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誌叢談
清人在修志實踐中論述方誌取材和義例的頗多，比較重視理論上的總結。而對於續修方誌，他們反對對舊志增飾修訂，主張保持舊志原貌，更不宜將舊志內容挪移續志，續志應自成一書。
原文 ：清代皖志：取材和義例
作者 | 巢湖學院環巢湖文化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教授 張安東
圖片 |網絡
方誌編纂理論是方誌理論的核心，清代方誌的纂修者對此作過比較系統的論述，在志書的取材、體例、記述內容、纂修方法、編纂人員素質等方面均有一定的探討。本文以清代皖志為例，對方誌的取材和義例作初步探析。
重視理論上的總結
清人在修志實踐中，論述方誌取材和義例的頗多。《合肥縣誌》（嘉慶）修纂者認為，修志必須做到：第一，確定志書體裁；第二，志書內容的採錄編列必須有依據，荒誕渺茫不錄；第三，收錄志書的人和事，不隸邑境者不錄；第四，附會虛妄之說不書；第五，內容互見者歸併。地方志本系載民生休戚之事、因革之務，但事物萬有，專在修志之人慎為抉擇，不繁不簡，採摭精當，方能使志書發揮作用。對於方誌取材的原則，《休寧縣誌》（道光）修纂者何應松論曰：「毋或濫，其假託虛辭不足以風世勵俗者，雖勢力豪盛，必以擯；毋或遺，其忠孝節義以及一行之善、一技之長，雖子孫零落，淹沒不彰者，必以錄；毋或怠，其窮鄉僻壤為往來道路所不經者，必親至而確咨之，以殫厥力。」方誌為傳信之書，強調核實徵信，善於缺疑。《東流縣誌》（嘉慶）編修者提出：「志尚徵實，所以傳信，事一語必據其所自來，采自經史子集者注見某書，其或舊所載而未及考者注見舊志。」藝文志是方誌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收錄詩文詞賦及傳序碑記等，有著補政述敦教化的作用，而某些藝文志又錄之過濫。對此，方誌纂修者多有論述。「藝文志所有碑記、傳序、詩賦，必於地方實有聯繫，庶可登錄。……茲惟有鑒於是故，不敢妄置一詞。」（《重修五河縣誌》凡例，光緒二十年刻本）「郡邑山川、寺觀等記詠，及諸先哲奏疏、題吟，取有關係政體者，具載藝文。」（《滁州志》凡例，康熙十二年刻本）「藝文一門只載書目，其有著作關乎地方，文字出於名宿者，略仿《史記》《漢書》之例，分別收於本文之下，他如遊戲應酬之作，風雲月露之詞，一概不收，以免冗濫。」（《祁門縣誌》凡例，同治十二年刻本）這些看法大多堅持藝文志收錄「必有關地方利病及山川形勝者」，因此對規範藝文志的採錄範圍，有補偏救弊之作用。
關於方誌編纂體例與方法，清代方誌纂修者也重視理論上的總結。《桐城縣誌》（康熙）編修者論曰，文有定體，志書應從簡，以求謹嚴；文各因時，志書門目應隨時增減；文有後先，志書內容安排，沿襲舊者先，增續者後；文有定評，評價人物應有事實依據；品類宜清，門目安排應以類相從；採集宜慎，藝文收錄僅系經國之言、大雅之遺；崇尚宜正，對荒誕怪異之事以逸事錄，存而不論；制有原委，對事物記載考鏡源流，不宜漏載；籍有主客，對入志人物應分清籍貫，外籍流連本地之人宜入流寓傳；志書褒美不遺一節之芳。
關於續修方誌的集中論述
續修方誌，事關重大，清代志家對此有較為集中的論述。他們首先論及續修方誌的原因和重要性。如韓克均認為：「國家功令，凡州縣誌書閱六十年輒一編纂，蓋條例之詳定，教令之要束，章程之遷改，歲有變通，非隨時綴錄，則考治者無所循，而胥吏或因以詭法，其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賢人文士之事跡可紀言行，可以備文獻者，久湮沒不稱，即放失而莫稽，尤非所以表幽闡微，敦勸風俗者也。」吳自立曰：「夫志何以必修？蓋以今之志志昔也，後之志志今也。後之不修，昔將安繼？倘前事修明，後事缺略，是有志無志也。抑且歲月浸久，字磨版軼，遺文湮沒，傳信傳疑，皆無可考，失此不修，是有志無志也。」他們均提出增補續修方誌對資政決策、闡揚風教、保存文獻的作用。至於如何續修方誌，張星煥認為，對前志要「冗者刪之，缺者補之，其體例之未合者厘而正之」；曹德贊則認為，續修方誌應「重為厘定原本舊志，證以太平府及蕪湖、南陵等志，並博採歷代地理及現行賦役全書則例，下逮碑版文集之屬，叅互而考訂之……不厭其煩，偽者證之，支者芟之，續今所有」。楊顯德認為續修應視具體門類而定，指出續修的重點是人文社會的變遷，而對自然地理方面的內容仍因舊志，此見較為中肯。
由此看來，清代方誌的纂修者多主張續修志書應增補於前，或續編於前。作為續修，要麼在舊志基礎上修訂增輯，要麼依前志體例、類目增補，續志的形式變化不大，真正重修的不多，創修的更少。如《含山縣誌》（康熙）對《含山縣誌》（順治）的續修，主要是「折衷前志，摭拾舊聞」「遵功令，照豫式，除河防、封建、帝王、隱逸、方技、雜辨地方之所無者闕之，余類與諸子分曹讎校，若圖考、若沿革、若星野、若疆域，則昔訛而今正，若城池、若學校、若公署、若祠祀、若丘墓、若戶口、若田賦，則昔略而今詳」。當然，對續志的編纂也有不同看法。黃崇惺認為，「班孟堅改《史記》以為己書，人或非之，然史家斷代為書，不得不爾。若省府縣誌，隨時增修而亦效之，益無謂矣。如羅鄂州《新安志》文章之美，蓋未易到。後為志者，但當別為一編，以續其後，不當取鄂州之書而擘削之，以分錄己書之中」。蘇霍祚指出：「使後之人有志於為政者合前志而並觀之，其移風易俗之心不於是乎在耶？雖然續亦未易也。……今余之續績志也，亦何必刪繁就簡，揣摩增飾，沒前人之功，擅一己之能，而後快於心哉？」他們均反對對舊志增飾修訂，主張保持舊志原貌，更不宜將舊志內容挪移續志，續志應自成一書。這些看法對於修志實踐都很有指導意義。
[全文將刊發於《上海地方志》（季刊）2023年第3期]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861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宋獻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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