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近期最大的新聞是什麼？

應該就是那場導致數百考拉喪生的森林火災。這些安靜、慵懶、憨傻動物在面對洶湧火勢時，不會發出聲音，只懂得蜷縮在樹上。這樣的場景光是想想，就足以令人心碎。

考拉是澳洲的寶貝，也是全世界的寶貝，它幾乎可以說是澳洲的代言人。

不過通常來說，一個國家應該還有一個代言人，一般是它國內行政權力最大的人。比如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John Trump）、英國首相鮑里斯·詹森（Boris Johnson）、還有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

但要是問澳大利亞的總理是誰，也許大部分人會傻眼，給不出答案。因為這個位置上的人實在沒有什麼存在感，遠遠比不上本國的考拉。

這也許是由於，比起澳洲的政治，我們通常更關心它的留學、度假、移民和奶粉代購；但還有另一個原因，就是它的總理更換得實在太快。可能在我們記住這任澳大利亞總理的名字之前，他就已經被換掉了。

如視頻中提到，自2007年以來，澳大利亞開始頻換總理。12年內，澳大利亞總共換了8任總理。這種速度令人瞠目結舌，個中緣由，還歸結於澳大利亞的建國歷史。

01.

「犯人」建立起來的國家

澳大利亞在1788年開始成為英國的犯人流放地。注意這個時間點，為什麼是這個時候？因為這時北美已經獨立了。

在北美獨立之前，作為宗主國，英國常常將國內的犯人輸送到北美。當美國於1783年獨立之後，它便拒絕再接收來自英國的犯人。

此時英國本土由於經濟正處於農業經濟向商業貿易的轉型中，貧富差距逐漸拉大，犯罪率高居不下，犯人數量激增，本土的監獄已經裝不下如此之多的囚犯了。而設置在泰晤士河上，以廢棄船隻改裝而成的臨時「囚船」上，由於犯人的生活條件極差，時間一長，本是監禁，結果變成死刑了。

英國政府不得不再尋求一處犯人流放地。有人建議將由英國航海家庫克船長（Captain Cook）發現並占領的東澳大利亞的植物灣開闢為流放犯關押地。

這一建議得到積極反響，英國政府就此進一步進行考證並提出議案。分管這次殖民活動的英國內務大臣雪梨子爵托馬斯·湯森（Thomas Townshend）對此尤為重視，很是贊同。

1770年，從英國出發前往塔希提（Tahiti）的庫克船長（Captain Cook）首次登陸澳大利亞東海岸的植物灣（Botany Bay），並占領澳大利亞東部，將其命名為新南威爾斯（New South Wales），這是歐洲人首次宣布擁有對澳大利亞的主權。

1784年，英國議會通過法案，決定在澳大利亞建立流放犯殖民地來關押英國罪犯。正是這一決定，使得澳洲最終成為一個由「犯人」建立起來的獨立國家。

早期被派去澳大利亞看管犯人的總督，並未接到關於如何懲治犯人的命令，他在這裡的首要任務是生存，並發展經濟，只有這樣整個殖民地才能夠自力更生。當英國的犯人到了澳大利亞以後，很容易就能夠獲得赦免。因為赦免一個犯人就意味著政府不需要為他的日常飲食負責，從而減少配給，減少政府的開支。

實際上這些犯人也並非什麼窮凶極惡之徒，當時英國的法律審判極為嚴苛，一點點小過錯就會被判流放。這些人中有律師、建築師、測量員、醫生、教師、藝術家......無論什麼工種都應有盡有，於是地方長官便讓他們從事專業性較強的工作。

這些來自英國的犯人在澳大利亞工作、結婚、生子，很多人獲得赦免後也選擇仍然留在此處，久而久之形成了一個社會群體，他們彼此之間也產生了一種與英國本土不同的共同體情感。

隨著社會和經濟的發展，澳大利亞本土萌發了主體意識，對殖民地自治的訴求也日漸增長起來。

經過反覆討論和談判，1852年，英國政府宣布除西澳大利亞洲以外的澳洲殖民地，都可以進行自治。到了1901年1月1日，幾個英國的殖民地組成了第一個隸屬於英國的澳大利亞聯邦（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1931年，英國國會通過《威斯敏斯特條例》，也即《西敏寺法令》，宣布英國政府從此不能再干涉自治領的內部事務。同時英國君主仍然保留其他自治領的國家元首地位，但須以「自治領國王/女王」自稱。

也就是說，接受威斯敏斯特法令的自治領，儘管國家元首依然是英國君主，但實際上就已經相當於獨立了。

1942年，澳大利亞正式採納西敏寺法令，脫離英國，正式獲得立法、國防和外交方面的完全自主權，成為一個完全獨立的大英國協國家。它採取流行於大英國協國家的西敏制（Westminster system），即沿循英國的議會制民主制，這就為它後來的總理頻換埋下了伏筆。

02.

澳大利亞的政治制度

與其他大英國協國家一樣，澳大利亞名義上的國家元首是英國君主。可是，英國君主不可能長期待在澳大利亞，因此便有了總督一職，他是英國君主的代表，在《澳大利亞憲法》下代替君主行使職權。

現任總督大衛·赫利（David Hurley），2018年12月，在澳大利亞總理斯科特·莫里森的推薦下，女王任命赫利在彼得·柯茲葛洛夫爵士退休後接任澳大利亞總督一職。2019年7月1日，赫利正式宣誓就職。他是澳大利亞第26任總督。

總督由總理向女王提名，女王通常都會採納總理的建議，所以澳大利亞的實際最高決策人還是總理。

不過有趣的是，澳洲憲法中對國會、議員、責任政府、部長和內閣的性質和職責等都有明確規定，但從未正式定義「總理」一職。澳洲憲法「綜述」一章中提到：

「總督的保留權力包括任命或解除總理職務的權力」。

這種權力來自慣例，但除了1975年的憲政危機，很少有總督真正行使這個權力。

1975年澳大利亞憲政危機（又稱「解僱門」）被認為是二十世紀澳大利亞歷史上最嚴重的政治和憲政危機，其最終導致了惠特拉姆總理大臣領銜的工黨政府於1975年11月11日被時任總督約翰·克爾爵士解散。圖為「解僱門」一事被公眾所知曉後，抗議人群於1975年11月11日在下午大約6時45分占領了雪梨市政廳外邊的喬治街道。

根據現行憲法，澳大利亞議會由澳大利亞君主、眾議院、參議院組成。眾議院，即下議院，有150個議席，任期3年；參議院，即上議院，則共有76個議席，任期6年，每3年改選一半

2016年澳大利亞議會選舉情況。澳大利亞聯邦議會成於1901年，由女王、眾議院和參議院組成。議會實行普選。眾議院有150名議員，按人口比例選舉產生任期3年，在眾議院中獲得76個或更多議席的政黨或政黨聯盟將獲得執政權，其黨首將擔任總理。參議院有76名議員，6個州每州12名，2個地區各2名。各州參議員任期6年，每3年改選一半，各地區參議員任期3年。

澳洲總理的產生非常簡單：哪個政黨在下議院（眾議院）獲得超過半數的席位，該黨領袖便成為澳洲總理。澳大利亞現在有四個主要政黨：工黨、自由黨、國家黨和綠黨。

前文提到，澳大利亞採取的是西敏制，在西敏制內，理論上議員可隨時發起更換本黨領袖的表決投票，一旦有議員質疑本黨領袖的領導能力，在任黨領袖也可能宣布進行一次黨內表決，以重新鞏固其總理地位（當然也可能因此丟掉總理一職）。

也正因為如此，如果執政黨在任期內更換領袖，總理也隨之更換。這一更換並不需要通過民眾的投票表決，因為他們在一開始所投票選擇的就是執政黨而不是候選人（當然，他們也可以把票投給自己喜歡的候選人所在的政黨）。

所以，澳洲總理有如走馬燈的更換速度，家常便飯般的「逼宮」現象，是符合制度規定的。

這一機制的設立，本是防止黨首的政策違背民意，或執政能力明顯不足時，通過更換黨首，修復與民眾的關係，從而避免出現重大錯誤。

然而與西敏制的發源地英國相比，澳大利亞近年以來的總理更換的確是過於勤快了些。

其一，這也許是來自於他們的群體特徵——反權威。澳大利亞歷史學家約翰·布拉德利·赫斯特（John Bradley Hirst）曾在他的著作《你一定愛讀的極簡澳大利亞史》（Australian History in 7 Questions）中說道：

「澳大利亞歷史中在我看來最具挑戰性的問題，得到的卻是人們普遍相當自信的答案。這個問題就是：犯人對我們的民族特徵產生了怎樣的影響？人們給出的答案：他們讓我們成為反權威民族。」

《你一定愛讀的極簡澳大利亞史》

作者：約翰·布拉德利·赫斯特

譯者：孫菲

出版社：廣西師大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8年

其次，提出動議和通過動議的標準太低，只要有一位執政黨議員覺得黨首不合格，提出挑戰的動議，第二位執政黨議員背書，就能啟動表決程序。過半數同意，就可以廢除總理。這使得它很容易淪為黨爭的工具。

工黨的例子就很能說明問題。

2010年，工黨的朱莉婭·吉拉德（Julia Gillard）成功逼宮陸克文（Kevin Rudd），工黨內部的派系鬥爭逐漸浮出水面。在接下來的三年中，這二位的激烈角逐和工黨內部的分化和混戰，使得工黨逐漸失去選民的好感，認同度大大降低。陸克文在最後一次擊敗吉拉德上台後，僅三個月，執政黨就換成了自由黨。

其三，澳洲總理的任期比大部分的國家都短。眾議員任期三年，這就意味著聯邦大選每三年就要進行一次，但是日期卻是不固定的。因為在議員任期結束前，總理可以適時（最有利於執政黨的時刻）宣布解散國會，頒布選舉令。

2016年，時任總理馬爾科姆·特恩布爾（Malcolm Turnbull）就曾在5月8日宣布解散國會，於同年7月2日進行大選。

一屆任期只有3年，相當一部分時間、精力還要花在選舉上，很難制定長期執政規劃。這導致人們對執政黨信心的衰退，造成一個惡性循環。

最後，澳大利亞的民主政治近年來越來越受民粹主義的影響，它過於看重民意調查的結果。

這容易被政治家利用，成為謀取個人利益的工具。第28任總理托尼·阿博特（Tony Abbott）下台後就曾抱怨媒體通過民意調查製造驚恐，改變澳洲政壇。雖說阿博特下台的根本原因恐怕在於他出台的一系列經濟政策得罪了多個社會階層，使得他的支持率不斷下降，但媒體在這時對其負面形象的持續渲染，最終成為擊垮他的「最後一根稻草」。

03.

捲入全球化旋渦的澳洲

當然，政黨更替的結果最終都會反映到政策的實施上。澳洲選民選出一個執政黨，無非是希望該黨能夠出台更好的政策，帶來更好的生活。

這就意味著，澳洲執政黨首要解決的有兩大問題：

首先是經濟問題。隨著全球化的進程，澳洲不斷地捲入到國際事件中。與他國的貿易往來自然使它獲得了很多好處，由於擁有大量優厚的自然資源，澳洲僅靠出口原材料就能大賺一筆。但同時，它也不得不受全球局勢的影響，且一旦買家需求減少，澳洲就會變得相當被動。

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澳大利亞依靠實施大規模刺激性支出、大幅降息、以及中國對煤炭和鐵礦石等原材料的廣泛需求，才沒有使澳大利亞像其他國家一樣出現經濟衰退。與此同時，政府為應對全球經濟危機採取的措施的消極影響開始顯現。

為了刺激經濟發展，澳洲使用了大量的公共開支，而這使它的經濟從盈餘轉為背負巨大的債務，出現了債務危機。又由於澳洲過於依賴資源經濟，從而面臨經濟結構失衡的困境。隨著其最大的貿易夥伴中國對原材料需求的減少，如果不降低對資源行業的依賴，澳大利亞經濟增長將面臨減速。

對於這一問題，澳大利亞至今似乎並沒有哪個政黨能夠很好地解決。

其次是難民問題。這在澳大利亞一直是個棘手問題。早在1970年代中後期，澳洲就已經開始接收一些難民， 到了1999年，隨著東南亞經濟危機後引發的社會動盪，澳大利亞一次性遭遇了75艘難民船抵境，人數達到4175人。這立刻引發了澳大利亞社會的軒然大波。

2001年，澳大利亞為了阻擋來自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難民，嚴禁裝載難民的船隻入境並強行控制船員，在國際壓力下，澳大利亞與紐西蘭分擔了難民的隔離拘留，但最終沒有允許任何難民入境，而是把他們分配到鄰近的國家。

儘管遭到了聯合國難民署和西方國家的批評，但時任總理約翰·霍華德（John Howard）堅決實行了所謂的「太平洋解決方案」。

局面很快反轉，陸克文上台後批評前任政府缺乏人道主義精神和國際責任感，他廢除了太平洋解決方案，並將難民處理中心設立在國內，這樣做的後果就是澳大利亞面臨的難民壓力急劇增加。

到了2012年，抵達澳大利亞的難民達到驚人的1.7萬多人，吉拉德執政的最後6個月，難民人數又增加1.3萬以上。這釀成了澳大利亞前所未有的難民危機，也是工黨政府喪失政權的又一重要原因。

2013年，阿伯特政府上台之後，近乎殘酷地將難民抵制在澳大利亞海岸之外。他重聲申自由黨政府的保守主義政治立場，但是他同時也承諾願意接受1.5萬名左右的中東難民，這無形中增加了澳大利亞的壓力和恐慌度。

更為誇張的是，2019年5月，難民們本期待著難民政策更為寬鬆的工黨成為執政黨，然而對難民態度極為強硬的自由黨的莫里森在大選中連任，引發了難民的恐慌，甚至有人試圖自殺。

在這個問題上，要如何同時頂住國際輿論和國內壓力，又是澳洲總理面臨的一大難題。

澳洲總理的頻換並不只是一個簡單的政治制度的問題，它其中包含著大量歷史因素、現實因素和國際影響。如今澳大利亞各大政黨也在積極尋找解決辦法。

關注澳洲奶粉和UGG的我們，也是時候關注一下它的政治情況了。在全球化的今天，受到影響並不只是澳洲，還有我們每一個人。畢竟，沒有人是一座孤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