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德五年，山西有一個知縣使用酷刑，殺死了一家二人，並且想方設法制止受害人家屬上控，最終被巡按御史查訪出來，奏聞皇帝，押解進京審訊問罪。按照《大明律》的規定：「凡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人者，凌遲處死，財產斷付死者之家，妻子流二千里。」該知縣所殺乃一家非死罪二人，而按照《大明律》的規定：「若因公事干連平人在官，事須鞫問，及罪人贓仗證佐明白，不服招承，明立文案，依法拷訊，邂逅致死者，勿論。」該知縣是在公堂上實施拷訊的，致受害人身死，也算是依法拷訊，邂逅，也就是偶然致死，應該不承擔刑事責任。法司審訊之後，將兩議情況提奏皇帝裁決。
宣德帝酷愛鬥蟋蟀，有「促織天子」之稱，但他卻是明朝排得上號的明君。
宣德帝認為，身為知縣，應該是民之父母，竟然敢以私意殺人，這是殘害人民的民賊，力主將該知縣繩之以法。該知縣是如何使用酷刑的呢？在援引法律過程中，法司為什麼會出現兩種意見呢？宣德帝又是如何認為該知縣就是殘害人民的民賊的呢？且從案件經過談起。
唐代詩人杜荀鶴《山中寡婦》詩中有云：「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歷代統治者徵用全國人力資源，稱之為徭役。那個時候的男子每年要為國家無償服役20—30天，有時還要增加。服役年齡一般規定20—60歲，有時為23—56歲，最多的則擴大到12—65歲。徭役是強加給人民的最不堪忍受的負擔，在明代，孤寡老幼皆不免徭役，空閒人戶亦令出銀以免徭役，直到嘉靖以後實行「一條鞭法」，人民的徭役轉化成貨幣或實物，無償徭役也成為有償勞役。
宣德時期還沒有進行賦役改革，人民必須為官府服徭役，而如何差發徭役，官府掌握著主動權。比如說成年男丁每年要為官府服役一個月，若是官府看你不順眼，你是江南人，偏讓你去甘肅修長城，官府既不給路費，又不給食糧，路途往返就要半年，再加上服役，這一年就什麼都幹不成了。若是官府看你順眼，就讓你在本地服役，白天幹活，晚上可以回家，不但可以省去不少盤纏，還可以省去不少時間。當然了，順眼不順眼，要看你孝敬多少了。
卻說山西平陽府趙城縣，東屏中鎮霍岳，西聳羅雲明珠，北依太岳余脈，南展蔥蘢沃野，汾河縱貫其中，當時有八景：霍峰疊翠、汾水拖藍、媧陵古柏、廣勝流泉、伏牛土台、出佛石峽、簡子故城、豫讓斷橋。從傳說時代的女媧，到春秋時期趙國先祖趙簡子、義士豫讓，顯示該縣的歷史底蘊。宣德四年，知縣張秉上任，因為他後來犯罪被殺，連地方志都不收錄其名，故此不知道他的出身和籍貫。
張知縣上任以後，難免要派發徭役，這也是他斂財的絕好機會。差徭有朝廷大差，有本府中差，也有本縣小差。百姓要躲避朝廷大差，就要出銀買免，一般要出銀三四兩，若是大差去修長城、修陵寢、築河堤，這三四兩銀還是值得的，畢竟這一去一回的開銷巨大，費時費力。三四兩銀對一些富戶，可以說不算什麼，但對窮苦家庭來說，則是莫大的負擔。
按照朝廷規定，凡是家庭困難及家庭遭變故的，可以申請免派大差。本縣民人許余，因為上有七十歲有病老母，下有未滿周歲吃奶的孩兒，生活比較困難，就以母老子幼為名，向縣裡申請免去大差。制度歸制度，制度還要人來執行。朝廷規定家庭確實困難者可以免派大差，但也規定出銀買免，如何決斷，還是官府說了算。許余的申請被張知縣駁了回來，依舊派其當大差。許余認為張知縣就是有意偏袒富戶，是派發徭役不公，就到縣衙去喊冤。張知縣認為許余是刁民，喝令衙役將之趕出縣衙，並且威脅道：「若是再到縣衙喊嚷，定按咆哮公堂予以治罪！」許余還是不服，認為張知縣不講理，既然縣裡不講理，天下總會有講理之處，你一個知縣算什麼！許余決定到平陽府去投訴，若是平陽府不講理，就到京城找皇帝，就不信這天下沒有講理的地方。
要是許余悄悄地到平陽府去投訴，張知縣也奈何不了他，但許余在縣衙之外喊嚷，希望讓全縣的百姓都知道，也就引起了張知縣的關注。從許余的所作所為來看，他只不過是虛張聲勢，希望讓張知縣免了他的大差，並不想去平陽府乃至京城去投訴。要知道訴訟是有風險的，按照《大明律》的規定：「若越本管官司，輒赴上司稱訴者，笞五十。」不管你投訴之事是否屬實，只要是越過本管官司，就要笞五十，若是到京城告御狀，則要杖一百。再說了，訴訟也要收費，若是打贏官司，費用由被告出，要是打不贏，則要原告出，而在訴訟過程中的費用都要由原告先行墊付，這才有衙門口朝南開，有理沒理拿錢來之說。
以許余來說，去平陽府投訴是虛張聲勢，但在張知縣看來，這個刁民真的有可能拼個魚死網破，於是喝令衙役將許余帶到大堂問罪。許余自恃有理，我母老子幼，就應該免去大差，所以毫不畏懼，依舊喋喋不休，惹得張知縣惱怒，喝令皂隸將許余重責二十大板。古代《官箴》都講當官者切戒胡亂用刑，因為受刑者如果沒有錢給行刑皂隸，官長下令行刑，皂隸們往往不會顧人死活，在臀腿處狠打，輕者使受刑人殘廢，重者則立斃杖下。按照法律規定，這種情況即便是邂逅致死，也不承擔任何刑事責任。許余連買免大差的錢都不肯出，當然也不會給皂隸們錢了，也就怪不得皂隸們下毒手了。
開始幾板子，許余還能喊叫，漸漸地就悄無聲息了。按照慣例，用刑的時候如果見血，就自動停止行刑，這叫作「見血而止」。問題是這些皂隸都練就了打人的功夫，板板都是內傷，就是不出血，縣太爺也不好喊停止，畢竟是自己確定的責打數目。二十板打完以後，許余已經一動不動了，皂隸將手放在許余的鼻孔處，見沒有了呼吸，便稟告云：「人犯不耐刑杖，已經身死。」事到如今，張知縣也只能將錯就錯了，讓皂隸將許余的屍體抬出去，交給許余的親屬安葬，從縣庫內支銀十兩，算是官給安葬費。
一個好好的大活人，居然被縣太爺給打死了，許余的妻子如何能接受這個現實。許妻也不安葬丈夫，就在院子裡搭個席棚，把棺材放在院中，自己身穿重孝，在棺材前哭訴一番之後，便向平陽府趕去，要找知府為丈夫申冤。許妻的所作所為，早就有人告訴了張知縣，若是讓她告到知府處，張知縣難逃濫刑之罪。如果許余是強盜，或者是因為人命案件，是死罪，按例是可以進行刑訊的，而如今許余僅僅是以差徭細故，他就進行刑訊，顯然是違反法律，即便是依法拷訊，邂逅致死，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但違律用刑，也難免被革職，這可是關係自己政治生命的大事，豈能讓一個農婦給斷送了？張知縣派親信騎馬追趕，將許妻帶到縣衙。
張知縣先是對許妻講：「你丈夫是無理取鬧，本官責罰他也是不得已的事，誰知道他身體如此脆弱，僅僅二十板就被打死了。本官也認為他可憐，不是撥官銀十兩給你安葬他了嗎？你為什麼不安葬丈夫，卻要到府城去告狀呢？別以為本官怕你告狀，要知道你越訴有罪，到府衙就要笞你五十，你看你這柔弱的身體，如何受得了五十板呢？恐怕你也會命喪黃泉，那時候，不但你丈夫無人安葬，想必你也會被拋屍山野，豈不慘乎！本官勸你，還是把你丈夫安葬了，好好地過日子吧！」
當官的十兩銀子就能買一條命，許妻如何肯服，所以一面罵張知縣無恥，一面仍然堅持要上控。張知縣見軟的不行，便來硬的，要給許妻用刑。此前讓皂隸打許餘二十大板，把許余打死了，如果再打許妻，恐怕也會要命的，張知縣不敢再讓皂隸打板子了，就讓皂隸點起火盆，把烙鐵燒紅，烙許妻的身體。殊不知杖下能死人，在烙鐵之下也能死人。許妻一是有喪夫之痛；二是有覆盆之冤；三是勞累一天，水米未打牙，身體已經是極度虛弱。故此烙鐵加身，急火攻心，竟然一命嗚呼了。
因為一件差徭之事，張知縣竟然連斃二命，雖然於良心上也有些過意不去，但想到自己的官職，也就顧不上什麼良心了。在張知縣心裡，民命事小，官運事大，所以在連斃二命之後，他並沒有自覺舉。所謂的自覺舉，就是自我檢舉，如果是因為公事，是可以免罪的，若是因為私事，也是可以減等的，但自我檢舉以後，免罪不免罪，減等不減等，就不是自我檢舉的人所能決定的了，因此在一般的情況下，官員若遇到事情，大多數都願意隱瞞，而不願意自覺舉。張知縣除了飭令本縣官吏等人不許胡亂傳言之外，還把許余所在村莊的里長找來，要他安葬許余夫婦，並且約束本里之人，不許隨便議論。
對下固然可以實行高壓，鉗制言論，但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水淤積到一定程度，一旦決口，就會不可收拾，更何況一個知縣所管轄的地方有限，知縣還有許多上司。知縣雖然可以壓制百姓，卻擋不住上司徹查，更何況上司往往還在各地設有耳目。張知縣的所作所為，被山西巡按訪知，當即對張知縣進行彈劾。宣德帝得知，即傳諭山西巡按，速將張知縣押解刑部審問明白。
在眾目睽睽之下，用刑使兩人喪命，罪證顯著，事實清楚，但如何擬罪，刑部官員卻出現了歧義。按《大明律》「殺一家三人」條規定，殺一家非死罪三人，應該凌遲處死，如今殺一家非死罪二人，減等也應該是斬首。但按照《大明律》「故禁故勘平人」條規定，張知縣也是依法用刑，本意並不想殺死當事人，應該算是邂逅致死，按律應該免於追究刑事責任。不過，按照《大明律》「決罰不如法」條規定：「凡官司決人不如法者，笞四十；因而致死者，杖一百，均征埋葬銀一十兩。」雖然刑部大多數官員都傾向於以「殺一家三人」來量刑，將張知縣斬首，但也有異議，就不得不奏請皇帝裁決。
宣德帝覽奏之後批示道：「縣令民父母，當愛民如子，今以私意殺一家二人，是民賊也。無故傷人畜產，食人瓜果，尚有罪，況殺人乎！斬之如律。」也就是說，作為知縣，是民之父母官，就應該愛民如子，如今張知縣竟然以自己的私意，殺了一家二人，就是殘害人民的民賊。
要知道《大明律》的規定，「凡馬、牛及犬有觸抵踢咬人，而記號拴系不如法者」，其主人是要被治罪的。《大明律》的規定：「凡於他人田園，擅食瓜果之類，坐贓論。」吃了別人一些瓜果，所養畜產傷人，按律都應該予以治罪，更何況是殺人了，所以應該依照法律，將張知縣處斬。宣德帝聖旨講得很明白，殘害人民的民賊以私意殺人，是不能輕易饒恕的，既然有相關的規定，就應該是殺三人以上者凌遲處死，殺二人者斬決，殺一人絞決，這原本是沒有什麼可以爭議的事情，刑部官員為什麼還要將法律複雜化呢？所有持異議的刑部官員，均交部議處，罰俸三個月。在這種情況下，刑部只好遵旨，將張知縣押赴西市斬首，持異議的官員予以罰俸。
有人會說：張知縣固然是因為下令用刑，使一家二人死亡，但他下令用刑，並沒有想置當事人於死地，是那些皂隸們下手太黑了，難道皂隸們就不承擔責任了嗎？皂隸們當然要承擔責任了。按照《大明律》的規定：「行杖之人，各減一等」「其聽使下手之人，各減一等，並罪坐所由」。如今張知縣被判斬刑，皂隸們既是行杖之人，又是聽使下手之人，按律應該減一等，自己則是絞刑，更何況聽使下手之人還要罪坐所由，只是因為沒有給錢就下黑手，則要加等量刑，是可以斬首的。罪坐所由要區分首從，首犯加等，從犯不加等。即便如此，這些下手的皂隸們也難逃一死，該斬的斬，該絞的絞。中國古代司法，在一般的情況下，都是一命一抵，唯獨在官吏貪贓枉法的問題上是不遵循這個原則的，不管你們致死幾命，只要是貪贓枉法，涉案的官吏不管多少，都會被處死的。
在朱元璋親自督促下制定的《大明律》，不能說是十全十美，朱元璋因為自己的生活經歷，對官僚很不友好，極其嚴格。朱元璋在位時，官員因貪腐被殺者不計其數。而且朱元璋深知子孫後代不會有自己那種品嘗民間疾苦的經歷，所以他命子孫守之，永世不得更改，群臣若稍議更改，即坐以變亂祖制之罪，可以誅九族。
宣德帝有乃祖之風，他認為：「恩濫，民不貴而無所勸；刑濫，民必冤而無所措；由是不知興於善，而有離畔之心矣。」濫加恩賞與濫用刑罰，都會失去民心，濫加恩賞使民不以恩賞為貴而難以以此勸他們向善，濫用刑罰使民有冤屈而無從申辯，不知所措，最終會使民不知向善的好處，到頭來就是分崩離析，會威脅到王朝的統治。正因為此故，宣德帝對地方官濫刑殺人是深惡痛絕的，這裡他稱張知縣為「民賊」，而絕不能法外開恩。史稱宣德帝凡是知道有地方官酷虐殃民的，都不輕饒，不是按律予以處死，就是加等予以梟首示眾，甚至是凌遲處死，可見宣德帝對酷吏的痛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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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簡介：王正興，原解放軍某野戰部隊軍官，曾在步兵分隊、司令部、後勤部等單位任職，致力於戰史學和戰術學研究，對軍隊戰術及非戰爭行動有個人獨到的理解。其著作《這才是戰爭》於2014年5月、6月，鳳凰衛視「開卷八分鐘」欄目分兩期推薦。他的公眾號名亦為「這才是戰爭」，歡迎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