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 陳光 / 文 諶彥輝 / 編輯

「你想爸爸媽媽嗎？」

「我不想他們。」六歲的玲玲總是回答得很乾脆。每次被問及父母的話題，她總不多說，更多時候避而不答，繼續埋頭專注在田字格內，小心翼翼用鉛筆寫出一個「心」字。

玲玲不願提起的父母都曾吸毒，父親後因過失殺人被判無期徒刑，母親得了抑鬱症，拋下玲玲一人走了，只是偶爾回家看看。

玲玲現在和爺爺一起生活，生活過得很拮据。55歲的爺爺打零工補貼家用，她一個月680元的幼兒園學費都讓老人發愁。今年9月，眼看玲玲就要上小學，家裡的經濟負擔也越來越重。

「大人就是太自私了。」玲玲爺爺偶爾也會抱怨幾句，這些年玲玲父母沒有盡到任何撫養責任，「老的指不上，小的又不養」。

暑假大部分時間，玲玲都在練字，她能這樣寫上幾小時，像個上了發條的小機器人。

像玲玲這樣的孩子，在中國還有很多。儘管父母在世，卻又無力履行撫養和監護責任，他們中很多人長期游離在兒童福利救助體系之外，處境艱難。這些家庭中的未成年人被稱為事實無人撫養兒童，也叫「事實孤兒」。據民政部最新統計，全國約有50萬事實無人撫養兒童。

7月10日，民政部會同最高法、最高檢等12部門出台《關於進一步加強事實無人撫養兒童保障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這些孩子今後將獲得由政府發放的基本生活補貼。這是中國首次就加強「事實孤兒」保障出台專門意見。

只是，從中央的政策到玲玲家之間，還需要一個過程。包括玲玲在內的50萬兒童是否會因此迎來命運的轉機？

孩子吃了兩大碗

玲玲家就在寧夏回族自治區吳忠市利通區金積鎮上，一幢破舊的磚砌平房，周邊是一大片荒地。屋內不到五十平米，擺設著幾件簡陋的老式家具，牆上貼滿了玲玲的畫作。最醒目的是一幅畫著兩個大圓腦袋、四條細線構成四肢的大人，兩人親密地靠在一起，身邊還站著一個相似模樣的小人，看上去像是幸福的一家人。

8月初，玲玲家來了一位老熟人串門，他是「黑眼睛」工作室的站長武克。玲玲見了他滿心歡喜。武克每次上門來總送一些米、面、油，有時還有被褥和書包，給玲玲和爺爺的生活帶來補給。

三年前，「黑眼睛」工作室在金積鎮社區戒毒康復中心成立，這是一家專門幫扶涉毒人員子女的公益組織。

「父母吸毒、入監，小孩子嘴上不說，但心裡都懂。」武克說，他們定期會對涉毒家庭孩子進行心理干預，不讓他們感到自卑。

據「寧夏禁毒」報道，吳忠市目前共有在冊吸毒人員近9000人，占全寧夏吸毒人數的30% 以上，金積鎮是首批試點建立「黑眼睛」工作室開展關愛行動的鄉鎮，全鎮在冊吸毒人員169人。這些人因長期吸毒導致喪失勞動能力，無力贍養、撫養家庭成員，他們的子女,尤其是未成年人往往缺乏監管和關愛，甚至可能再步吸毒販毒後塵。

「好多孩子都沒人管，家庭很困難，我們就提供一些幫助，不能讓他們受到父母影響。」武克說。

12歲的小浩和10歲的弟弟小智都是「黑眼睛」幫扶對象，他們的父親被強制戒毒，母親離家出走，家裡惟一的經濟來源是奶奶每月200元的養老金，家裡五畝地租出去，一年也只有四千元收入。奶奶平時打些零工，小浩放學就搭把手。

像小浩這樣的孩子，在金積鎮共有二十多名。「只要能幫的，我們都給予幫助。」武克說，這些涉毒家庭子女本該是最無憂無慮的年紀，卻因父母吸毒、服刑而無人撫養，孤苦無依。

陝西省婦女兒童發展基金會原秘書長孫磊也一直關注「事實孤兒」。她發現，在陝西一些勞務人口輸出大縣，外出打工農民多數在礦山或建築工地勞作，安全措施差，致死致殘、喪失勞動力的案例不少。而在農村，男人一旦死亡或者殘疾，家裡便失去經濟來源，女人大多會丟下孩子離家出走。

孫磊出示了一組調查報告數據：父親死亡，母親改嫁或離家出走的，占調查數字的91%。孩子只能留給老人和親戚。

「這些離家出走的母親，基本沒有一個再回頭的。」孫磊說，這些孩子其實和孤兒一樣，父母撫養缺失，卻得不到救助，大部分生活艱難。若父母一方重病，對他們家庭的打擊更大。

這種「爹死娘嫁人」的現象在四川涼山彝族地區也很普遍。涼山彝族婦女兒童發展中心執行理事侯遠高一直在當地幫扶困境家庭。他說，彝族農村孩子受教育機會少，他們到城市打工競爭力差，沒有穩定收入，連自己都養不活。對那些留守在家的孩子來說，「他們的父母出去打工，又掙不到錢，家裡還得靠老人種地、養豬」。

「這些孩子生活非常苦。」侯遠高說，家裡一無所有，幾個月都吃不上一次肉，菜里都沒油。和城裡的孩子比，「他們先天營養不良，身高和體重也不達標」。有些剛上學的孩子在家裡挨餓，一到學校飯量就大增。「一個六七歲的孩子能吃兩大碗，你能想像嗎？」每次看到這些場景，侯遠高心裡都很難受。

每年寒暑假，有一些孩子回家也沒人管，他們還要承擔繁重的勞動，特別是七八月，趕上一年最忙的農季，孩子們都要去挖土豆，收蕎麥。讓侯遠高憂心的是，越來越多的彝族農村孩子迫於經濟壓力，過早輟學去城市打工，女孩子十五六歲就訂婚了。

一個都不能少

「要落到每一個事實無人撫養兒童身上，一個都不能少」。7月10日，民政部副部長高曉兵在事實無人撫養兒童政策專題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民政部正配合財政部門做好事實無人撫養兒童生活補貼的測算工作，進一步完善全國兒童福利信息管理系統，再次組織排查核實，符合條件的一定精準到人，做到一人一檔，確保應保盡保。

她同時強調，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在2019年10月底之前要把所有政策制定完畢。市、縣一級則是在12月底之前要具體落實。

據粗略統計，寧夏回族自治區共五千多位「事實孤兒」， 約70%是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聯，另一方失聯，其中很多是「爹死娘嫁人」的情況。約7%是父母一方或雙方服刑，或被剝奪監護權，涉毒家庭子女也包含其中。

「幾年前，一些偏遠地區民政幹部可能對『事實孤兒』都沒有明晰概念。」長沙市嶽麓區大愛無疆公益文化促進協會秘書長康雄說，該協會從2011年起就開展對湖南省「事實孤兒」幫扶項目，是全國最早關注這一群體的公益組織之一。

很多時候，康雄發現當地方政府想幫扶「事實孤兒」時，會遇到一些對政策公平性的質疑。「他家的孩子有補助，為什麼我家的孩子沒有？」康雄說，如果認定「事實孤兒」有一些偏向，下面的人就覺得不公，會很惱火。

這次《意見》明確了事實無人撫養兒童是指父母雙方均符合重殘、重病、服刑在押、強制隔離戒毒、被執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聯情形之一的兒童；或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蹤，另一方有上述情形的兒童。

《意見》還指出，在事實無人撫養兒童認定過程中，一般不要求服務對象提供各類證明，而是通過部門間信息比對方式進行，而且各部門和組織要加強工作銜接和信息共享，讓民眾少跑腿。

陝西省婦女兒童發展基金會目前已建立「事實孤兒」信息資料庫。資料庫已經登記了來自陝西漢陰、南鄭、洋縣等7個縣「事實孤兒」，共計1049名，這一數字還在不斷增長。

「我們和當地婦聯、民政和教育部門翻遍山溝坎窪，走遍一個個村子尋找這些孩子。」 陝西省婦女兒童發展基金會原秘書長孫磊說，他們依託基層婦聯進行調研，後來出具了一份《陝西省事實孤兒調查報告》。據她估計，陝西省「事實孤兒」可能將近2萬。

據民政部兒童福利司司長郭玉強介紹，近年來，民政部聯合多部門進行了一次比較大的摸底、排查，據統計，全國事實無人撫養兒童約有50萬左右。

這一數據與中國公益研究院2011年12月的調查大致相當。該調查顯示，全國約58萬名「事實孤兒」。

然而現實中，事實無人撫養兒童的具體情況多變。有時，父母雙方並不明確屬於《意見》中列舉的類型，但實際上孩子長期缺失有效監護。

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副院長高玉榮在遵義市綏陽縣考察時，發現一對姐妹和奶奶一起生活在危房中。村裡本來出資幫她們蓋房，但中途又拿不出錢來，房子蓋到一半就停工了。

「現在的家就像工地一樣。」高玉榮說，兩姐妹經常一個月不洗頭，頭上長虱子。孩子媽媽時不時也會回家看看，帶她們去集市添置一些衣物，但每次待一會便走了。

「這樣的孩子可能很難納入事實無人撫養兒童的範疇。」高玉榮說，「事實孤兒」相對隱蔽，不可能詳細列舉所有類別。即使人們發現身邊有類似無人照料的孩子，可能也不會給予太多的關注。

「我們救助的範圍還是擴大了一點。」涼山彝族婦女兒童發展中心執行理事侯遠高說，有些家庭的父親死亡，母親有勞動能力還沒改嫁，但是她撫養的孩子比較多，他們通常也會施以援手。

一位民政系統工作人員介紹，有時候，政策在實施中，由於政策宣傳不到位，致使個別事實無人撫養兒童沒有申請，導致其沒有納入保障範圍。

「涼山彝族鄉民文盲和半文盲比較多，他們不了解國家有什麼政策，也不會主動找村幹部報告這種情況。」侯遠高也擔憂，儘管《意見》中明確了「事實孤兒」，但由於具體情況複雜多變，如何認定「事實孤兒」仍是難題。

偏見、誤解和無奈

玲玲上學前，她爺爺想申請低保，尋求政府幫助。但因玲玲父親名下有車等原因，目前仍未獲得批准。

「過去，很多涉毒家庭想申請低保，民政部門一看父母吸毒，一般都不批。」「黑眼睛」工作室站長武克說，「他們擔心這些錢又被用來買毒品。」他非常理解政府的顧慮，實際上有一些強制戒毒人員又復吸了。

在各類「事實孤兒」中，因社會偏見和誤解，涉毒家庭子女往往在申請相關政府補貼時遭遇尷尬。

「他們家吸毒還有理了？還要照顧他們家的孩子？對他們這麼好？」中國公益研究院副院長高玉榮聽過不少類似觀點。她發現涉毒家庭子女申請津貼時會因父母問題備受質疑。

近些年來，各地從民間到官員對涉毒家庭的認識有所改善，能將父母的過錯與孩子分開。民政部副部長高曉兵就表示，「父母犯罪，子女無辜，孩子一天天成長不能等，父母的錯誤不能影響孩子的生存與成長」。

寧夏回族自治區「事實孤兒」數量相對較少，自治區政府2011年11月率先提出「事實無人撫養的孤兒」這一概念，嘗試將事實無人撫養兒童納入救助體系，每人每月可獲500元養育津貼。

寧夏回族自治區民政廳兒童福利和社會事務處負責人向本刊記者介紹，2011年，自治區民政廳在調研時，發現這部分孩子處在救助保障之外，所以就想給他們提供相應的生活補貼，讓他們生活得到有效的保障。

肖林是吳忠市昊善社會工作發展服務中心的總幹事，他曾在網上發起尋找「事實孤兒」的活動。在走訪中，肖林發現不少兒童雖然現實情況符合申請津貼的標準，卻因缺失材料被擋在福利救助體系之外。「我們這早婚比較多，孩子父母結婚時都沒領證，兩人分手或一方死亡、出了事故，孩子往往因為材料不全，根本沒法享受津貼，有的甚至連孤兒證都辦不下來。」

全國政協委員、湖南省司法廳副廳長傅莉娟連續多年參與摸底清查湖南「事實孤兒」情況。她也提到，「即使是家庭貧困，但只要家中有人服刑，各地往往在低保評定精準扶貧、民政救濟過程中不予考慮。」

「除部分『事實孤兒』獲得低保外，國家在其他救助政策上幾乎空白。」長沙市嶽麓區大愛無疆公益文化促進會秘書長康雄曾對中新網記者說，「事實孤兒」與孤兒遭遇相似，但孤兒可以獲得政府救助，而事實孤兒往往被忽略。一些經濟發達地區可能獲得救助，但偏遠地區的救助非常乏力，且救助標準非常低。

據新華網2015年刊登的一篇報道，民政部門在救助「事實孤兒」時也感到有心無力，他們沒有父母雙方的死亡證明，無法享受國家孤兒福利救助政策。一些基層福利院想接收，但上面又沒有相應的政策，還有涉嫌挪用孤兒專項福利金的風險。

針對為何民政部等部委現在才出台關於「事實孤兒」保障的專門意見問題，寧夏大學政法學院的講師王俊麗解釋，很多人覺得這個事情中央一推動就可以解決，這其實是誤解。「社會福利政策的制定，是由頂層設計和基層管理，尤其是社區、社會組織，還有社會大眾共同參與，不斷完善的一個過程。很多問題要靠基層及時發現、補救。」

一部分「事實孤兒」會流向福利院，由當地民政部門承擔監護責任。吳忠市兒童福利院目前有31位孩子，其中有9位困境兒童。

「來之前，我會想孩子們會特別可憐，他們心理上可能會有一些問題，有時候會比別的孩子早成熟一點。因為他們必須面對這樣一個現狀。」吳忠昊善的社工王歡對本刊記者說。今年3月，她開始在吳忠兒童福利院工作。接觸一個月後，孩子們對王歡的態度才從禮貌到熟絡。當發現她開始戴戒指時，孩子們會問她是否結婚，有沒有小孩。他們也會好奇一個問題：家庭生活是什麼樣的。

「也有個別老人為了拿政府補貼，不願將孩子送到福利院。因為一旦孩子送到機構，他這筆錢就拿不上了。」一位公益人士說，當然這是個別案例，大多數老人無法割捨親情，只要勉強能夠維持生活，他們通常不會放棄孩子的撫養權。

王俊麗是寧夏困境兒童關愛協會的組織者之一，她遇到過另外一個案例。16歲的男孩經常被爺爺奶奶關在家裡的小屋，除了必要情況，幾乎不讓他獨自出門，導致他沒有同齡朋友。這個男孩的父親在他兩歲時離家出走，也許爺爺奶奶對「分離」產生了恐懼，死守孫子。王俊麗曾經試圖說服老人調整撫養方式，試了四五次，都沒能成功。

民間救助的短板

每周末上門，「黑眼睛」工作室的站長武克會給玲玲這樣的孩子輔導作業，有時也會帶他們參加集體活動，如果家裡沒人照看，他們會帶孩子去鄉鎮政府的機關食堂吃飯，改善一下伙食。

三年來，吳忠市已建成6個「黑眼睛」工作室，幫扶280 名「事實孤兒」。同時，他們還為14 戶無房居住的涉毒家庭申請了公租房，幫助26 名涉毒人員父母和子女申請到了最低生活保障。

「我們也一直在幫助這些孩子。」 長沙市嶽麓區大愛無疆公益文化促進會秘書長康雄說，2011年啟動「逆風飛翔·事實孤兒同行計劃」，其中包括助學行動、陪伴成長和環境支持等形式。目前，該項目已走進湖南19個區縣，籌集善款420餘萬元人民幣，幫扶「事實」孤兒564名。

「今年將資助『事實孤兒』2000名，陪伴400個。3月底還組織全省20餘個公益機構共同加入『事實孤兒』救助。」康雄說，他們擬用5年至10年時間，讓這個計劃覆蓋湖南的近2萬名「事實孤兒」。

近年越來越多民間救助團體開始關注「事實孤兒」，許多公益組織也加入到救助「事實孤兒」的行列。

比如騰訊公益發起一年一度的「99公益日」活動，福建三盛控股公司發起項目「填滿事實孤兒的空房間」，還有江蘇省兒童少年福利基金會發起「HELLO小孩！加油江蘇孤兒」項目等。

汕頭市公益基金會則由一些從機關崗位退下來的老幹部組織，他們向當地企業家籌集公益資金，每人按月發放200-300元，盡全力幫助「事實孤兒」這一群體。

不過，考慮到全國龐大的「事實孤兒」群體，這些捐款杯水車薪。一些公益組織、基金會也清楚自身力量的有限。讓這些孩子脫離生活的暗角，最終要依賴政策層面。

廣東電視台《今日關注》欄目對「事實孤兒」持續報道後引起社會強烈反響，很多人要求捐款去幫助這群特殊的孩子。

該欄目主持人薛樂也是今日關注愛心基金創始人， 他尋求民間的救助力量，在網絡上發動了上百位志願者，分別深入到了廣東河源和平縣和湛江徐聞縣，找到了195位「事實孤兒」，為他們每人送上了三千元的助學金。

「像這樣的孩子還有多少，我們幫得過來嗎？」薛樂在一次演講時稱，目前民間救助的短板日益凸顯，「我們需要的是兒童福利制度的變革」。

62萬名兒童主任

7月29日至8月1日，民政部兒童福利司在寧夏銀川舉辦了一場「全國農村留守兒童和困境兒童關愛服務工作骨幹培訓班」，來自江蘇、湖北等地一百多名民政幹部參加了培訓。

培訓班還邀請了上海政法學院副院長姚建龍、廣西柳州市未保中心主任羅仲楠和湖北荊州市四葉草社會工作服務中心理事長盧文博，他們分別從兒童福利制度的思考、如何通過政府購買服務推動未保服務社會化發展、以共治共建共享思路孵化培育兒童服務類社會組織發展等方面進行授課。

事實上，早在2013年，民政部設立浙江海寧、江蘇崑山、河南洛寧、廣東深圳四個試點城市，探索將「事實孤兒」納入兒童福利保障體系，一年後這樣的試點增至48個。

在2016年發布的《國務院關於加強困境兒童保障工作的意見》中就有部分關於「事實孤兒」的條目，如對無勞動能力、無生活來源、法定撫養人無撫養能力的未滿16歲兒童，可納入特困人員救助供養範圍。

民政部此前公開表示，在對困境兒童實行分類救助保護制度的基礎上，將積極爭取將事實上無人照顧的兒童納入國家保障範圍。而在一些省市，發放生活津貼的困境兒童已納入父母服刑、重度殘疾的未成年人。

到2020年1月1日，民政部將全面實施事實無人撫養兒童保障制度。高玉榮對此樂見其成。

為統籌設計兒童福利制度，民政部2019年初新設兒童福利司，各地民政局設兒童福利處。2016年《國務院關於加強困境兒童保障工作的意見》指出要在村（居）一級設立兒童主任，現已有62萬名。高玉榮介紹，民政部目前正在積極組織培訓，這一套人馬還在準備上崗階段。

「現在真正參加學習和培訓的人少之又少，他們還不知道馬上要做什麼。」高玉榮最近參加了廣西壯族自治區靈山縣80名兒童主任的一周培訓，她發現，這些人大部分是新手，之前很少從事兒童工作。「他們還都是一張白紙。」

湖北省荊州市四葉草社會工作服務中心理事長盧文博在「全國農村留守兒童和困境兒童關愛服務工作骨幹培訓班」上建議，通過政府購買服務，引導社會組織來參與困境兒童和農村留守兒童保護服務。

四葉草社會工作服務中心現有全職社工30人，他們承接了多個國家級、省級和市級政府購買服務項目。自2013年成立以來，該中心已陪伴近3萬名留守兒童，為近400個服刑人員未成年人子女家庭提供服務。

「這些孩子大多在農村，我們的項目服務也要依託基層的兒童主任來提供日常的幫助，社工定期下鄉服務，做干預。」盧文博說，他希望今後能幫助鄉鎮培育社會組織，推進社工服務。「但目前還沒起步，只能慢慢引導。」

涼山彝族婦女兒童發展中心執行理事侯遠高也正在推進社會工作，目前大多數鄉村還沒有普及社工。「每個孩子的需求是多樣的，你需要用社會工作方法來評估，然後為孩子提供不同的服務。」他說。

兒童主任此前曾在涼山試點，一些大專畢業生到村裡任職，專職負責這些孩子，落實各項政府救助政策。「這不是一個正式崗位，發揮的作用也因人而異。」侯遠高說，鄉村各級又沒有專人負責，村幹部也管不過來。

「無論孤兒和特殊困難兒童，這些孩子在不同程度上都獲得了國家救助，現在的問題是後續服務不到位。」侯遠高說，「這些錢給到了監護人手上，有沒有很好的用在救助孩子上，監護人是不是履行了撫養義務？ 」

確實有一些孩子的救助補貼挪作他用，比如監護人拿去吸毒，撫養家庭補貼家用， 「有個孩子的錢就被他姑姑存起來，說是為他將來娶媳婦。」一位公益人士說，今後政府為這些孩子發放生活補貼，這些錢有沒有發揮作用，需要有人去監測、督導和評估。「我現在推廣鄉村社工，希望將來由專業的社會工作者來承擔。」

他們需要更多的關愛

從明年開始，玲玲就可以領取生活補貼了。目前，寧夏民政廳也正在和財政部門溝通，爭取提升對事實無人撫養兒童的補貼金額。

現在，各地都在制定標準。天津目前對「事實孤兒」的生活補貼最高，一人一年2420元，北京上海都是1800元。「幫助這些孩子當然不是光給他們錢就夠了。」中國公益研究院副院長高玉榮說，這只是一個補貼，「事實孤兒」生活的改善遠不止於此。

民政部此次摸底排查發現，由於經濟上相對困難，長期缺乏監護人有效監護，特別是精神層面的關愛，一些兒童出現了心理問題。

陝西省婦女兒童發展基金會的調查顯示， 37.8％的「事實孤兒」會因家裡貧困受到同學嘲笑。只有35％的孩子心情不好會向家人傾訴。多數孩子存在明顯的自卑傾向。32.4％的孩子經常或偶爾覺得活著沒意思。

「他們有一種被拋棄的心理壓力。」長沙市嶽麓區大愛無疆公益文化促進會秘書長康雄說，因為缺乏監護，在農村的「事實孤兒」更容易成為性侵和校園霸凌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因為生活窘迫，缺乏精神上的關懷讓「事實孤兒」心理出現了問題。

「事實孤兒」的犯罪率在一些統計中明顯高於正常家庭子女。新疆瑞歐公益基金會曾請第三方對2400個家庭進行調查，結果顯示「事實孤兒」犯罪率比正常家庭兒童犯罪率高13%。廣東司法廳也有調查顯示，截至2005年5月，廣東省未成年管教所收押的未成年服刑人員中有15%是父(母)服刑和有家庭缺陷的。

「他們比別人更怕生，比別人更不願意說話，這是一個普遍現象。」 涼山彝族婦女兒童發展中心執行理事侯遠高說，近年他開始從兒童救助轉向更多關注兒童教育。「基本生活有了保障後，我們能對這些孩子做什麼？」他說，「我們提供更好的教育。」

侯遠高現在創辦了愛心學校，讓彝族文化藝術進校園。他發現對這些孩子進行音樂教育，教他們唱彝族的歌，成為撫慰孩子們心靈的最好辦法。而平時，學校還有管理老師、駐校社工對孩子進行單獨的心理輔導。兩三年後，這些孩子性格開始轉變，交流的障礙也基本消除。

目前，吳忠市兒童福利院31位孩子住在一棟相當於一所學校規模的「L」形大樓，室內裝修乾淨整潔，各種功能區俱全，操場也有專業的橡膠底跑道。現在，福利院主要從養、治、康、教四方面綜合幫扶孤殘兒童，直到他們18歲成年。所有孩子都會安排就近上學，年齡小的有專業養護人員照顧。有疾病和殘疾的孩子會安排就醫和康復訓練。

「我們最初就是想把孩子撫養好，保障他們最基本的生活，我們現在要轉型，不但讓他生活好，還要讓他們適應社會，讓他去標籤化，快樂成長。」吳忠市兒童福利院院長馬田說，今年引進社工，也是希望能有更多人了解每一位孩子的具體身心發展情況，為其提供更有針對性的幫助。

吳忠昊善的社工王歡時常會感嘆，「其實福利院的孩子物質什麼的，都不缺，就缺愛。你要使勁愛他們，他們會懂你。」

玲玲家的桌上，放著一本精緻的相冊，照片中，玲玲和其他四位小朋友身著學士服，高舉雙手，將學士帽拋向藍天，笑得很開心。這是幼兒園的訂製畢業紀念冊，要200元。對這個連低保都沒有申請下來的家庭來說，這是一筆很大支出。爺爺思前想後，還是給她買了，他知道，對玲玲來說，太需要有一段美好回憶了。（文中所涉未成年人及其親屬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