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畫自有拍賣以來的20多年間，如果說哪一類書畫拍品的整體成交價格最高,且價格上升勢頭最猛，最受買家、藏家矚目，那一定非古代書畫中經《 石渠寶笈 》記載、著錄過的拍品莫數。
觀雅昌藝術網上有拍賣記錄以來，中國古代書畫單品成交價格超過人民幣1億元的，共計26件，其中經《 石渠寶笈 》記載、注錄的就有9件，占了總數的三分之一強，按拍賣成交價格由高到低的順序分別為：
2010年中國嘉德秋季拍賣會東晉王羲之草書《平安帖》以3.08億元成交；
2009年北京保利秋季拍賣會明代吳彬的《十八應真圖》以1.69億元成交；
2010年北京保利秋季拍賣會南宋《漢宮秋圖》以1.68億成交；
2009年中貿聖佳的清代徐揚《平定西域獻俘禮圖》以1.34億元成交；
2010年北京保利的春拍清代錢維城的《雁盪圖》以1.299億成交；
2011中國嘉德的秋拍清代王翬的《唐人詩意圖》以1.265億成交；
2014年北京保利清代乾隆皇帝御筆《白塔山記》以1.16億成交；
2010年中國嘉德秋季拍賣會明代陳栝的《情韻墨花》手卷以1.136億成交；
2012年北京保利秋季拍賣會元代王振鵬的《江山勝覽圖》以1.012億成交。
更有些經《 石渠寶笈 》記載、注錄的書畫拍品，因上拍時間較早，受當時我們國家國民實力和物價水平等的影響，成交價格在數千萬元或是幾百萬元，而今如其能於拍場上再度出現，價格過億也是預料之中的，在此不一一列舉。
那麼《 石渠寶笈 》到底是本什麼樣的書，經它記載的書畫拍品又緣何能受到買家的如此追捧呢？
從字面理解「石渠」即石渠閣，為西漢皇室藏書之處，典出《漢書》，後成為皇家藏書的別稱；「寶笈」語出清代趙翼《哭汪文端師》詩，指珍貴的書籍。
簡單通俗地說，《 石渠寶笈 》是一部記載清朝皇帝「玩」過的書畫的書。我們現在所講的《 石渠寶笈 》應當包括《秘殿珠林》和《 石渠寶笈 》兩部書，是我國清代宮廷描述其所收藏書畫的書籍，是乾隆皇帝命人編纂的，為清宮內府朱格抄本，屬文字書籍，即對書畫的描述均以文字記述。其中《秘殿珠林》記載的是乾隆內府各宮殿所藏佛教、道教等宗教體裁的書畫，而《石渠寶笈》記載的是宮中所藏其他題材的書畫，兩部書又各分為初、續二、三編，均自1743年（乾隆八年）開始編纂，初編先後在1744年(乾隆九年)和1745年(乾隆十年)成書，兩部書包括後來的續二與三編幾乎都是同步進行的，全部編纂完成歷時70餘年，因為兩書的內容相近，成書時間大體相同，後人在將其重新修訂時常常把兩部書合二為一，稱為《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亦泛稱《石渠寶笈》。
《石渠寶笈》收錄了我國上迄魏晉下至清初近兩千年里，書畫名家的優秀書畫作品一萬兩千餘件，該書的編纂目的之一雖為皇帝取閱賞玩方便，但卻為後世保存了極為豐富的研究畫史、考證法書名畫流傳和鑑定資料，在古代書畫鑑定方面有著毋庸置疑的權威和地位，被稱為中國古代書畫收藏、鑑定、研究的聖典，亦成為中國書畫著錄史上集大成的曠古巨著。目前《石渠寶笈》原抄本完整存世的僅有兩套，分別珍藏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和台北故宮博物院。
這也是一經證實確為注錄其中的古代書畫拍品於拍賣場上屢獲熱議與追捧的重要原由之一。
既然為清宮內府所藏之物，又如何能出現在如今的拍賣場呢？
清末及民國初年，面對封建統治的瓦解、皇權的敗落，為對未來的生活早做打算，溥儀以賞賜的名義，加之自身被驅出紫禁城時的大批攜帶，使得《石渠寶笈》中記載的部分宮中所藏書畫作品流散民間。溥儀一路將其帶到天津和東北，私下均有售出，列強的入侵，國門的洞開，至偽滿洲國結束時，部分藏品已散落海外。1990年楊仁愷先生編著出版了《國寶沉浮錄—故宮散佚書畫見聞考略》，對散落出來的經《石渠寶笈》記載的清宮藏品現藏地點大略做了說明。《石渠寶笈》亦成為了這批失落國寶記載的重要線索。如今拍賣場上出現的這些經《石渠寶笈》記載的拍品多是經上述渠道流出清宮的。
皇家為《石渠寶笈》中所記載的書畫賦予了什麼樣的特殊標誌呢？
《石渠寶笈》分書畫卷、軸、冊九類，每類又分為上下兩等，真而精的為上等――記述詳細；不佳或存有問題的為次等――記述甚簡。皇帝除了為自己所藏書畫造冊出書外，還讓內府特刻了專門的印章，加蓋在這些書畫上，以做到帳物相符。《石渠寶笈初編》著錄的書畫都鈐有「乾隆御覽之寶」「石渠寶笈」和殿座章（其所被存放於紫禁城內宮、殿、堂的名章），如果是被鑑定為「上等」的，則加鈐「乾隆鑑賞」「三希堂精鑒璽」和「宜子孫」印；《石渠寶笈重編》著錄的除鈐以上諸印外，另有「石渠定鑒」和「寶笈重編」；後經嘉慶庋藏的會有「嘉慶御覽」等璽，同時乾隆又命人在這些作品又加蓋了「太上皇帝」「古稀天子之寶」和「八征耄念之寶」朱方大印；《石渠寶笈三編》的則加鈐「嘉慶御覽之寶」「寶笈三編」印。這些印章鈐蓋的格式也是十分嚴格的，位置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固定的，不是隨意來的，比如掛軸中，「乾隆御覽之寶」橢圓印或「太上皇帝」一類的大印一般在畫幅正上方或稍偏，「乾隆鑑賞」圓印在左上角，「三希堂精鑒璽」與「宜子孫」是一對，鈐在畫幅的左中側或右中側，「石渠寶笈」長印和殿座章也是蓋在畫幅上的某一側等。
除了統一的鈐章之外，清宮書畫還有著依等級不同而確定的標準裝裱材料要求與形式，如掛軸多根據畫的內容和色調選用淺米色或淡青色花綾作裱邊，包首用絹，簽用仿古紙，軸頭有玉、象牙或紫檀等硬木；乾隆御筆的書畫以玉軸頭為多；畫軸外包裝有織錦面，單色綢里畫套，套簽為白綾墨筆書作品名稱。手卷也以綾為裱，畫心上下為窄細的綾或紙撞邊，壓摩光滑平整，引首用內府定造宮廷用紙，常有乾隆御筆題字，乾隆御製墨墨色濃重黑亮，神采煥發；包首花樣百出；絛帶有八寶圖案、雲龍圖案等；玉別有白玉、碧玉，內側陰刻圖名並添金；堵頭以玉制居多，還可見琺琅、鏤空銅鍍金等材質；題簽多用藏經紙窄條，楷書或行書圖名，有的還書寫上裝裱時間；卷用藍色海水雲龍紋綢袱包裝，內襯白綢里，上正中用墨線界出方框，框內墨筆書作者、圖名；一些手卷另配有木匣，材質有紫檀、楠木、雕漆、金漆嵌螺鈿等。由此可見皇家之物單從外觀裝飾、包裝上看，與民間之物明顯就是不同的。
上述這些信息，包括《石渠寶笈》中的文字描述，包括作品的鈐章和裝裱都成為鑑定一幅字畫真偽時，在斷定其主要依據——書畫風格符合後的重要輔助依據。
《石渠寶笈》中的作品都真嗎？
答案是否定的。看待《石渠寶笈》著錄應當是客觀和理智的，且莫一提《石渠寶笈》注錄過就盲目崇拜。《石渠寶笈》中既有在中國書畫發展歷史上璀璨炫目的文化瑰寶，也有為數不少的歷代偽作、仿品，如今的故宮書畫庫房中書中就專門有存放雖然經過《石渠寶笈》著錄，但並非真跡的資料庫。這也再次說明鑑定一幅字畫真偽的主要依據一定是它的書畫風格（包括個人風格和時代、地域風格等），且莫以偏蓋全。
《石渠寶笈》也有局限性，前人受資料、信息、眼界等的影響，編纂者的鑑定水平不一定超過今人，在編纂中將偽作、贗品編入其中既是情理之內，也是再所難免，最有名的如被乾隆皇帝鑑定為真，題滿了跋的元代黃公望的偽品《富春山居圖》，世稱子明卷，真跡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世稱無用卷。
如今的拍賣場上真《石渠寶笈》注錄假的古代作品，類似《富春山居圖》子明卷那樣，或是對照《石渠寶笈》中的文字描述後造的一幅假作品，這樣的情況都曾出現過，那就要各論各的價值了。確鑿的《石渠寶笈》著錄只能證明兩點，一是所錄作品確在清宮收藏過；二是《石渠寶笈》著錄的贗品不會晚於乾隆或嘉慶。
新中國成立後，經《石渠寶笈》記載後散落出去的原清宮藏品，在國家的支持下，經國家文物搶救小組的努力，多被故宮博物院、台北故宮博物館，遼寧省博物館、上海博物館等海峽兩岸文博機構收藏，至本世紀初，有關專家推算在全世界範圍內，仍流散於民間，且倖存至今的經《石渠寶笈》記載的清宮書畫作品可能僅百餘件。
隨著經濟的發展，國人的富足，在中華文化遺產於全球各大拍賣行成交價往往刷新，屢獲新高的大背景下，如本文開篇所列，它們陸續地回到祖國，記錄著曾經屈辱的同時，也正演繹著一場又場的拍賣精彩。
乙未初夏於逍遙堂
《石渠寶笈》中注錄過的部分其他拍品公開拍賣情況：
2010年北京保利明代周之冕作品以9072萬元成交
2010香港蘇富比清代張照作品以9026萬元成交
2010年北京保利清代乾隆皇帝作品以8736萬元成交
2007年中國嘉德明代仇英作品以7952萬元成交
2013年北京保利明代唐寅作品以7130萬元成交
2009年北京保利宋代徽宗皇帝作品以6171.2萬元成交
2012年香港佳士得明代董其昌作品以5778萬元成交
2010年北京匡時清代乾隆皇帝作品以5712萬元成交
2011年北京保利清代董誥作品以5290萬元成交
2013年中國嘉德明代文徵明作品以5117.5萬元成交
2013中國嘉德清代董邦達作品以5060萬元成交
2013北京保利明代沈周作品以5060萬元成交
2010年北京保利明代陳繼儒作品以5040萬元成交
2011年杭州西泠元代王淵作品以5002.5萬元成交
2010年北京匡時清代鄒一桂作品以4872萬元成交
2010年中國嘉德清代乾隆皇帝作品以4536萬元成交
2012年中國嘉德清代張宗蒼作品以3967.5萬元成交
2011年北京保利清代董誥作品以3910萬元成交
2008年中國嘉德清代惲壽平作品以3696萬元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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