過上安穩生活，這是佛化生活流行的外在原因。而究其內在原因，就是中國人無法在西化思想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本，然而傳統文化又無法提供可信服的人生思想。同時，對傳統文化思想的批判，而新的文化思想尚未建立，是其主要原因。就其個人而言，更多的是為自己和中國求得一個美好未來的全部努力，在殘酷的社會現實面前遭到無情的嘲弄。

於是，濫觴於上世紀民族國家現代化命運的探索，以一種什麼樣的文化態度面對並進入現代化，就成為現代化道路的內在文化要求。這其中揭示了一個被宏大歷史敘事所「隱蔽」的重大問題——如何面對現代生活，現代世界對個體的異化以及個體間的疏離感並不能被一勞永逸地克服。在現代歷史進程中，這始終存在於民族性的精神生活之中——對於個體而言內化為自我的人生態度，對於整個民族而言則外顯為文化路向的抉擇。

重構現代剛毅、奮鬥的人生態度

同樣百年前，陳獨秀先生在《敬告青年》一文中就對青年人大聲疾呼：「我之所以想要這樣涕泣陳詞，只是希望我們國家的新鮮活潑的青年人，能夠自我覺醒並奮鬥！」近代中國在經歷了從器物、技藝到政治體制、機制的漫長摸索之後，倫理文化層面的訴求就成為「最後的覺悟」。於是，「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後覺悟之最後覺悟」。當然，這種覺悟的發生，一方面是面對古今之變——三千年之大變局——現代生活的人生哲學、人生態度；另一方面則是對於東西方文化關係以及中華民族文化出路問題的覺悟。如此，二者發生的現實境況就表現在個體生命的價值追求與民族國家的現代命運糾纏在一起。

當下，在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與百年前無路可走的歷史境遇截然不同；但是，個體生命的精神狀態再次與民族國家命運相關聯。隨著民族國家的發展與物質生活水平的提升，佛系也逐漸從一種厭世、逃避的人生態度與情緒，轉變為一種無欲無求、不悲不喜、雲淡風輕的生活態度。當生活的天平在機會運氣、階層固化、代際傳遞面前失衡時，佛系給人開出了一副「清涼散」的藥方，但是終究不可能讓人在彼岸世界獲得真正的解脫。

當然，如果僅僅把佛系作為一種純粹個體的、自然的生活狀態，似乎也無可厚非。然而，在面對現代大變局的民族與個人雙重衝擊之時，佛系不僅不能帶來正確引導，反而將人與社會導向歧途，應該大力反對。正如梁漱溟先生所指出的：「那麼有幾個是從此而得救的呢？還有那許多人就是該死嗎？既不能把人渡到彼岸，卻白白害得他這邊生活更糟亂，這是何苦？不但禍害人而且糟蹋佛教。」那麼，面對於此，中國人進入現代化生活的一個重要的文化使命就是重構奮鬥、剛毅的人生哲學與態度：「我們非把人類送過這第二路生活的一關，不能使他從佛教得救，不能使佛教得見其真。」這一點從梁漱溟先生的個人際遇中得以集中展現：經過四年吃齋念佛的真實人生體驗，即便個人心嚮往之，但面對芸芸眾生終究不可行。而這更多的是在面對父親梁濟「這個世界會好嗎」的疑問上，個人的選擇不僅僅是為了自己，更要為了這個世界。因而，從這個角度來看，百年前無論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還是所謂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在面對現代化的歷史潮流時，重塑國人的文化態度是彼此的共識。

佛系的產生無論是個體性還是民族層面的原因，無論是自然狀態還是人生態度的選擇，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走出」。於是，走出佛系，就成為一種現代的人生態度、一種構建現代文明生活的能力，即這種剛毅、奮鬥的人生態度是從何處來的，在現代生活中又是如何構建起來的。

首先，在中西文化關係上，近代以來中國人受困於面對強勢的西方文化如何「自己做主」的問題。正如艾愷在《最後的儒家》一書中所指出的現代化的「兩難」——如何在全盤西化（現代化）的同時保留中國文化的根本態度。但是，受制於歷史現實條件，簡單地把「現代化=西方化」就無法走出這一文化難題。這種現代人生態度的重建要植根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中，而且中華傳統文化資源的激活是在引入馬克思主義之後。其次，剛毅、奮鬥的人生態度是在中華民族現代生活中展現出來的，不僅是在精神生活，還有社會生活、物質生活等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梁漱溟先生認為「剛」可以概括孔子全部哲學，就是「裡面力氣極充實的一種活動」；而奮鬥是一種積極進取的精神力量。最後，這一人生態度的構建並不是「先在」的、預先設計的，而是在歷史的實踐中「活出來」「過出來」的。在歷史辯證發展中，正如恩格斯所言「德國無產階級是德國古典哲學的繼承人」，中華傳統剛毅文化的現代繼承人就是中國無產階級、中國共產黨人，尤其是青年人。中國共產黨100年的發展史，就是一部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為世界謀大同的奮鬥史。在中國共產黨人長期實踐中形成的堅定理想、百折不撓的奮鬥精神，是推動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事業不斷前進的強大精神動力，已深深融入中華民族的血脈和靈魂。在回顧百年前的巨大轉變，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指出：奮鬥是青春最亮麗的底色。「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沒有廣大人民特別是一代代青年前赴後繼、艱苦卓絕的接續奮鬥，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今天，更不會有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明天。

植根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文明結合論

如果說「走出」佛系，是個體自我現代人生態度的重建（心性）要求，那麼這種重建的可能性又是與民族文化資源及其文化路向的抉擇息息相關。比如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就重構了天主教禁欲主義的倫理觀，而為個人在現實世界中的職業活動賦予一種至高無上的天職觀，這種特殊的社會精神氣質（ethos）成就了現代資本主義發展，並進一步得出資本主義是基督教文明的產物的結論。因而，一方面，先發的現代化國家西方文化必然成為一種強勢文化，以至於產生現代化等同於西方化的認知定勢，並採用西方化的方式進入現代化；另一方面，如果拋開理想型資本主義的文化決定論標籤，這也向我們指出任何一個民族國家的現代化都必須植根於自身的文化資源，並在文明互鑒中解決現代性問題。

於是，「走出」佛系的方式與思想文化支撐蘊含於民族傳統文化的特質與現代轉型方式上。然而，歷史弔詭之處在於，百年前的全盤西化派與文化保守主義在「走出」佛系的文化態度上共同指向了西化。在經歷了近代中體西用的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與辛亥革命的制度變革之後，以至於文化保守主義者的自我認知與審視同樣也是站在「現代高度」，固執於傳統文化的文明路向顯然與現代文化格格不入，即傳統的現代化歷史進程是不可避免的。梁漱溟先生就把世界文化劃為三種不同的路向——西方文化是意欲向前要求為根本精神的，中國文化是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其根本精神的，而印度文化則是意欲反身向後為其根本精神的。於是，三種文化就對應三種路向的人生態度——第一種向前奮進、改造局面的路向，第二種是不去要求解決而是變換、調和、持中的態度，第三種是想取消問題、轉身向後的做法。很顯然，三種文化中只有西方文化在路向上是與現代化相匹配的，而且文化路向上的不同導致相互之間無法融通調和，這又把中國傳統文化推上了「絕路」。於是，在面對現代化時傳統文化沒有出路，全盤西化又在現實的政治與社會運動中屢屢失敗，第三種佛系的路向似乎就成為無奈之下的選擇。

這一現代中國文化路向難題的根本解決，是在引入馬克思主義之後，在辯證邏輯之下找到了自我做主的道路。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在近代中國最危急的時刻，中國共產黨人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並堅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用馬克思主義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華民族歷經幾千年創造的偉大文明，使中華文明再次發出強大精神力量。」歷史證明，我們在面向現代化的文化路向上，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是文化結合論。當然，這是從馬克思主義「從後思索」的結論。第一，對傳統文化的激活，「使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的」。中國傳統文化路向的轉變不是簡單的西化、重走西式的現代化之路，更不是「禮失而求諸野」鄉土中國的返歸，而是在對資本主義的現代批判的高度上而展開的，這一歷史進程也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同時，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不過是民族生活的種種方面」的具體體現，是中國人重新收拾精神、自作主張的歷史抉擇，也造就了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

第二，踟躕不前的人生態度在革命鬥爭中得以洗禮與升華，使得愛國主義與團結奮鬥成為時代精神。也就是說，中國人「走出」佛系的心路進程，並不是自我覺醒的中國傳統悟道方式，也不是西方自由主義啟蒙方式，而是與民族國家的現代歷史進程相一致的。從五四運動開始，中國人尤其是青年人的人生態度的現代重建就與國家現代化進程息息相關。這集中表現在彰顯自我的覺醒意識與整個民族的覺悟相統一，其核心是「愛國主義」，從而在精神層面凝聚起四萬萬民眾政治上的「愛國心」。改革之初則表現為迷茫人生的「潘曉之問」——在時代的前進道路上，「人生的路呵怎麼越走越窄」？這在剛剛拉開改革大幕的中國社會中迅速引發共鳴與反思。然而，並沒有自怨自艾的80一代憑藉著開拓創新、勇於擔當的精神品格譜寫了一曲感天動地、氣壯山河的奮鬥讚歌。

第三，「走出」佛系，也是現代中國人實現精神上獨立自主的必經之路。百年前，從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的「倫理覺悟」到喚起人民的「精神主動」，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帶領下中國人民完成「精神突圍」，在自強不息、陽剛乾動的傳統文化資源基礎上重構了現代革命奮鬥精神。從主觀世界來到客觀世界，表現為民族復興的覺醒意識與行動意志，構成維繫民族共同體的精神家園。更為重要的是，「第二個結合」的提出讓我們能夠在更廣闊的文化空間中，充分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賡續精神血脈，最終以兼收並蓄的開放胸懷實現精神之中國的獨立。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868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宋獻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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