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去過南潯的朋友都應該知道小蓮莊，而游過小蓮莊的，大概都不會不知道與之一溪之隔的嘉業堂。嘉業堂是著名的藏書樓，與寧波天一閣、瑞安玉海樓、海寧別下齋並稱為晚近浙江四大藏書樓。嘉業堂堂主劉承干，湖州南潯人，少年時喜讀書，對歷史有濃厚興趣，自謂「弱冠即喜治乙部之書」，25歲時考中秀才，其祖父即南潯的名門巨賈劉鏞。常有人把此劉鏞混同於乾隆時的大學士劉墉（石庵），其實不然。劉鏞乃南潯「四象」之首，據傳其財富達2000多萬兩銀子。當時南潯民諺如此描述「四象」：「劉家的銀子、張家的才子、龐家的面子、顧家的房子。」即使在頂尖的富豪圈內，劉家仍以銀子多而勝出，可見其財富之巨。小蓮莊本就是劉鏞的園子，仿湖州趙孟頫的蓮花莊而得名。
而劉承乾的身世稍有點特別。他的生父劉錦藻是劉鏞的次子，但由於劉鏞的長子劉安瀾28歲英年早逝，後嗣無子，所以祖父做主，將四歲的劉承干過繼給安瀾遺孀邱氏。所以，伯父母就成了劉承乾的繼父母，後來他回憶兒時母親之教誨，皆是指繼母邱氏。正因劉承干這樣一個長子長孫的身份，所以當1899年劉鏞去世後，他一下子繼承了劉安瀾名下的巨大家產，成為富甲一方的貴公子，那一年他才18歲。
嘉業堂藏書樓
不但藏書還自己雕版刻書
自古以來，富而事鑑藏似乎已成風氣，一是從有限的物質追求上升至無限的精神領域，再者，無論是古董還是其他藝術品，收藏也是一種貯物行為，欣賞把玩之餘，還兼有保值增值之功能。南潯「四象」皆為收藏世家，出了幾位大收藏家，如龐家的龐萊臣、張家的張蔥玉，都是近世國內一流的書畫鑑藏家，而顧家的壽松、壽藏、壽明三兄弟，也都是著名的古物、金石書畫收藏家。
可能是受家庭的薰染，劉承干與他們不同。祖父劉鏞雖學問不高，但平日多與儒林文人交遊；繼父安瀾公「好博涉，尤好本朝人著述」，生前一直收集自順治至道光年間的詩集資料，原欲編一部《國朝詩萃》，但因早逝而未竟；生父錦藻公則著有《皇朝續文獻統考》。可見父輩皆以讀書著述為娛。在此氛圍影響之下，自幼就喜讀書的劉承干，長大後獨獨愛上了版本目錄學，以收藏珍本佳槧為樂，也就不難理解了。
劉承干正式開始收購藏書正逢辛亥革命前後，當時政權變革，社會動盪，江浙一帶的私人藏書樓也衰落頹敗，許多古籍善本被紛紛拋售。劉承干本來就財大氣粗、出手闊綽，所以書賈一有好書，總會先送至他這裡來，而他「凡書賈挾書往者，不願令其失望，凡己所未備之書，不論新舊皆購置」。如此不到十年的功夫，尤其是購進了幾十家藏書家所散之書後，劉承乾的藏書已頗具規模，「幾有海涵萬家之勢」也。
於是，1920年至1924年，劉承干在毗鄰小蓮莊西側的鷓鴣溪畔建起了「嘉業堂藏書樓」。「嘉業」之謂，源於多年前，劉承干因給光緒皇陵捐了一大筆錢用來植樹，故宣統皇帝溥儀賜予「欽若嘉業」四字的九龍金匾而得名。藏書樓坐北朝南，正中的門樓上「嘉業堂藏書樓」六個行楷大字，是清末書法家劉廷深所書。如今劉廷深已不為人所知，他是清末學部副大臣，也是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的學監，更因他也是一名大藏書家，估計這才是劉承干請其題字之主要緣由。至於劉廷深的書法，用現在的眼光來看，基本也就是館閣一路，並無鄭孝胥、康有為那種獨特的個人風格。但在當時，館閣體具有正統主流的「廟堂之氣」，尤其是殿堂牌樓之匾，欲顯其巍峨方正，還非館閣之書不可。
嘉業堂藏書樓鼎盛時期藏書近60萬卷，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數字。清代最有名的私人藏書樓山東聊城的海源閣，鼎盛時所藏也不過20多萬卷；大名鼎鼎的寧波天一閣，藏書豐富時期也僅七萬餘卷。當然，劉承干並不似通常的藏書鑑賞家那樣，以珍稀的宋元佳槧為主要搜尋目標，他藏書的最初目的很簡單，只是想繼續編完父親安瀾公的《國朝詩萃》。所以他對明清兩朝詩文集格外留意，人棄我取，幾乎收羅殆盡。
嘉業堂精刻本《湖錄經籍考》
除了藏書之外，劉承干還自己雕版刻書，如《嘉業堂從書》《求恕齋叢書》《影宋四史》等；他還刻印了不少清朝禁書，有屈大均的《安龍逸史》《翁山文補》，蔡顯的《閒漁閒閒錄》，李清的《三恆筆記》等。難怪魯迅先生買了嘉業堂的書後與朋友提起劉承干時，說他是「傻公子」。因為刻書印書這樣的事，不但要有錢而且無法盈利，不「傻」的人如何肯干？當然，魯迅所說的「傻」，既有揶揄也有同情，如果社會上的有錢人個個都很「精」，那反而一無可愛之處了。所以魯迅在另一篇《病後雜談》的文章中說起劉承干，又感嘆：「對於這種刻書家，我是很感激的。」
結交了一大批古籍版本專家
劉承干精於古籍版本知識，也有一定的鑑別能力，在上海他更是結交了一大批古籍版本學家，如葉昌熾、張元濟、沈曾植、羅振玉、王國維、吳昌綬、葉景葵等，均與他書札往還，過從甚密。這使他關於藏書的鑑定與選擇、刻印之前的校勘等工作，有了一個強大的專業顧問團。而且，劉承干對刻書翻印的態度非常認真嚴肅，當他決定刻印某一種書時，事先必請專家鑑定審核，再請對這門學問最有權威的學者校訂稿本，然後再請名人作序作跋，印成書後又喜分送同好，嘉惠士林。印書乃傳播文化之千秋功業，確實容不得半點馬虎，像劉承干這樣的「傻公子」，為後世的藏書界作出了莫大的貢獻。
上海圖書館藏有劉承干致葉景葵尺牘。葉景葵字揆初，是民國時期著名實業家，曾任興業銀行董事長，同時也是非常著名的藏書家，晚年致力於古籍珍稀版本的搜集整理，在古籍整理方面有著特殊貢獻。他所寫的札記、書跋頗具獨到之處，後皆被編入《卷庵書跋》一書。
揆初先生閣下：
日前造謁，獲領教言，深慰積渴，比維起居勝吉為視。頃得君九兄來書，附致台端一緘，特謹送上。榮文恪家傳一篇月前寄來敝處，已錄有副本。今將原稿隨函附呈，公閱後即請於作復時一逕寄還君九兄為荷。專泐敬候
履綏！
（附君九函一件，榮傳一篇計七紙）
劉承干頓首
四月十一日
這封信的內容比較簡略，述劉承干拜訪葉景葵先生歸後，得晚清物理學家王季烈（君九）一函，內有轉葉公信，故劉承幹將此函加之王季烈前曾寄至的「榮文恪家傳」一篇，一併寄達葉景葵。王季烈是光緒進士，博通經史詩文，精通曲律，也是藏書家。「榮文恪」乃清代翰林大學士榮慶，蒙古人，朝廷大臣，清亡後他也和許多清朝遺老一樣，避居天津拒絕出仕，民國六年去世，諡號「文恪」。此函無年款，猜測約為上世紀30年代後期。抗戰時期，為保護中華典籍不因戰火而散失、亡佚，1939年，由葉景葵、張元濟、陳陶遺三人發起創辦了上海私立合眾圖書館，聘請顧廷龍為總幹事。我想此函或許就寫於葉公創辦合眾館的前後時間段。後來，合眾圖書館經過十數年之經營，受到如胡適、于右任、顧頡剛、錢鍾書等大批文化名流的讚賞與支持，聲名日著，成為當時頗具特色的私人圖書館。如今富民路長樂路交界的那幢樓房，即當年合眾圖書館之舊址。
此頁尺牘之用箋，乃劉承干「欽若嘉業」之專用箋紙，上款有「集拓唐順陵碑字」，中間雙龍纏繞，雙鉤「欽若嘉業」四字，落款為「時甲寅八月承干敬識」，並鈐印一枚。「甲寅」為1914年。整幅圖案非常精緻雅潔，用紙也十分講究。從箋紙上的款字看，劉承乾的一手唐楷相當規矩，當然，這是經過雕版刻印的，已有二次創作的痕跡。而這頁墨跡書札，可見其書法風貌，他的書法學唐人楷書，以歐陽詢、褚遂良為多。這一書札以行楷書之，雖筆力纖秀，但仍能看出褚遂良陰符經的影子。劉承干是富家子弟，為人忠厚，一生以詩書自娛，從他所寫的尺牘來看，雖僅一頁箋紙八九行文字，但一個謙謙學士的規矩素雅，躍然紙上。
清代學者葉昌熾曾著有《藏書紀事詩》一冊，開創了以詩記載歷代藏書家史的先河。民國學者倫明步葉氏後塵，補寫了一冊《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其中寫劉承干一詩云：「銅山非富富琅函，兩過門閭未許探。黃白無成書就佚，頗聞賓客散淮南。」
然而，劉承干雖坐擁書城、富甲一方，但後來因為個人產業凋敝，收入銳減，不得已開始出售一些書籍。上世紀50年代，他的大批珍籍，包括乾隆時期的善本，只以每冊三毛五分的價格出讓。曾經世所矚目的嘉業堂，自興起至衰落，前後也不過半個世紀。
來源：《文匯讀書周報》第1785號第三版「書人茶話」
（2019年10月28日發行）
文章來源: https://twgreatdaily.com/zh/i_dMingB9wjdwRpv4A3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