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明一個人「一條槍」管著村衛生所，2000個村民有啥頭疼腦熱都是他的事。這一干就是二十年，以至於家也牢牢固定在村子裡。他中間也有過動搖，特別是有了兩個孩子以後。

以往的一幕幕不斷浮現他的眼前，邁步飛奔的城鎮化把越來越多人帶去了城市，他們在那裡買了新房、安了家，他們的孩子在那裡上了學，硬生生地把他們的人生劃出了兩條路，別人走的是一條是陽關大道，他自己走的卻是一條是崎嶇小路。

臨近四十歲，他為自己後路考慮的心理更迫切了。

如今，他年收入總數大約在4萬元。沒有編制（但受鎮衛生院管理，有事須請假）。沒有主流企事業單位的五險一金，只有一個保險。

如果退休，每月會有兩百塊錢的退休金，這是身邊已退休村醫的情況。上有兩個老人，下有兩個孩子，但他當不了家裡的頂樑柱，還得靠老婆外出打工賺錢。

他的爸爸去年做了五個心臟支架，媽媽長期高血壓、糖尿病。此外，「今年我丈母娘宮頸癌又花了一大筆錢，弄得人手裡沒點存貨，心就慌了」。

李光明的爺爺曾是縣裡的醫生，曾建議他從醫，最終他大專畢業（那時的大專學歷未必很差），落得個村醫當。如今，他總覺得未達到爺爺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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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明的尷尬處境不是個例。濟南一位四十來歲的女性鄉村醫生張健，乾了十來年，每個月收入2000元。一開口就說，不想干、想改行了。

河北省衡水市高新區蘇正辦蘇義村的村醫何文庫，42歲，月薪2000元，半年開一次工資。「這編制問題，國家衛健委早就說解決，到現在還沒解決呢。」何醫生對小巴說。

山東泰安的韓醫生，今年57歲，從1986年開始干鄉村醫生，目前月收入還不到2000元。

黑龍江大慶的畢醫生在今年4月退休，從二十多歲開始干，乾了有38年，負責1400個人，月薪2000—3000元。每月退休工資是300塊。退休後，他也就不被允許行醫了。

「要不說鄉村醫生悲哀。」電話那頭嘆息道。為補貼家用，畢醫生種了不到八畝地，每年多掙個萬八千。

從全國看，只有少數經濟較發達的地區，村醫才有編制和較可觀的收入。李光明們的遭遇則更為普遍。

村醫的消亡重要嗎？

有人可能會說，選擇權就在他們自己的手裡。

有想法、有理想的村醫都走了，而李光明之所以還在猶豫，是估摸自己也幹不了別的，並且能從這項工作中獲得一些成就感。

村裡曾有一個老太太有心臟病，一有頭疼腦熱就容易發病。去大醫院一次可能要幾千上萬元，但在村衛生所只需要四五百塊。還有一個老人腦梗、半身不遂，躺了十幾年，李光明記得給他打針時，老人指甲縫裡頭都是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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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大學生，能吃得了這種苦嗎？」他說道。過去鎮衛生院曾來過一些中醫大學畢業的本科生，但最後都沒有留住，待不到半年就走了。平時，鄉親們也會給李光明送點自種的黃瓜、豆角、土豆和紅薯，以示感謝。

無論是同行，還是領導也都在說，國家慢慢在重視這一塊。前年，省衛健廳一個副主任下來調研時，就跟他們聊了很多奉獻。

「不會把你們忘掉的。」對方許諾說。

濟南的女鄉村醫生張健對於外出打工的同鄉「有點眼紅」，但有時候也自我安慰。

「想想也挺甜蜜的，在家最起碼和老人、孩子能在一起。」他們家共八口人，都居住在農村。

但不斷嚴峻的現實情況，衝擊著他們的底線。「我奉獻可以，但我孩子怎麼辦？」李光明說。

「孩子考試一塌糊塗，我也管不了。」張健無奈說道。

從2010—2012年左右，單幹散布、自負盈虧的村醫實際上被政府納入公共衛生項目，不再允許單幹。

村醫的收入主體不來自看病、賣藥，而是來自財政撥款，工作內容是定期採集村民身體信息以及隨訪，成果接受上級的嚴格管理和考核。而後者擠占了村醫的大部分時間和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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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龍江大慶的畢村醫說，每個季度都要去隨訪，測血壓、測血糖等，一次要花上十天半月。孕產婦、0~6歲兒童、65歲及以上老年人都得歸他管。上班需要錄指紋，村衛生所全程接受視頻監控。

「針對高血壓、糖尿病、冠心病等重點人群的聯繫電話不能停機，停機就扣分，扣分就扣錢。」山東泰安的韓村醫說。

截至2021年底，全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達2.67億，占總人口的18.9%，其中農村老人占近一半。

公共衛生項目就像一張大網，打撈起了廣袤鄉村土地上難以採集的老人、幼兒、孕婦的身體狀況信息，起到對鄉村醫療情況統一管理，提前發現和解決問題的作用。

比如，「2020年老年人體檢發現冠心病問題，檢查結果和大醫院查出來的一樣，這才讓我村的老百姓豎起大拇指來，說我們的公衛體檢太好了。」何文庫說。

近三年，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經費人均財政補助標準從74元漲到84元。一般是衛生院拿60%，村醫拿40%，多勞多得。

而藥品則由上級醫院或者承包商統一配送，利潤空間小，藥品少且貴。

至於村醫的老本行——看病和賣藥被徹底邊緣化。

「後來就不太願意看病了，因為公衛的事務繁忙、藥品不便宜，出了問題可能連累到上級部門。」畢醫生說。

但是，不論是作為村民就近醫療的必要存在，還是類似有關部門聘請的臨時工作人員，村醫都承擔著關鍵的作用。

並且，一旦發生公共衛生安全事件，如新冠疫情，村醫也被號召戰鬥在一線。

「2020年大年初一，就接到醫院通知需要去高速值勤，自己帶著方便麵和熱水……」何文庫說道，儘管他自己也覺得無怨無悔。

「農村的老人也是老人」

結合這樣的現實，再看我們的宣傳環境。以下是常見的幾則官方新聞：

1. 溜索出診的雲南村醫，終於不再溜索，當地通了公路。他說：「一輩子當村醫，絕不後悔！」

2. 江蘇鹽城的鄉村醫生13年資助150名殘疾孩子。

3. 四川自貢市的「跛腳」村醫，服務村民21年。「平時有個頭疼腦熱的，只要跟黃醫生聯繫，他都會隨時過來。」村民說。

村醫新聞總是與無私奉獻綁在一起。一部分村醫的偉大，似乎成了全部村醫的行為準則。

而顯然這也對更多的廣大村醫形成了一種道德的宣導甚至綁架，致使村醫群體的待遇改善嚴重滯後於時代發展，甚至對不明就裡的局外人造成一種錯覺。

老百姓不理解他們，認為他們是國家公務員，有豐厚的待遇。「你們多好啊！開著公務員的工資」「你們都領著國家的工資，都是應該的」——老百姓經常說這些話。但他們很難解釋，常無言以對。

村醫群體，讓小巴聯想到疫情期間同樣承擔一線工作的社區工作者群體，他們和村醫類似，收入不高、沒有編制，卻事實上成為了苦活累活的承擔者。

在媒體上，他們也有類似的無私奉獻的面孔。可見這是我們的一個「傳統」。

而據小巴了解到的情況，立足於城鎮社區的社會工作者的崗位或許還有後續的補充，而鄉村醫生的崗位，則未必後繼有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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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各地都在轟轟烈烈展開的定向培養大學生村醫的工作，需花錢簽約醫學生，後者承諾在鄉村服務若干年。

但據甘肅省衛健委官網披露，甘肅省2015年至2019年農村訂單定向醫學生違約者數達251名，從2015年違約5個人飆升到2019年違約85個人。違約者將面臨收回培養費、收繳違約金，不誠信行為記入個人檔案等措施，但即便如此也擋不住違約形勢。

在社交平台，違約和跑路的醫學生故事比比皆是。今天的年輕人對於個人利益問題更加敏感，不願意接受沒編制，常被拖欠工資且強度大、環境差的工作。

更何況，要干好公共衛生項目，需要較長期紮根服務村民的耐心，要做到這些，需要李光明、何文庫這樣十年如一日頑強奮鬥的中流砥柱。

何文庫說：「最初公衛工作特別頭疼，好多老百姓不理解，現在好多了，我沒事了就和老百姓拉家常，從中給老百姓宣傳咱們公衛的好處……我必須啃下這塊骨頭，後來全部被我拿下了。」

李光明的方法總結起來是：通過看病跟病人先建立信任關係。如果缺乏這一層關係，病人不可能完全按照醫生的想法去做，包括飲食習慣、生活習慣、按時吃藥等。即便是一開始跟得上，後期也跟不上。

一位上級委派的扶貧醫生曾去到一個病人家裡，和病人囑咐了少抽煙、戒酒、飲食少油等禁忌。病人一開始跟得上，但後期就走偏了，因為他自己也不太懂，結果吃的東西越來越少，導致營養不良。

顯然，再高明的醫學建議也不能生搬硬套，再高明的醫生也不能一次性解決問題，需要長期細緻的隨訪和醫學普及。

但是，他們的待遇如此不堪，難以對年輕一代產生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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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巴出身農村，清楚知道擁有6億規模人口的農村的許多東西都在坍塌，無論人口、教育、醫療、商業資源等都止不住流失，這並不足為奇，但村醫群體的坍塌卻可能是致命的。

因為老人們離不開農村了。李光明最後說：「之前國家說要讓全民健康，農村老年人的健康也是這一部分。農村的老人也是老人。」

註：除何文庫，文中受訪者皆為化名

本篇作者 | 林波| 當值編輯 | 何夢飛

責任編輯 | 何夢飛| 主編 |鄭媛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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