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邢占雙

小時候，每年進到臘月里，母親都要選擇一天時間，對屋裡的衛生進行全面清掃，掃牆，掃凈牆上的灰塵，然後再糊牆，母親說這叫辭舊迎新，一年到頭了，要讓屋裡亮堂亮堂。

糊牆那天，一家人早早吃完早飯，如果早飯吃得晚些，一天的活就要貪黑。屋裡的地火爐子燒著木頭疙瘩，這樣的柴硬實，不用人總往裡填。屋裡暖洋洋的，打好一大盆白麵漿糊，糊牆的材料是厚厚的幾卷報紙，集上買來的，還有幾張漂亮的年畫。

母親抹漿糊，指揮父親和我怎麼糊，哪張畫貼在哪兒，我負責傳遞，父親站在木凳上往牆上和棚上粘報紙，木柜上的收音機滋滋拉拉地響著，播放著評書連播或者是廣播劇，什麼岳飛傳了，什麼楊家將了，夜幕下的哈爾濱了。

糊牆的人幹活一定要心細，報紙要粘得平整，要壓好邊，對得整齊，用笤帚將紙面抹平。糊一天牆，兩手抹糊的全是漿糊。糊棚頂的時候最累人，踩著板凳，累得腰酸脖子痛。

經過一整天的忙活，終於糊完了土牆。一進屋就感覺亮堂多了，也暖和多了，加了一層報紙，也取到了保暖的效果。誰家要是剛糊完牆，一進屋裡，感覺真可謂蓬蓽生輝，煥然一新，和平時的黯然失色是截然不同，大大增添了節日的喜慶氣氛。

牆上的一張張報紙仿佛一本本展開的書。有事沒事我常常盯著那些豆腐塊看，有的豆腐塊得趴在炕上看，有的得登著凳子看，棚上的得仰臉朝天看，累得脖子生疼，有時會出現一篇小文章被另一張報紙壓住了一角的情況，便偷偷地扣開來看，還有的文章結尾在另一個版面，怎麼找也找不到，便會感覺很遺憾。

至今記得，我家炕頭右上角的位置，有一篇文章是寫新年放炮仗的事，那種感覺真是美美的。我想我童年的課外閱讀是從讀牆上的報紙開始的，到別人家去串門，我也常常盯著牆上的報紙看個沒完沒了，直到夥伴們喊我出去玩兒，我才磨磨蹭蹭地離開。

回想起來，家鄉那一家家土牆上的報紙，是開在貧寒歲月里的一朵花，在我心裡埋下了一顆熱愛文字、喜歡文學的種子。

糊牆的時候，還要在牆上貼上年畫。貼年畫是小時候過年必不可少的儀式。相傳中國的年畫，始於唐代，沿至宋代才普遍流行，但仍以張貼門神為多，故年畫可以包括門神在內。

每逢過農曆新年時，家家戶戶買兩張年畫貼在大門上，由大門到屋裡，都貼滿了各種各樣色彩鮮艷的年畫，這些畫象徵吉祥富貴，如意美好。

過年之所以充滿歡樂熱鬧的氣氛，和年畫也有一定的關係。那些日子過得比較富裕的人家，在廳房總喜歡懸掛老壽星、紫微星、福、祿、壽等。至與梅蘭竹菊等花鳥圖，自然亦在歡迎之列。

我家貼過的年畫有《穆桂英挂帥》、《梁山泊與祝英台》等，可能是姥家姓穆的緣故，也可能是小時候聽楊家將聽的，對穆桂英感覺特別親切，是我心目中膜拜的英雄。

我上別人家串門，第一眼也常往人家牆上的畫上看，記得老畢家貼的是《岳母刺字》《三英戰呂布》等歷史人物年畫，他家人都喜歡看書，讀小說，對歷史人物感興趣。

記得大娘家牆上貼的是《花開富貴》、《連年有餘》，一個胖胖的帶紅肚兜的小子騎在大魚上，大娘家三個閨女，她就喜歡小子。

東院老孫家牆上貼的是《十大元帥》《平安富貴》，孫爺爺是這個村裡德高望重的老壽星，知識淵博，孫叔長年開車，希望出門平安。

老魯家一大幫閨女，他家牆上貼的大多是美女年畫，什麼貂嬋、西施了。一個個穿著水袖長袍，梳著如雲髮髻，帶著玉佩玉環，真是漂亮極了。

想起母親講述的故事，一個窮書生，獨身一人，出去放牛，離老遠就看見自家煙囪冒煙，可是進屋裡看卻沒人，掀開鍋一看，熱氣騰騰的飯菜熱在鍋里呢。這個書生就納悶了，是誰這麼好心啊。後來，他再出去放牛的時候，就半路回來，躲在一邊偷看。原來是牆上年畫中的美女走下來了，給他做好飯，收拾好屋子。做完飯又回到牆上去了。後來有一天，書生趁那個美女從牆上走下的時候，撕了那張畫，那美女就回不去了，成為書生的妻子。

回想起來，這是母親對我最早的文學啟蒙。

回想那貼在牆上的五彩繽紛的年畫，在煙火歲月里，不正是展現了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殷殷期待嗎？

如今，改革開放四十年，我們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從泥土房到磚瓦房，到如今湧進縣城，住上了樓房，牆壁都是大白牆，或者貼壁紙，廚房貼瓷磚，屋裡整潔又舒適，過年時擦擦瓷磚，就算打掃衛生了。

曾經那些糊牆貼年畫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成為塵封的往事，回味那些久遠的歲月，雖然貧寒艱苦，卻感覺年味兒十足，糊出的牆充滿歡樂，一切都化作美好的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