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是中國科學文化大發展的時代，皇家祖制奉行「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念，使得士人階層像春秋戰國那樣空前活躍。就如東周時有儒、墨、道、法、名、雜的百家爭鳴一樣，北宋中後期也出現了士大夫們所創立的各種學派，主要有王安石的新學，司馬光的朔學，二程的洛學，三蘇的蜀學，張載的關學，邵雍的先天學和周敦頤的廉學等。
其中，在宋神宗時期，占據主流地位的是新學，因王安石把持朝政，主導了教育界，所以他的《三經新義》成為科舉教材，是當時的官方思想；到了宣仁太后當政時期，蘇軾復官入朝，而程頤也被舉薦為帝王師，造成蜀學與洛學抗衡的局面；在宋哲宗親政之後，蜀洛之人皆被貶竄，因此直到靖康之難前夜，宋朝的官方哲學一直都是王安石的「荊公新學」。
北宋末期，各派的創始人都已亡故，並且出現後繼無人的現象。關學在張載兄弟死後，其弟子多改從二程，廉學本是洛學的先驅，它的核心精神被二程所吸收，所以這兩派在北宋末期併入了洛學；先天學則在邵雍及弟子們死後，逐漸變為邵氏家學，流傳式微；至於朔學，在元祐黨禁的迫害下，更是無人敢傳授。唯有洛學出現了楊時、謝良佐、胡安國等大儒，使得師門更加昌盛，在知識階層中廣為流傳。
在宋室南渡之後，程頤的弟子楊時等人用事於朝，他們成功勸服宋高宗罷去王安石配享的地位，並取締了新學，使洛學成為宋朝的主流學派。在經過慶元黨禁的暫時低潮後，宋理宗實行「端平更化」，尊崇理學，將周敦頤、二程等廉洛學者貢入孔廟，並封朱熹為信國公，使洛學變為程朱理學，被確立為官方的正統思想。在往後的七百年里，這一思想體系始終處於主流地位。因此，要了解中國人的精神，繞不開程朱理學，而要認識程朱理學，又不能迴避它的創始人——程頤。
二程的洛學後來居上，取代了荊公新學的官方地位
洛學是由二程共同創立的，但真正將這門學派發揚光大的是弟弟程頤。這是因為程顥過世得很早，程頤比他還要多活了二十年。在程顥死後，程頤被聘為宋哲宗的老師，使洛學獲得了極大的聲譽。而在這之前，他一直默默無聞，像邵雍一樣無意仕途，潛心學術，鮮有人知。程頤曾說：「做官奪人志」，他認為從十五歲入太學到四十歲之間的這二十五年，正是進學求道的黃金時期，士人們應將重點放在學術研究之上，先學會做人的道理。等過了四十歲，志氣已定之後，才適合出來做官治人。
在王安石新黨用事之後，程顥罷官還鄉，與程頤在洛陽講學，廣收門生弟子，創立洛陽學派。人們評價二人各自的性格時說：「明道和易，人皆親近；伊川嚴重，人不敢近也。」認為程頤比起其兄來，較為嚴肅、剛毅。據弟子尹焞的回憶，有一次韓維邀請二程兄弟來穎昌府做客，主客三人共游於西湖。韓家後輩在一旁伺立，其中有幾個人嬉笑不恭，言貌不莊敬。程頤聽到動靜後，立即回頭厲聲叱責說：「汝輩從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韓維見狀，急忙將子弟們斥去。從這件小事可以看出程頤有嚴師之風，對後輩素以嚴厲為教，頗有宗師風範，所以程顥才說「異日能尊師道是二哥」，認為在他的影響下，人們會尊敬形成禮敬師長的社會風氣。
然而誰有曾料到，這種性格卻也是程頤晚年顛肺流離、飽受迫害的重用原因。
「程門立雪」的典故反映楊時和游酢禮敬程頤
元豐八年，宋哲宗繼位，年僅十歲，由祖母宣仁太皇太后主持朝政，司馬光和呂公著相繼被召入朝，共同輔佐。恰巧這時程顥過世了，司馬光、呂公著、韓絳等人便舉薦其弟程頤出來做官，並稱讚他為「真儒」，適合入經筵講學，能為國家的教育事業做奉獻。於是朝廷便授予他汝州團練推官及西京國子監教授的職位。程頤初次辭卻，再召則赴任，此時他已五十餘歲，但從無做官經驗。
到了京師後，又被升任為秘書省校書郎。太皇太后召對程頤時，很欣賞他的學問，又超拜為崇政殿說書，專門負責向宋哲宗講解經義。程頤一下子就從布衣變成了帝王師，這對宣傳洛學思想極有幫助，卻也成為他人生厄運的開始。在旁人看來，程頤不經過科舉考試，也沒有地方為官的履歷，僅靠與司馬光等人的私交，便一下子就超遷為最親近皇帝的人，這難以服眾望。大才子蘇軾就因此事而經常與程頤為難。
在出任崇政殿說書後，程頤有志於將年幼的宋哲宗教育成一名理想中的仁君。故而即使學生是皇帝，他依然不敢嚴師的作風。有人問他，在皇上面前，就連文彥博這種大臣都得畢恭畢敬，先生為何還要如此的嚴厲呢？程頤回答說：
「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
他本想幫宋哲宗建立起尊重師長、重視教育的價值觀，卻沒料到這種做法給童年的皇帝留下了陰影。有一次，程頤聽說哲宗在宮裡行走，要刻意避開螞蟻、不肯踩踏，於是他便教誨說願陛下將這份仁心推及於四海，講了一堆大道理；另一次，在授完課後，哲宗走到門檻邊想折一根柳枝來玩，程頤便教訓說：「方春時和，萬物發生，不當輕有所折，以傷天地之和。」哲宗雖然點頭答應，但他心裡覺得這個老師過分干預了自己的生活，簡直迂腐得可厭。
在講解《論語》，說到「南容三復白圭」時，程頤發現皇帝把書中的「容」字都貼掉了。因為哲宗舊名趙傭，要避容字諱。對此他想加以糾正，說：「請自後，只諱正名，不諱嫌名及舊名」，並不顧及皇家的避諱。最初，程頤每次講課時，宮中的太監宮女們都帶著紙筆在一邊旁聽，後來聽到他大講佞人之類的話題，便紛紛對號入座，認為是在罵自己，故而懷恨在心。這樣，程頤雖貴為帝王師，卻得不到宋哲宗的好感，反而要為此遭殃。
程頤曾短暫做過宋哲宗的老師
從元祐元年三月到二年八月，程頤在朝為官僅一年半而已。當時蘇軾官拜翰林學士，身兼侍講，也有意於開導聖聰，想用言語文章來規切時政。因程頤為人剛直，議論褒貶，無所顧避，所以同朝的文章之士都嫉之如仇。蘇軾也說：「臣素疾程某之奸，未嘗假以辭色。」
元祐二年，司馬光病卒。有一天，百官都參加慶禮，在禮畢之後他們想去悼念司馬光，程頤認為不妥當，並引《論語》中的「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來勸阻。蘇軾聽後，覺得這個人守古禮而不近人情，便用鄙語來戲弄，說「此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二人遂結怨。
當時朝政大臣各立黨派，程頤、朱光庭、賈易等人被稱為「洛黨」；蘇軾、呂陶、秦觀等人便是「川黨」；而劉摯、梁燾、王岩叟等人則為「朔黨」。朱光庭因不滿蘇軾對程頤無禮，便不停地攻擊他，黨爭之勢已成。
一天，程頤去崇政殿赴講，在得知宋哲宗因患病已缺課多日後，便問大臣們是否知道聖上已經多日不上朝殿了？大臣們回答說：「不知」。程頤便繼續指責，說既然皇上不到朝殿中去，按禮太皇太后也不當獨坐，諸位身為大臣，居然不能正禮法，有失責的嫌疑。這話被傳出去後，得罪了許多人。他們紛紛上表圍攻，劉摯先是罵程頤，說他「特以迂闊之學，邀君索價而已。」諫議大夫孔文仲又繼續跟進，把程頤稱為「五鬼」之魁，犯有「僭橫忘分，遍謁群臣，歷造台諫」之罪，認為應該放還田裡，以正典刑。
在交章攻擊之下，程頤被貶為西京國子監。此時，他已失去了做官的興趣，屢屢上表請辭，直到元祐五年，其父離世後，才得以暫時罷官為民。三年後，程頤守喪畢，本應復官，恰逢蘇軾的弟弟蘇轍當政，所以不得召還。程頤再度上表請辭，反而被認為是心懷怨望，再貶為管勾崇福宮。元祐八年，宣仁太后駕崩，宋哲宗得以親政，並立即實行「紹述」，盡貶司馬光等人的官職，清算元祐黨人。當時程頤已罷官在家多年，然而宋哲宗對這個昔日的老師卻仍不留情面，認為他是太皇太后與司馬光用來控制自己的人，故而對輔臣們說：「程頤妄自尊大，在經筵多不遜」。於是下令將他送往涪州監管，一直到哲宗駕崩，徽宗繼位，程頤才被赦免還家。
程頤因與蘇軾的黨爭而罷官，之後又被宋哲宗追加清算
宋哲宗親政後，老邁的程頤被送往涪州監管了三年。當了渡過難關，他便與弟子們潛心於對《周易》的研究。《邵氏聞見錄》中就說：「先生注《周易》，與門弟子講學不以為憂，赦得歸不以為喜。」
元符三年，程頤遇赦還家，回到洛陽後。弟子謝良佐曾對程頤說：「涪州之行，知其由來，乃族子與故人耳。」族子是指程頤的族人程公孫，故人是指他的好友邢恕。
程頤知道後，回答說：「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至情，不敢疑。」表現出忠厚、不忍再追加的態度。
於是，謝良佐又說：「邢七雖為惡，然必不到更傾先生也。」認為邢恕雖然唆使宋哲宗迫害元祐黨人，但不至於壞到出賣好友的地步。
程頤則說：「然。邢七亦有書到某雲『屢於權宰處言之。』不知身為言官，卻說此話。未知傾與不傾，只合救與不救，便在其間。」認為邢恕雖然不至於迫害自己，但他見死不救，已經失去朋友之義了。
然而厄運並未就此終結，宋徽宗崇寧二年，蔡京主政後，又尊崇王安石，再次打擊司馬光等舊黨。程頤雖然已經辭官在家，但仍受到牽連。被指控「今復著書，非毀朝政」，無奈之下他只得焚燒了大量政治著作。接著河南府官員奉令解散洛學，盡逐其徒。此時的程頤早已是桃李滿天下，為了不牽累到弟子，在遷居龍門之前，他對四方學者說：「尊所聞，所行可知矣，不必及吾門也。」接著便被官府的轎子抬走，連見一面家人都不被允許。
《易傳》是程頤的代表作，也是易學義理派的集大成之作
在人生的最後五年中，程頤又對寫了一些著作，包括修訂早已完書的《伊川易傳》。有弟子請求他將這本書刊印出來，程頤則回答說：「自量力未衰，尚覬有少進耳。」大觀元年，七十五的程頤忽然得了風痹疾，於是他便將《易傳》傳給尹焞和張繹，這兩人是程頤晚年的弟子。程頤對他們說：「只說得七分，學者更須自體究。」認為自己的《易傳》尚未說完，需要學者自己的體會。
在服用湯藥後，他的病情穩定了下來。一天，尹焞前去老師的家裡探病，見程頤躺在竹床上向自己作揖，便高興地說老師的病終於要好了。然而程頤卻說：「疾去而氣復者安候也。頤愈覺贏劣。」認為這是迴光返照而已。數日後，有門人問他說：「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程頤回答說：「道著用便不是。」門人聽完，還未退出寢門，先生便亡故了。
程頤死後，由於黨禁的緣故，親朋故友及門人子弟都不敢來奔喪，只有尹焞、張繹、范域和孟厚這四人為他寫了悼文。在棺木運出城門的那一夜，邵雍的孫子邵溥趕來送他最後一程，真是好不淒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