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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自願的返璞歸真，正成為群體貧困的唯一有意義的替代。
文 / 巴九靈（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
「你是誰？」
當有人在生活中這樣問你時，你的回答是什麼？
許多人的回答，會始於姓名，終於職業。工作，也是你身份的重要構成部分。當被問及「你為什麼而工作」時，你的回答又是什麼呢？
「在過去，工人通過自己設定目標、自己控制進程獲得工作的意義和動力，但現在，他們只能被動地完成由他人設置和控制的任務，工作對他們而言失去了意義」。
這個犀利的回答，來自於猶太裔社會學學家齊格蒙·鮑曼的一本小書《工作、消費主義和新窮人》。這類刀鋒一般的表述，在鮑曼這本小書中隨處可見。但鮑曼並非以這樣的語言譁眾取寵，他希望不留情面地解剖每一個社會中都不可避免的問題——貧窮。
最發達的國家中也有窮人，而需要關心貧困問題的，也並非只有政府和慈善機構。鮑曼在書中寫道，「不僅因為窮人需要，並值得我們更多的關注，也因為窮人的形象中總隱藏著我們自身的恐懼和焦慮」。
而《工作、消費主義和新窮人》這一書名中就暗示了全書的三大主線。人們為何而工作，人們為什麼會陷入貧窮，社會又該如何正視貧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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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時候，人們工作，是為了符合社會的期望。社會對人們有過哪些期望？鮑曼認為，工作倫理和消費審美，這兩大概念推動著人們成為社會的齒輪。
鮑曼在書中指出，現代社會的工廠化階段，可以被稱為是「生產者社會」。因為當時的人們主要以生產者的身份參與其中。社會希望其成員有能力和意願參與社會分工。在這樣的生產者社會中，驅使人們工作一生的動力，是工作倫理。
工作倫理，其本質上是一條戒律，它有兩個外在的前提和一個內在的假定。
第一個前提：為了維持生活並獲取快樂，每個人都必須做一些他人認同的、有價值的事，並以之獲取回報。
第二個前提：安於現狀，不思進取是可恥的。除非是為了完成更多工作，否則休息也是一件不體面的事。
工作倫理告訴人們，即使你看不到任何收益，你也應該繼續工作。 「工作即正義，不工作是一種罪惡」。當大多數人都在努力履行自己的責任時，讓這些勞動者把收益和福利分給那些有能力卻因種種原因不工作的人並不公平。
在歷史上，工作倫理的支持者不僅僅有工廠主，還有希望解決社會貧困問題的其他人。他們認為，貧窮來自於懶惰，來自於不服從，如果可以讓窮人的境遇變得更差，那麼人們就會主動改善自己的生活條件，從而消滅貧困。
舉個例子來說，如果濟貧院的生活條件足夠惡劣，那麼就只有實在難以為生的人才能忍受糟糕的食物和發霉的床板，而絕不會有懶漢來鑽空子，更會讓一般人由於害怕自己也陷入那樣不體面的境遇中，不得不努力工作。
事實果然如此嗎？
19世紀以來的社會現實告訴我們，工作倫理從來都沒有消除貧困。相反地，工作倫理不過是讓人們服從於新的工廠制度的一種規訓。當社會生產力進一步提高，大規模的生產不再需要大規模的勞動力，現代社會逐步從「生產者社會」進入「消費者社會」。
鮑曼認為，消費者社會要求人們以消費者的能力參與其中。社會依照消費者角色塑造其成員，並希望社會成員具有消費的能力和意願。消費審美成為了人們工作的內在動力。
什麼是消費審美？簡而言之，在這一機制下，你的消費選擇決定了你的社會地位。消費選擇的自由設定了消費者社會的階層。一個人選擇的自由度越大，自由行使的選擇權越多，那麼他在社會階層中的地位就越高。
鮑曼在書中毫不客氣地指出，「消費者社會不會輕易呼籲延遲滿足。這是一個信用卡社會，而非存摺社會。消費者社會沒有耐心等待」。
在消費者社會中，曾經作為「勞動力後備軍」的窮人被認為是「有缺陷的消費者」。相比於工作倫理中認為貧窮來自於惡習的偏見，消費審美則進一步對窮人的社會地位和改善機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如果你不具有消費的自由，你不僅無能，而且無用。為此你必須工作。
此時，工作不再是自我構建和身份構建的軸心，人們為了永無止境的消費選擇，必須不斷地工作。而消費主義和及時裁員又能提高效率，帶來經濟增長，這似乎是促進社會發展的好辦法。
但現實社會告訴我們，事情並不像理論設想得那樣簡單。後柴契爾時代的英國就奉行了鼓勵消費和不限制裁員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此時的英國獲得了驚人的經濟成功，但也收穫了駭人聽聞的貧困。
九十年代的英國，近四分之一的老人生活在貧困中，是經濟困難的義大利的五倍，是落後的愛爾蘭的三倍。在柴契爾夫人執政期間，處於貧困線的窮人比例猛增了近60%。
人們不得不用其他方法與貧窮對抗。建設福利社會就是一種對策。但人們對福利社會的爭議從未停止，給窮人的幫助是否會再次助長窮人的懶惰？籌措資金的過程是否又會引發腐敗？這些都是福利社會在兩百年的發展中時常遇到的問題。
而貧困問題在全球化背景下還有更深遠的影響。世界是不均衡的，在全球現代化的進程中，欠發達地區往往被視為或作為能夠吸納已開發國家過剩人口的土地，是出口過剩人口的天然目的地。
清除和處理全球現代化過程中產生的人類廢棄物，是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征服的最深層意義。全球化為人口過剩的舊問題披上了新衣，賦予舊問題全新的意義和前所未有的緊迫性。
未來的社會又將如何與貧困作戰？鮑曼在書中提出，人們或許有可能賦予工作倫理新的意義，使其更適用於發達社會的現狀。
人們或許應該尋求新的解決辦法，比如讓收入權利與收入能力脫鉤，工作與勞動力市場脫鉤。這些想法聽起來不可思議，但卻極具現實意義。在這樣的評判標準下，不能獲得報酬的家務和帶孩子也是重要的工作。
鮑曼的這本小書寫作於上世紀末，但其中的洞見，在出版20多年後的今天，仍然有著與生活更為相關的迴響。
而曾經把「勞動最光榮」作為一句自豪口號的我們，開始自嘲「躺平」，這何嘗不是對消費主義的一種「非暴力不合作」？話雖如此，在眾人都奮勇向前時，停下腳步來思考自己真正想要的東西是什麼，仍然是一種奢侈。
以個人的力量去對抗系統性偏見是一件難事。但當人們合上這本小書時，至少可以警惕對弱者的污名化，也可以卸下一些社會加給人們的重擔。
貧困者果真只是因為懶惰才陷入貧困的嗎？我們窮盡一生所追求的幸福生活，有多少是來源於自己真正的渴望，又有多少，不過是消費者社會的期望？
正如派屈克·庫里所言，「群體自願的返璞歸真，正成為群體貧困的唯一有意義的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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