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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著名作家米蘭·昆德拉在巴黎去世，享年94歲。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年4月出生於捷克斯洛伐克的布爾諾，他的代表作品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笑忘錄》、《布拉格之戀》等。昆德拉是最具盛名且作品暢銷的作家之一，曾獲歐洲文學獎、耶路撒冷文學獎、捷克國家文學獎等，並6次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
《社會科學報》曾多次刊發關於米蘭·昆德拉的相關文章。而今特此節選舊文重刊，以表深切哀悼。
昆德拉：中國十八年
（原載於《社會科學報》2003年06月12日第8版）
昆德拉何以在中國「熱」？在思想、文化、文學空間日趨見大的今天，我們盡可首先承認其中的「政治性」。不過分地說，昆德拉其人其作的「政治性」經歷了50年的風雨行程，生活在相近的意識形態中的中國受眾在直感上與之親合的重要心理因素。人們在讀解昆德拉的過程中也同時在感受、重溫、思考自己的歷史與經驗。
昆德拉從整體上定位，並非是一位政治性作家。「政治性」只是解讀他的（第）一個層面。昆德拉關心的或更關心的是「人的存在」這個具現代性的大問題。在創作實踐的意義上講，它轉化為「人的生存狀況」與「人的可能性」兩個相關但不同的指向。以積極的反抗行動面對悲觀的世界、以人的自覺尋求自由的未來，這似乎才是昆德拉之本欲。
昆德拉之「中國熱」，還有更重要的一點，那就是他小說的突出藝術成就。王小波曾有言：沒有感性的天才，就沒有杜拉斯的《情人》；沒有犀利的解析，就沒有昆德拉。對小說中的「思辨」的評價自然有見仁見智之說。但只要閱讀昆德拉，思想便不能不被他的「思辨」所激發、激活。
聽昆德拉談樂
（原載於《社會科學報》2003年06月12日第8版）
《被背叛的遺囑》第三章「向斯特拉文斯基即興致意」，毫不誇張地說，是筆者迄今為止所讀到過的中外文獻中有關斯特拉文斯基的音樂意義和音樂價值最有說服力的文字，其中還兼有許多對巴赫、雅內坎（Clement Janequin，16世紀法國尚松代表作曲家）和巴托克作品的妙評。
昆德拉俯瞰整個西方的文學史和音樂史，從令人意想不到的視角窺見到了斯氏所有音樂創作的實質。
昆德拉以一個文學家特有的詩意語言說道：
「一個意象追逐我：按照老百姓的信仰，要死的人在彌留之際，看見的是往日的全部生活在眼前浮現。
昆德拉的鋒利筆觸不時地刺激和提醒我們注意，現代藝術不可替代的獨特美感和在藝術上 的重要性，「它的全新美學和它綜合性的智慧」。
「生命之輕」的對話
——作家韓少功和翻譯家許鈞教授專訪
（原載於《社會科學報》2003年09月18日第8版）
1987年，作家出版社推出韓少功和韓剛合譯的昆德拉的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把這位捷克作家正式帶到了中國讀者面前。
16年後，上海譯文出版社首次獲得授權，再次翻譯出版昆德拉作品，中國又一次掀起收藏、閱讀昆德拉熱潮，而這次是由南京大學外語學院副院長、博導許鈞翻譯了昆德拉最負盛名的作品，並改名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
緣於昆德拉，兩代譯者16年後相聚，開始了一次關於「生命之輕」的對話
記者：在翻譯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融入您對文本的理解，但是您又不能過多地把自己的想法表現在譯文中，這之間的度您是怎麼把握的呢？您認為譯作與原作應該是什麼樣的關係？
韓少功：翻譯是戴著鐐銬的跳舞，既要忠實於原作，又要在一種新的語言文化環境里進行創造。
許鈞：我理解中的昆德拉具有對哲學深刻的思考，有寬闊的文化視野，有對小說技巧的革新，而且他的語言具有鮮明的個人特色。
記者：這兩次翻譯的書名不一樣，韓少功的譯本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許鈞的譯本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分別是出於什麼考慮？
韓少功：Being是形上學的中心詞，它曾經被譯成「存在」、「生命」、「是」……前人譯莎士比亞的作品，把它譯成「活著」，於是就有了著名台詞：「活著還是死去，這是個問題。」我譯昆德拉也參照此法，於是有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許鈞：這部小說無論英文還是法文本，都是所有格，就是「生命之輕」，「生命」是修飾「輕」的，「中」與「的」之間是有差異的。比如「生命的長與短」與「生命中的長與短」之間的差異，是完全不一樣的。根據法文的表述我認為是「生命的輕」而不是「生命中的輕」。名字不同，給大家提供不同的閱讀可能性。昆德拉作品在中國真正的流傳在於廣大讀者本身。我們只是提供了一種可能。
在《生活在別處》中，米蘭·昆德拉說：「這是一個流行離開的世界，但是我們都不擅長告別」。只不過，這一次，不論我們是否擅長，都必須與他告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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