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今日資本的徐新將用戶過億的大公司稱為「超級平台」，但她沒想到，巨無霸們只用5年就進化成「滅霸」了。
科技網際網路巨頭是這個時代的流量分發人、資源供給人、渠道守門人和需求承接人，間接決定著數字經濟的贏家和輸家。
首先，規模支撐了影響力，去年9月臉書、亞馬遜、谷歌、蘋果接受反壟斷調查時，四巨頭的總市值高達5萬億美元，占據標普100指數價值的三分之一。
2019年全球獨角獸436家，其中美國204家，中國107家，大部分直接或間接控制在巨頭手中，穹頂之下，沒有獨立的產品，只有內化的生態。
PC時代，搜尋引擎用流量拉動生意；手機時代，IOS和Android制定規則，確立玩法；社交時代，臉書和推特決定了我們看到什麼內容；直播和短視頻時代，娛樂至上填滿了最後的碎片時間。
從足記到臉萌，從分答到無秘，沒有背景的產品創新註定只是流星，強如小米也不得不關閉米聊，大如阿里也不得不放棄蝦米音樂。
幾乎所有關鍵技術能力都被巨頭視為禁臠，從5G到AI，從雲計算到大數據，從區塊鏈到物聯網，孤立的、體系外的創新已經很難帶來革命性變化。
2017年的《經濟學人》雜誌注意到這一現象，將巨頭控場的領域稱為「創新殺戮區」，大樹之下，寸草不生，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
超級平台把規模當壁壘，把產品當工具，把技術當武器，早就是常規操作，但更讓人絕望的是數字基礎設施的私有化。
萬物皆可連接≠萬物皆可基礎設施。
在原教旨的網際網路邏輯中，基礎設施是集成了終端、平台、系統、應用的底層技術架構，普惠的前提是開放共享，但往往說說而已，現實中「口惠而實不至」。
樂觀派覺得，新舊流量交替是創新的永動機，必然有利於後來者，Snapchat和Instagram確實從臉書剝離了年輕用戶，直播、短視頻也虹吸了圖文的流量。
但在數字基礎設施高度集中的領域，情況不同，從BAT到TMD的分分合合就是明證。
微信十年一直做加法，把一款即時通訊工具變成11億人每天使用的生活必需品，產品做到這個體量，頂住用戶時長就成了本能，不做場景擴張，簡直暴殄天物。
張小龍說，「如果上天知道了你的計劃，那麼這個計劃多半不會成功」，但微信的進化恰恰是可預期的，兩個關鍵詞分別是連接和簡單。
「連接」在產品層面可以理解為社交分發。
微信的熟人關係鏈一直是流量和用戶策源地，嚴控外鏈相當於封閉了基礎設施的能力外溢，所帶來的影響顯而易見。
2013年AT大戰翻開序章，阿里封禁微信的「淘寶客」，後者回手反殺淘寶商品連結，阿里強推「來往」失利，沒能做出自己的拼多多，2015年春節還被微信支付上演「奇襲珍珠港」，最後只能用「釘釘」突破職場關係鏈。
2014年快的和滴滴的打車之戰，微信嚴管誘導分享，間接決定了這場世紀大戰的走向。
2016年微商大戰，2017年知識付費，2018年頭騰大戰，抖音、今日頭條、西瓜視頻等APP曾經受到不同程度屏蔽，有別於位元組跳動——微信自身強大的生態系統和基礎設施，讓騰訊頂住了各種黑天鵝衝擊，每次都能站上風口。
另一個關鍵詞「簡單「可以理解為入口整合，化繁為簡，化簡為繁，本就是一體的兩面。
從2017年的小程序開始，微信集成了大部分你想像得到的生活場景，但「少即是多」理念並不能消減對用戶時長的饑渴，打著極簡旗號亮相的小程序，其實是子產品在共享基礎設施之後的相互賦能，「用完即走」著眼於「走了再來」。
視頻號以關係鏈為核心的個性化表達，似乎找到了「秀場化表達」之外的新陣地，但願景遠不止此，「微信之夜」演講中，劇透了太多的新玩藝兒，用張小龍的話說，「微信在挑戰一個產品要加多少功能還不是垃圾產品。」
超級平台越強大也就越臃腫，越容易本能的泛化自身邊界。
此前億邦動力網有消息說，在微信上長按淘寶、抖音、京東的二維碼商品圖片，會默認跳轉到拼多多的小程序。
微信官方回復只是灰度測試「聊天素材支持小程序打開」，這件小事也證明，巨頭的任何一個不經意動作都可能引發現實中的蝴蝶效應，雖然中國用戶很喜歡這種「替我作主」的保姆式服務，但在方便、效率之外，還有一個問題更重要：
巨頭控場是否實現了經濟性的最優解？
這方面一直有兩條截然不同的演進路徑。
以蘋果IOS為例，建立了嚴格到嚴苛的管控體系，壟斷了體系內的應用分發，好處是保障了生態安全，缺點是限制了開發者的創新能力。
Android正相反，建立起一套開放共享的系統，短時間啟動了生態活力，但開發者過度索取權限，損害用戶利益的情況時有發生。
歸根結底，超級平台包辦一切本就是利弊互見的，所有方便都有代價。
巨頭的產品和服務從私有化基礎設施汲取營養，商業方法論的本質是通過減少用戶選擇，提昇平台自身的效率，用戶價值只是副產品。
不要對利益與價值觀的搏奕期望過高，IOS握有超級權限，必然迫使開發者和用戶支付溢價；臉書拒絕接入與自有產品衝突的第三方API；中國電商二選一等等。
某種程度上，超級平台的超能力，就是把子產品泛化為基礎設施的能力，視頻號也是受益者之一，微信的龐大體量一邊稀釋了冷啟動風險，一邊推高了業外產品的准入門檻，間接幫助視頻號低成本進入並主宰短內容視頻化領域。
但站在旁觀者視角，這種本位主義似乎又是無可指摘的，畢竟「我的地盤我作主」，巨頭行為究竟是「跨界」還是「越界」，與其說是商業課題，不如說是倫理考量。
從「探照燈」到「守門人」
新聞學的祖師爺沃爾特·李普曼曾經把媒體比做「探照燈「，聚光燈打到哪裡，人們的視線就鎖定在哪裡。
但他同時也說過，「我們不能根據一束束燈光所提示的環境來行動」，強調獨立觀察、公共監督的作用。
後來庫爾特·盧因發展了這個理論，提出「守門人「概念，他注意到群體信息傳播過程中，其擴散的深度和廣度取決於個別關鍵節點，這些節點被稱為「守門人」。
網際網路時代，超級平台就扮演了「守門人」角色。
大公司都習慣做加法，通過無限延伸產品線，封閉用戶時長，強如微信，也難以堅守張小龍「用完即走「的初衷，所謂優質內容主導用戶流動只是理想狀態。
現實中的超級平台正呈現出兩個發展趨勢。
1、不僅平台本身，連子產品都在基礎設施化。
孤立的單一產品無論如何強大，也不可能成為數字基礎設施，但集成在超級平台上的子產品矩陣可以突破這個象限，聚合出強大的群體效應。
視頻號成為基礎設施，一方面宣示了微信短內容視頻化的決心，另一方面也決定了視頻號必然擔負起「守門人」的責任，成為孵化小平台的母體和工具。
對巨頭來說，小而分散的子產品是變為基礎設施還是成長為下一個超級平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排除外部競品寄生於母體又威脅母體的可能。
2、數字基礎設施面臨全新的生態定義。
按黑石估算，全球數字基礎設施大概有13萬億美元的規模，但如何開放共享，承托起數字經濟的未來，是個遠比傳統基建複雜的課題。
過去幾年美國大力推進基礎設施私有化，紐約迎來25年後首座新地鐵站-哈德森站，社會投資分離所有權和使用權，這在傳統基建是可操作的。
但數字經濟巨頭普遍缺乏這種驅動力。
超級平台有流量，有規則制定權，基礎設施封閉了核心能力，龐大客群裹挾了話語權，就能把不合理行為包裝成合理的「生意成本」，用戶沒有選擇，臉書CEO桑德伯格就承認，「如果以月度時長計算，我們控制著美國95%的社交媒體。」
去年11月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的《關於平台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徵求意見稿）》第11條就特別關注了這個問題，要求綜合考慮平台規模、資金投入、技術壁壘、用戶多棲性、數據獲取成本、用戶習慣等等，遏止對正常競爭的負面影響。
去年12月歐盟出台《數字市場法》，首次明確了巨頭作為「守門人」的義務。
包括必須允許第三方與自己的服務進行交互操作；必須為投放廣告的公司提供數據工具以及獨立驗證；應當允許平台上的企業用戶與其他客戶簽訂合同；應該為企業用戶提供訪問平台數據的權限等等。
禁止性條款則包括：不得阻止用戶卸載預裝軟體或應用程式；不得使用從企業用戶獲得的數據與第三方競爭；不得限制企業用戶使用平台之外的服務。
但這部措詞強硬的新法著眼點還是引導超級平台公開、公平、公正的運用影響力，所以市場反映溫和，發布當天美股收盤時，臉書、谷歌和亞馬遜分別上漲了0.5%、0.44%和0.26%，並未出現想像中的跌跌不休。
這說明開放數字基礎設施，不僅是大勢所趨，而且巨頭本身也是受益者。
我們這個時代，有爆款、有流量、有客群、有技術的都是巨頭，但不抱畛域之見，不存門戶之私，願意把選擇權還給用戶的，才是真巨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