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到了歐洲狂飆猛進的十八、十九世紀時，滿清的中國卻落伍了。
這讓筆者想起了中國一本書的命運。這本書叫《天工開物》。
今天看來，大家都認同了這樣一種說法：《天工開物》是中國第一部具有科技史意義的百科全書。但為什麼把「乃粒」（即種糧）和「乃服」（即製衣）放在書首，則大有深意。對於一個有著悠久農耕文明的國家，「乃粒」和「乃服」既是生命身體所必需的隱喻、又是人文精神所孕育的隱喻。「乃粒」開篇即說「生人不能久生，而五穀生之。五穀不能自生，而生人生之」。這兩句話簡而言之：人得以生存則需糧食，但糧食是人種的。宋應星，一面強調物質的重要，但另一面則認為只有人才是可以改變世界的主要力量之一。將種糧上升到理性和人文的角度來認知，與歷代農書相比，這是《天工開物》的重要貢獻。
中華文化有編纂類書的傳統，兩宋以降尤盛，如《太平廣記》（宋）、《永樂大典》（明）、《四庫全書》（清）等，而《天工開物》則是之前之後類書所沒有的，即重理性、重科技、重生產、重實踐。在「乃服」里，宋應星明確寫道：「人為萬物之靈」。這一說法與宋應星（1587-1666）同時代的莎士比亞（1564-1616）所說的「人是宇宙的精華，萬物的靈長」幾近一致。這顯示出東西兩端在十六、十七世紀，世界所發生的根本變化：從古代走向近代。《天工開物》印行於1637年。歐洲自十四世紀後期開始的文藝復興到十七世紀，無論從人的解放和確立，還是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以及社會制度的重構，都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
從今天的角度來觀察，明後期及明末，某些領域或許感應了世界的這一變化——義大利天主教傳教士利瑪竇(1552-1610)，於1601年登陸北京城傳教，便是這一感受的最佳證物與象徵。《天工開物》（包括徐光啟、利瑪竇翻譯的《幾何原本》等）或許就是這背景的產物。
然而，歷史的弔詭與反轉卻讓我們唏噓。
歐洲在文藝復興之後，相繼出現了推進現代化的英國的工業革命和法國的啟蒙運動。工業革命以大規模的工廠化取代手工作坊，世界從此走進現代工業化和現代城市化的光榮之路；啟蒙運動則在反神權反王權上，開闢了一條通向自由平等的道路。前者，現代物質文明的開端；後者，現代人文精神的淵藪。
然而，《天工開物》這樣一部具有近代科技意義和人文精神的百科全書，從明末走進清朝時，其命運遠沒有歐洲那些百科全書幸運。清朝初期，福建書商為了讓《天工開物》能夠印行，不僅刪去了書中「崇禎」、「國朝」、「我朝」等字樣，還對某些內容也作了刪節。到了社會較安定的乾隆時期，《四庫全書》編纂時，當發現《天工開物》有「北虜」等字樣，立即就宣布《天工開物》為禁書。
此時的《天工開物》，在海外則是另一番命運。據考，十七世紀初，《天工開物》部分內容傳到了朝鮮和日本，1771年，日本柏原屋佐兵衛發行了刻本《天工開物》。這是《天工開物》在日本的第一個翻刻本（也是第一個海外刻本）。日本近世科學家、思想家、經濟學家佐藤信淵（1769-1850)指出《天工開物》「開物之學」是「富國濟民」之學，從而激發了日本向外部學習的氛圍。
十八至十九世紀《天工開物》在歐美陸續傳播。巴黎皇家文庫（今法國國家圖書館前身）在十八世紀收藏了明版《天工開物》。1830年法蘭西學院漢學家儒蓮將「丹青」等部分譯成法文（這是第一個《天工開物》的歐洲譯本），1833年又有英文和德文。歐洲人不僅這般心儀地介紹、翻譯《天工開物》，而且通過《天工開物》獲得新知並極力用於實踐。1837年儒蓮受宮廷的要求，將《天工開物》養蠶部分（即《天工開物·乃服第二》里的「蠶種」、「抱養」、「葉料」、「食忌」、「病症」、「物害」等）譯成法文，由巴黎皇家印刷廠出版了仿中國名的《桑蠶輯要》。此書為法國提供了一整套關於養蠶、防治蠶病的完整經驗，因此，此書對歐洲蠶絲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除此之外，還借鑑了《天工天物》里的農機具，推動了歐洲農業革命。更有意思的是，達爾文（1809―1882）在讀了儒蓮翻譯的《天工開物》中論桑蠶部分的譯本後，把它稱之為「權威著作」。同時，達爾文在他的《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1868）卷一寫道：「關於中國古代養蠶的情況，見於儒蓮的權威著作。」達爾文把中國古代養蠶的技術作為論證人工選擇和人工變異的例證之一。如此說來，達爾文的進化論還有中國人的貢獻呢！
摘自《了不起的文明現場——跟著一線考古隊長穿越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