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91年，王翬和幾位內廷畫家著手繪製一組共12巨卷的清宮繪畫，詳細描繪康熙皇帝第二次南巡的全過程。這就是著名的《康熙南巡圖》，也是本次展覽開篇的第一件文物。康熙皇帝曾六次南巡，由此解決水患，肅清吏治，籠絡人心，開啟了康乾盛世。江南如此多嬌，引皇家天子屢折腰。
王翬等《康熙南巡圖》（粉本）（局部）（南京博物院藏）
何處是江南
中華文化有南北二元耦合之說，北方以黃河文化為代表，南方以長江文化為代表。若論及地域文化，則大體分兩類：第一類主要根據東周諸侯國而定，如楚文化、秦文化、吳文化、越文化；第二類主要以地域而定，如中原文化、齊魯文化、塞北文化、湖湘文化、巴蜀文化、江南文化。對於「江南」的地域範圍界定，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的認識和理解，可見「泛江南」、「大江南」、「中江南」、「小江南」、「新江南」等多種說法，而地域範圍也是本展覽需要面對的第一個問題。
江南區域史的研究以經濟學界起步較早，至今已近四十年，現有「四府說」至「十府說」的關於江南地域範圍的說法都以經濟為重要的劃分依據。於是，明清時期是「江南」的成熟階段，其核心為「八府一州」（指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應天、杭州、嘉興、湖州八府及清代從蘇州府轄區劃出來的太倉直隸州），如今我們所說的「江南」也主要以明清「八府一州」為中心。然而，從文化藝術的角度，江南不可能存在一個明確的地域邊界。
錢穆在《國史大綱》中說：「東晉南渡，長江流域遂正式代表傳統的中國。」當今很多學者，尤其是文化界人，都傾向認為東晉南渡才是江南文化的開端。江南文化的時間範圍是本次展覽需要面對的第二個問題。
良渚文化 玉項飾（上海博物館藏）
先秦時期，江南土壤卑濕，地廣人稀，丈夫早夭，並不宜居。然而，以河姆渡為代表的南方史前遺址的發現，證明獨立於黃河文明的長江文明早在史前時代就已經存在。殷商晚期，泰伯奔吳，點燃了文化的火種。春秋戰國時期，吳、越兩國相繼稱霸，江南漸有崛起之勢。三國時代天下三分，孫權於東南建立吳，江南展露政治頭角。之後，如果把江南的發展看作一條流動的時間線，其中三個節點尤為閃亮，那就是由永嘉之亂、安史之亂、靖康之難帶來的三次政治與人口南遷。再綜合考慮經濟因素，江南的發展常被分作四段：以南京為中心的六朝時代、以杭州為中心的唐宋元時代、以蘇州為中心的明清時代和以上海為中心的長三角時代。
馬家浜文化 家豬陶塑 上海博物館藏
何以話江南
在國人心中，江南是煙柳畫橋、杏花春雨，是梅雨綠潭、釣台春晝。她更像一個形容詞，意味著悠久、溫潤、畫意、富庶等諸多美好。展覽原本打算平鋪直敘，以地靈、人傑、物華遞進，概說這片土地的地理環境和歷史發展，以及這方水土所養育的人民，還有這群人所創造的耀眼的物質文化。後來，在對江南藝術品梳理的過程中，隨著對其承載的歷史及文化的認識理解，我們想要對這美好做一些總結提煉，給這美好加一點引人深思。
崇勇尚智又文秀典雅的底色
目前，學界基本公認江南文化主要發源於吳越文化。其狹義者僅指春秋、戰國時代吳、越立國所創造的文化，廣義者則包含有人類活動以來存在於先秦吳、越立國地區的一切文化現象。展覽第一個板塊帶領觀眾穿越回史前，簡要回顧江南發展歷史，突出社會民風由尚勇至崇文的轉變。
戰國 越王者旨於睗劍 上海博物館藏
從河姆渡文化到馬家浜文化，從崧澤文化到良渚文化，考古發現證明史前江南農業、漁業、畜業、紡織業等都有所發展，人民也具有一定的審美水平和藝術創造力。於是，展覽按時間先後展出了反映早期農業、畜牧業及審美追求的河姆渡文化至良渚文化的代表性文物，並根據學界將吳越文化視為「具有有段石錛和幾何印紋陶為共同特徵的新石器文化」，展出了具有江南地域特色的石錛和陶器。商末周初，吳、越兩國逐漸形成，其人斷髮文身，善於鑄造青銅器，語言、穿著、飲食、居住方式等都與中原不同。對於這段歷史，最為人熟知的想必是吳越爭霸的故事，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又當屬勾踐臥薪嘗膽那一段。這些過往被青銅器等銘記，以收藏於湖北省博物館的吳王夫差矛和越王勾踐劍最為知名。展覽則依靠上海博物館自有館藏，展出了吳越代表性青銅器，其中的劍、矛、戈都是曾經爭戰的縮影。實際上，吳越時期除了青銅冶鑄，造船、航海、麻葛種植、桑蠶種養等也取得了很高成就，印紋硬陶發展更達到全盛，並在制陶技術逐步提高的條件下出現了原始瓷，翻開了我國陶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頁。
春秋吳王夫差矛與戰國越王勾踐劍（湖北省博物館藏）
總體來看，在中國文化史上，直到六朝前期，江南典型民風仍是尚武逞勇。西晉末年「衣冠南渡」，琅琊王司馬睿渡江至建康（今南京）建立東晉，為江南帶來了「士族精神、書生氣質」。至此，展覽第一板塊也迎來轉折，一組六朝文房無聲聯結著南渡前後的歷史。東晉以後，江南得到了較好的開發，安寧的政治社會環境使得華夏文化在此迅速發展，文學、藝術、史學等都出現了新氣象。以書法為例，至東晉，「四大家族」（王、謝、郗、庾）書法著稱於世，又以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為代表的王氏家族書法最負盛名。以繪畫為例，以顧愷之為首的「南朝三大家」（顧愷之、陸探微、張僧繇）誕生，為後世畫壇樹立了不朽的豐碑。
唐代虞世南摹東晉王羲之《蘭亭序》卷（故宮博物院藏）
宋代佚名摹東晉顧愷之《洛神賦圖》卷局部（遼寧省博物館藏）
至唐代貞觀元年（627年），全國州郡分為十道，其中的「江南道」轄「凡五十有一州」，這是「江南」從行政命名角度的首次亮相。唐末戰亂，百姓向南避難，南方人口首次超過北方。南唐時期，「天下大計，仰於東南」，南京再次成為都城。朝廷推行右文國策，文化繁榮，三代國君更是文采斐然。宋代「靖康之難」後，宋室南遷定都臨安（今杭州），朝廷延續崇文抑武的國策，重科舉教育，興禮樂文治。宋人葉夢得說：「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可知江南刻書早在兩宋時期已聞名全國。至明清，城市經濟的繁榮、造紙業的發達，以及套印、餖版和拱花等印刷技術的成熟，都為江南刻書、藏書創造了優越條件。明人胡應麟說：「今海內書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今北京）也，金陵（今南京）也，閶闔（今蘇州）也，臨安（今杭州）也。」四大書肆集聚地，三個在江南。清人孫從添說：「大抵收藏書籍之家，惟吳中蘇郡、虞山、崑山；浙中嘉湖杭寧紹最多。」除了官方藏書，如寧波范欽的天一閣、嘉興朱彝尊的曝書亭、「揚州二馬」的小玲瓏山館、湖州陸心源的皕宋樓、常熟瞿氏的鐵琴銅劍樓、杭州丁丙的八千卷樓、湖州劉承乾的嘉業堂等江南私人藏書樓鱗次櫛比。
清乾隆 陳亮編 《歐陽文粹》二十卷（部分）上海博物館藏
刻書、藏書的背後是江南讀書之風的盛行。「自六朝文士好嗜詞賦，二陸擷其英華，國初四才子為盛。至今髫齔童子，即能言詞賦，村農學究解作律詠。」明清時，以書院為例，全國以東林、江右、關中、徽州四處最盛，四處之中同樣三處位於江南。而據《明清進士題名碑錄》載，平均每七個進士中就有一個多來自江南。得天時地利，江南文學家及文學創作自然可觀，如首開山水詩風的謝靈運、《文心雕龍》著者劉勰、「初唐四大家」之虞世南、「孤篇壓全唐」的張若虛、「中興四大詩人」之范成大、文學意象中的文人楷模王冕、《水滸傳》著者施耐庵、「三言」著者馮夢龍，以及並稱「江南四大才子」的唐寅、文徵明、徐禎卿、祝允明，還有「絳雲樓」主人錢謙益、「清學開山」顧炎武、《儒林外史》著者吳敬梓、「性靈派」代表袁枚、「一代儒宗」錢大昕、徽派樸學巨擘阮元等，不可勝數。清代，戲曲、小說、傳奇等通俗文學作品蓬勃發展，文藝已然滲透各個階層，以蘇、杭為代表的江南，教育、文學、藝術等影響力達到巔峰。
安禮樂儀又曠達洒脫的性情
《論語》說：「不學禮，無以立」，中國自古是禮儀之邦。江南向來被認為最具創新精神或者說打破常規的勇氣，然古人言「倉稟實而知禮節」，今人說「生活要有儀式感」，考古發現證實，江南也是安於禮、樂於儀的。展覽第二板塊由禮入手，同樣以東晉為轉折，繼而講述規範之外的寄託與通達。
三國·吳 朱然墓出土 宮闈夜宴圖漆案 馬鞍山市三國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館藏
自東周陸續成書的《周禮》、《儀禮》和《禮記》是儒家禮學經典，內容涉及社會歷史、政治倫理、禮制官制、人文價值等各方面。至唐代，五禮體系發展成熟，傳統禮儀被總結為吉、軍、凶、賓、嘉五類。其中，吉禮是五禮之首，主要指對天神、地祗、人鬼的祭祀典禮，可由史前祭天、地的玉璧和玉琮作代表。軍禮主要與戰事有關，表現在軍隊的操練征伐中，代表文物以良渚文化遺址出土的玉權杖為早，被視為軍權、王權與神權合一的象徵。凶禮多指喪葬、持服、諡號等禮儀，代表文物首推專為斂葬製作的隨葬器，如畫像磚、堆塑罐，不一而足，又以無錫鴻山戰國早期越國貴族墓出土的瓷質仿青銅禮樂器極具地域特色。賓禮主要是「親邦」之禮，發生在天子與諸侯或者諸侯與諸侯之間，後世的遣使、朝貢、覲見也歸於此。馬鞍山朱然墓出土漆案上彩繪了漢魏時期宮闈宴樂的宏大場面，表現了三國時期吳國貴族的奢華生活，也可想見早至孫吳之時的「賓禮」的最高級別，格外珍貴。嘉禮最貼近民生，飲食、婚冠、慶賀等都被包含在內。借浙江湖州三天門南宋貴族墓出土的聘禮之金釧、金戒、金霞帔墜，可見彼時嫁娶禮儀之一斑。以上所有文物的背後，等級地位的昭示又無處不在。
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磚畫拓片 （南京博物院藏）
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磚畫拓片（南京博物院藏）
然，相對北方政治倫理，江南還體現出獨特的詩性，表現為自由與宗教的二維。三國末期和西晉初期，司馬氏利用軍政大權拉攏士族，剪除異己，迫使曹奐「禪位」。司馬氏建國後，皇室內部又爆髮長達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亂」。這樣的背景下，儒學漸失魅力，士大夫轉而醉心於形而上的道家老莊之學。他們退隱山林，著「褒衣博帶」，相聚「捫虱而談」。不拘禮法、清靜無為的處世態度為時人稱道，以竹林七賢為代表。雖然七賢主要活動於西晉初期的山陽縣（今河南輝縣西北一帶），但衣冠南渡之後，名士風度也影響著江南。江蘇南朝墓葬中多有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磚畫考古發現，直至明清，江南文人繪畫中仍多見竹林七賢題材。怡然當下、自由清高的魏晉風骨為世人心嚮往之。
明代李士達《竹林七賢圖》卷局部（上海博物館藏）
論及了儒家與道家，便也多談幾句信仰。江南一直對外來文化採取包容的態度，在古老好神巫傳統的基礎上，形成了信仰多樣、多教並立的宗教風貌。其中，道教於東漢後期傳入江南。晉室南渡後，其中一派天師道隨之南下，成為吳地道教主流，被許多世家高門信奉。東晉南朝時，以葛玄、陶弘景等為代表的道教理論家對天師道教義進行改造和充實，剔除了其中違背儒家禮制的主張。由此，自唐以後道教都得到官方認可。可見地域特色的是，江南道教注重修煉長壽，不講什麼「度世」、「興太平」，不強調為天地立功，教人修煉的《黃庭經》備受重視，可視為生命通達的另一種表現。佛教則是外來宗教，大約在兩漢之際傳入江南。三國時期，孫吳都城建業（今南京）已是長江流域乃至全國的佛教中心之一。晉室南渡後，佛教在江南得到進一步傳播，多由身為居士的士大夫研習。比起北方佛教的「政治性」，南方佛教更具「哲學性」，並不斷與傳統儒學、玄學碰撞交融，形成了與中國文化相結合的各個漢傳宗派，如天台宗、三論宗、凈土宗、禪宗等。宋室南渡後，統治者推行尊佛重道的宗教政策，提倡儒、佛「共為表里」，各派別之間不再有嚴格界限，道教還在禪宗影響下衍生出南宗，盛行金丹、吐納之術，平添了文人氣質。
宋孝宗曾在《原道論》中提出：「以佛修心，以道養生，以儒治世」。其實，除了道、佛二教外，江南還寬容地接納了如伊斯蘭教、天主教等文化信仰，這些信仰也並未互相衝突，反而受到了江南通達的性情影響，彼此包納，和諧共存。
治平濟世與明德修身的人物
除了詩性，江南更有責任。這片土地曾多次政權易幟，曾遭遇中國乃至人類歷史上的數次重大災難，也曾給予敵寇最頑強的抵抗。江南如「桃源」般美好，但江南的美好從來不在「世外」，「一蓑煙雨任平生」的背後是延續數代的勵精圖治。江南文化的載體說到底還是人。然而，這片土地誕育了數不清的政治名家、軍事名將、儒商巨賈、科技達人，哪怕「百傑展」亦難取捨，又如何道得盡這燦若星河的江南人？受展廳面積所限，兼顧藝術性和借展率，展覽第三板塊「大舍大棄」，只借存世、可得的十數件文物珍品例舉兩類江南人物：治平濟世的、明德修身的，希望能「舉重若輕」地陪同大家追思那些鏗鏘生命。
三國東吳的建立是江南首次展露政治頭角，治平濟世類人物也從吳主孫權家族墓出土的堆塑五聯罐開始，又按年代順序依次羅列了直至明代的7件文物，它們背後是曾北抗曹魏、西拒蜀漢、生擒關羽的東吳大將朱然，被稱為「東南重望，吳越福星」的五代吳越國開國君主錢鏐，最為觀眾熟悉的北宋名臣包拯和同樣「清苦守節，廉白是務」的包拯次子包綬，明代開國功臣、保得邊疆多年安定的沐英，文武全才的軍事家、散文家、數學家兼抗倭英雄唐順之，為政有聲、掛起「嘉定恢剿義師」大旗的抗清英雄侯峒曾、黃淳耀。正如唐順之也是一代儒學大師，平天下與修自我不是非此即彼的關係，緊接著的文物主要表現江南思想家和遺民。
王守仁《示諸侄手札冊》 上海博物館藏
「火」到如今的思想家，首推王守仁。明中葉以後，程朱理學流為說教，以陳獻章、湛若水、王守仁為代表的心性之學悄然而來，倡導回歸自我，崇尚個性。因王守仁別號陽明，其心學也被稱為「陽明心學」，大要有三：「致良知」、「親民」、「知行合一」，強調開拓實踐。本展覽依靠上海博物館自有館藏，展出王陽明肖像圖軸及其「示諸侄」的手札冊，雖為家訓，也體現著「四句教」[]的思想，透著心學的味道。明天啟五年（1625），劉宗周跳出陽明心學的影響，提出「慎獨」理論，開創蕺山學派，強調道德修養。清初大儒黃宗羲、陳確、張履祥等都是蕺山學派的傳人，以黃宗羲「以君為客」的民本思想影響至深。
龔賢《江村圖卷》上海博物館藏
由明入清，劉宗周絕食而死，在中國文化史上，這類人被稱為遺民。遺民生活在當朝，卻將身份和靈魂定格在前朝，除了侯黃二人的憤而反抗，其他如自殺殉節、退隱山林、不仕新朝也都是遺民情結的典型表現。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收藏有一幅珍貴的《墨蘭圖卷》，作者鄭思肖就是宋代遺民的代表。他字憶翁，號所南，坐臥不北向，畫蘭不畫根，以喻國土淪喪。元代遺民據清人張其淦《元八百遺民詩詠》中所錄，大多為江南鴻儒名流。如戴良、楊維楨、倪瓚、顧瑛等，氣節之外，藝術造詣了得。由明入清，部分畫有所長的遺民靠丹青記錄亡國悲憤，也靠出賣畫藝為生，被稱為「遺民畫家」。江南是遺民畫家人數最多、最活躍的地區，如金陵八家之首龔賢、新安畫派之首弘仁、姑熟畫派之首蕭雲、常州畫派之首惲壽平、「南陳北崔」中的陳洪綬、「畫中九友」中的程嘉燧，還有項聖謨、吳歷等，加上倪元璐、方以智、歸莊等文人代表，包攬明清之際畫壇的半壁江山。
元代鄭思肖《墨蘭圖》卷（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藏）
「從政治上看，遺民是一種姿態；從道德上看，遺民是一種操守；從哲學上看，遺民是一種價值信念；從文化、審美上看，遺民是一種不可逾越的經典，具有光耀千古的審美價值。」無論出世還是入世，這些後世垂範對於江南的貢獻除了政治疆域的拓展、外寇犯境的平定、民生福祉的體恤，更多的是超越地域甚至國界意義的令人仰止的思想高度和堅貞氣節。
陽春白雪與市井浮生的風尚
國學大師陳寅恪曾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南宋以還，中國文藝的重心就一直在江南。結束了相對嚴肅的上一板塊，展覽第四板塊選取年代主要為南宋及以後的文物，轉而講述江南人的自由審美與精緻生活。
計元儒琴 上海博物館藏
南宋文人趙希鵠說：「吾輩自有樂地」。文人書齋歷來是審美情趣最典雅的所在，有琴棋書畫、博古賞鑒、品茗焚香等雅事，有家具陳設、文房器用、花木竹石等雅物。齋內齋外，目之所及、耳之所聞，皆是藝術。書畫是文人於書齋內最常進行的藝術創作，而提及江南繪畫，必然會想到五代「董巨」的水墨山水、兩宋時期的「米家山水」與「小景山水」、元代趙孟頫的「古意」運動、明代董其昌的「南北宗」論、清代「正宗」之「四王」等等。若說畫派，明代浙派、江夏派、吳門畫派、松江畫派等文人畫與院體宮廷繪畫並行不悖，清代金陵畫派、揚州畫派相互映照，江南畫壇呈現百花競放的絢麗景象。書畫之餘，摹古鑑賞是文人日常消遣之必備。
明初，松江華亭（今屬上海）人曹昭編撰成《格古要論》，書中按文物性質分設門類，既論述了宋元人多提及的古銅器、古畫、古墨跡、古碑法帖等，又創新地納入古窯器、古漆器等六門，涵蓋了古物鑑藏的主要門類，對後世影響深遠。而談及江南鑑藏，有一句話大家必不陌生：「江南收藏甲天下，過雲樓收藏甲江南。」過雲樓是清代顧文彬收藏書畫碑版、古籍善本、文房器用等古物的地方，以書畫碑版為最。
明拓東漢《曹全碑》冊、南宋揚無咎《四梅圖》卷、宋魏了翁《文向帖》卷、宋刻《錦繡萬花谷》、元人《七君子圖》卷、明沈周《京口送別圖》卷等均為至珍名品。此外，晚清著名金石學家、鑑藏家吳大澂的愙齋同樣名重江南，涉獵青銅、玉器、瓷器、瓦當、封泥等諸門類，以青銅器和古玉器為最。本展覽依靠上海博物館自有藏品，精選江南文人繪畫及篆刻作品，並主要選取過雲樓、愙齋舊藏，兼顧鑑藏品類，表現江南文人的藝術修養與審美情趣。
清代顧文彬過雲樓舊藏宋刻《錦繡萬花谷》（鳳凰出版傳媒集團藏）
清代吳大澂愙齋舊藏愙鼎（南京博物院藏）
宋代《夢粱錄》云：「燒香點茶，掛畫插花，四般閒事，不適累家。」高雅的生活除了丹青與鑑藏，還有茶、酒、香、花。茶事始於唐、盛於宋，以點茶法最為流行，方法是將茶粉放入茶盞，用茶瓶煮水沖茶，其間以箸或匙不停擊沸，令其生出細膩豐盈的泡沫。又增加「鬥茶」一趣，以湯色純白、水痕「咬盞」為上。
吉州窯木葉貼花盞 上海博物館藏
明代開始，散茶沖泡法取代末茶沖泡法，茶具也隨之發生改變，紫砂壺大行其道。品茗之外，飲酒也是一大樂事，酒器品類、造型眾多，常見梅瓶、玉壺春瓶、注子、台盞等。宋時習慣飲用熱酒，酒注與溫碗常成套出現，又常與台盞配合使用，精緻考究。瓶花使用可追溯至魏晉，至宋元時期，花器品類豐富，且刻意與日常器皿區分，常見梅瓶、膽瓶、長頸瓶、仿古式瓶等。受理學影響，插花追求清疏，注重意趣。用香的歷史則可以追溯到春秋之前，至唐代，香道文化已然形成，到了宋代，隨著海外香料的大量進口，香文化融入日常，達至鼎盛。
明 鮑天成透雕浮槎犀角杯 上海博物館藏
明清時期的江南，文人隱世而居，百姓安居樂業，商人建業經商，匠人一展所長。明代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中說：「良工雖集京師，工巧尤推蘇郡。」王世貞在《觚不觚錄》中說：「今吾吳中（今蘇州）陸子剛之治玉、鮑天成之治犀、朱碧山之治銀、趙良璧之治錫、馬勲治扇、周治治商嵌，及歙呂愛山治金、王小溪治瑪瑙、蔣抱雲治銅，皆比常價再倍，而其人有與縉紳坐者。近聞此好流入宮掖（宮廷），其勢尚未已也。」即便京師，也以江南工巧為上。更重要的，江南文人將自己對藝術的理解總結成理論成果，如屠隆的《考槃餘事》、文震亨的《長物志》、戈汕的《蝶幾圖》、王士性的《廣志繹》、王圻的《三才圖繪》等，起到了重要的美學引導作用。自此，江南工藝美術領域的作品雅致得無以復加，溫潤端莊的玉器、典雅名貴的瓷器、絕世難得的犀角器、千文萬華的漆器、儼然圖畫的織繡、清逸脫俗的竹刻、簡練優美的家具……既反映了當時的生產與科技水平，也充分體現了江南人的審美水平與藝術創造力。
南宋朱克柔緙絲《蓮塘乳鴨圖》（上海博物館藏）
至此，文人士大夫與市井百姓的生活意趣已有了諸多交叉，而另一項極重要的「共同語言」就是音樂。早自魏晉南北朝時，音樂就是江南流行的藝術之一。當時，長江下游的「吳聲歌」婉約纏綿、清新自然，以《採蓮曲》最為今人熟知。到了宋金時期，戲曲基本形成，市井中「瓦肆」「勾欄」興盛，民間歌舞、說唱、滑稽戲趨於融合，出現了「宋雜劇」。與此同時，在溫州誕生的南戲於臨安迅速發展成熟，至元代，流行程度已可與雜劇比肩，雜劇作家也兼作「南曲戲文」。明成化以後，南戲在江南「衍化出各種新腔」，其中的崑山腔起源於江蘇蘇州崑山一帶，主要用管樂伴奏，演唱講究吐字收聲和板眼，後來演變成崑曲，並從南方走向北方。明末徐樹丕在《識小錄》中說:「四方歌曲，必宗吳門」。當時，崑曲被稱為「雅部」，其他戲曲被稱為「花部」或「亂彈」，又由於崑曲對其他劇種影響深遠，也被稱為「百戲之祖」。明清兩代是江南戲曲空前繁榮的時期，戲曲從業者眾多，戲曲作者如林，留下《琵琶記》《香囊記》《浣紗記》《鳴鳳記》《玉簪記》《西廂記》《紅拂記》《長生殿》等諸多經典。同時，戲曲評點和曲論著作也蜂擁出世，如李漁的《閒情偶寄》等，上升到戲曲美學的高度，將中國古典戲曲理論推向巔峰。至晚清，「歌場舞榭，流播如新」，江南在戲曲藝術史里的中心地位無可非議。
明 成化年間說唱本 上海博物館藏
李白說:「浮生若夢，為歡幾何？」江南的美好讓人自然而然地熱愛生活。不管是士大夫還是貧寒之士，無論陽春白雪的書齋雅事還是市井浮生的柴米油鹽，正如清代沈復《浮生六記》中所敘，布衣蔬食的日常與心念藝術的情趣缺一不可。「生活藝術化、藝術生活化」是江南人由來已久的不懈追求。
抱誠守真又開放兼容的器度
政治、文學、藝術、經濟幾個詞從來相輔相成，而經濟發達之地必為文化繁榮之所，經濟的作用至關重要。展覽第五板塊表現以大運河與海上絲綢之路為代表的江南商貿通天下，最後濃墨重彩地落筆於如今的長三角龍頭城市——上海。
水，可柔可剛，是江南性格的一部分，古代江南的經濟發展也與水息息相關。春秋時期，大運河開掘，完成於隋朝，繁榮於唐宋。它北起北京，南至杭州，溝通了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保障了漕運，促進了商品貿易，對中國南北文化的發展交流，尤其是對揚州、蘇州、杭州、鎮江等沿河地區的經濟發展與城鎮興起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是古代江南財富急劇增長並迅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大運河相關遺址的出土文物中，以瓷器數量最多，涉及全國南北數十個窯口。本展覽僅選取一件來自安徽淮北柳孜運河遺址、器形相對完整的唐代鞏縣窯三彩抱柱獅子為代表，觀者可藉以想見彼時大運河兩岸的繁盛。唐宋之後，於古時江南的水路貿易而言，連接亞、非、歐三洲的海上絲綢之路也功不可沒。唐代時，朝廷在揚州等港口設立了市舶司，專職于海外貿易的管理。宋代大力開拓海外市場，招徠蕃商入華貿易，逐漸於東南沿海重要港口如太倉、寧波等遍設市舶。當時海上輸出物品以陶瓷和絲綢為大宗，可以說是中國的文化象徵。明清時，得益於大一統王朝的強盛國勢，加上京杭大運河和絲綢之路的推動，洞庭商幫、徽州商幫、寧波商幫、龍游商幫等十分活躍，江南商賈往來，經濟發達，城市群鬱郁而盛。曾經的繁華留在了清代徐揚的《姑蘇繁華圖》里，全幅畫可見各種商號招牌200餘塊，涵蓋了50多個手工行業。店鋪除了經營本地土產，還有來自外地甚至國外的名產，正是「山海所產之珍奇，國外所通之貨貝，四方往來，千里之商賈，駢肩輻輳」。圍繞《姑蘇繁華圖》，兼顧對外交流中的輸出與輸入，第五板塊的前半部分選取早至東晉之時的江南出土歐洲玻璃器，以及江南重要港口常見出口的陶瓷並絲織品，再現古時繁華。
徐揚 《姑蘇繁華圖卷》遼寧省博物館藏
接著，我們把目光聚焦在上海。
無論是唐宋時期吳淞江南岸的著名貿易港青龍鎮（今上海青浦區白鶴鎮），還是明代以後新開黃浦江入海口並興建的上海城，上海的發展也一直與水緊密相關。晚明時，上海出現了一個重要人物——徐光啟。他用《幾何原本》推崇西學，在《農政全書》中倡導農業生態觀。他主張向西方學習，「欲求超勝，必須匯通」。在他去世210年後的1843年11月，上海開埠通商。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對整個中國來說都意義重大。
「自海禁一開，貿易之盛，無過上海一隅，而以硯田為生者，亦皆于于而來，僑居賣畫。」晚清民國期間，一個龐大的畫家群體以上海為活動中心鬻畫為生，所作繪畫兼具「藝術性」與「商業性」，雅俗共賞，被稱為「海上畫派」。20世紀後，「海派」的稱呼擴散到戲劇界，很快又漫至文學、戲曲、電影、音樂、美術教育等領域，乃至社會風尚、生活方式、言談舉止，於是有了海派文化的概念，成為上海的文化主流。
吳昌碩《花果冊》（其一）上海博物館藏
海派繪畫是理解海派文化的一個重要窗口。1926年，潘天壽在《中國繪畫史》中將海派分為「前海派」與「後海派」兩期：前者以任薰任預父子、趙之謙、任伯年等人為代表，特色是兼工帶寫，蘊含文人清雅趣味；後者唯吳昌碩馬首是瞻，以大寫意畫法一枝獨秀，帶有濃郁的金石氣。海派的範圍在其後期又變得廣泛，比如吳湖帆、吳待秋、吳子深和馮超然，比如張大千、黃賓虹、劉海粟、林風眠、徐悲鴻，都被歸入海派範疇[]。此外，在中西美術爭鳴的大背景下，以徐悲鴻、劉海粟、林風眠、顏文梁為代表的遠渡重洋尋找「中國畫何去何從」答案的美術先驅回到國內，分別任職中央大學師範學院藝術系主任、上海美專校長、杭州國立藝專校長、蘇州美專校長，成為中國西方美術領域的啟蒙教育家，對中國美術界影響巨大。於是，所謂「海派」，既有對傳統文化的標新，又有對中西文化的糅合，更由各地移民共同鑄就[]。第五板塊的後半部分從以青龍鎮為中心的唐代上海城市發展談起，圍繞後世彙集於上海的各地工藝名家的文房作品，以及前、後海派代表性畫家的繪畫作品，表現上海由來已久的「海納百川」特徵。
不難發現，「海派」與「商」緊密相關，而正如商聖范蠡三次散盡家財，江南商人除勤勉經營外的另一個特徵就是「儒」，文學家對此也多有讚許。如南宋陳亮一反朱熹崇義絀利、義利不兩立的說法，認為有利方有義，義利雙行，缺一不可。明代王守仁一反孟子「為富不仁，為仁不富矣」的說法，提出「雖終日做買賣，不害其為聖賢」。以清中期定居於揚州的鹽商馬曰琯、馬曰璐為例，他們曾廣交文人學者，以極大的精力和財力訪書、購書並轉抄、精校、精刻圖書，還大量資助貧寒文士、創辦書院，為清中期的文化繁榮起到了很大的推進作用，被尊稱為「揚州二馬」。以清晚期張謇為例，他致力於早期棉紡織業，主張「實業救國」並注重教育，創辦了第一所紡織專業學校（今東華大學），也是如今復旦大學、上海海事大學等學校的創始人之一，被尊稱為「狀元實業家」。借用徽州人家至愛的木雕楹聯文字「幾百年人家無非積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讀書」，經濟繁盛之餘，江南人對文化教育的重視格外突出，上海作為長三角龍頭，也理所當然成為新中國文化運動、思想革命的前沿所在。
最後，第五板塊以吳湖帆新古典主義山水的《層岩積翠圖》軸、劉海粟取法西洋畫並結合傳統潑墨法的《青綠山石圖》軸、顏文梁運用印象派技法的油畫《黃浦江夜航圖》為結尾，仿佛海派文化繼承了古典江南所代表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並逐漸在開放、兼容、創新中發展，最終中西合璧、走向多元。
顏文梁 《黃浦江夜航圖》上海博物館藏
谷嫻子
文章來源: https://twgreatdaily.com/zh/h_RognIBnkjnB-0zgfB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