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中國共產黨確定5月4日為「中國青年節」，各根據地掀起了紀念五四運動的浪潮。同一時期，中共對五四運動的闡釋漸趨成熟，得到了知識分子的廣泛認同。而在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期，中共尚不注意紀念五四運動，其「五四」闡釋也略顯單薄。從單薄到成熟的這一轉變，看似順理成章，實則歷經波折。中共「五四」闡釋轉變的過程，與其青年工作的探索實踐密切相關，顯示出理論與實踐交錯互動的複雜面向。學界對中國共產黨五四「闡釋」的研究，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總結中共五四「闡釋」的流變過程，分析其與國民黨五四「闡釋」之差異 ；第二，梳理國共兩黨圍繞五四紀念展開的青年運動領導權之爭 ；第三.分析中共五四紀念的紀念方式和五四「闡釋」的語言特點。總的來說，既有研究對中共青年工作與其「五四」闡釋間的關係討論不多，未曾對二者間的聯動過程加以重視。本文詳細梳理1928到1939年間中共青年工作與「五四」闡釋的變遷歷程，考察彼此間的互動關係。只有結合青年工作自我革新的歷史背景，才能深入理解中共「五四」闡釋的豐富內涵。
一、大革命失敗後共產黨人對五四運動的評價
大革命失敗後，國民黨以軍事勝利為基礎，控制了五四紀念的主導權。1928年，國民黨要求各地黨部舉行五四紀念活動，並在《中央日報》設立「五四紀念專刊」，宣傳國民黨的五四觀。1928年到1936年，國民黨成為了五四紀念活動的主要組織者。每逢五四，《中央日報》往往刊發紀念文章，要求各地舉行紀念會議，以五四紀念為名，持續宣傳國民黨的政治理念。國民黨紀念五四運動時十分小心，大多數年份都發布「宣傳要點」，要求五四紀念必須以宣傳國民黨統治的合法性為核心，再輔之以反帝愛國等主張。
國民黨的五四宣傳話語，對中國共產黨十分不利。藉助紀念五四，國民黨宣揚自身是國家的唯一領導者，攻擊中國共產黨及其主張。1928年，湖南省政府規定紀念五四的關鍵詞是「北伐、反日、鏟共」[1],將紀念五四運動與清洗共產黨強行聯繫。全國學總發文章號召，紀念五四運動的目的，是要「打破他們那些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的迷夢，使得他們信仰整個的三民主義」。[2]《中央黨務月刊》更是鼓吹，五四運動以來，中共及其主張的馬列主義，只是在「利用青年矜奇騖異，急進浮躁之弱點」，「欲將我純潔光明之青年，拉入污泥途中」。[3]
與國民黨頻繁的紀念活動相比，1928到1936年間，共產黨人無暇顧及五四紀念活動，大規模紀念五四運動的聲音在黨內幾乎消失了。國民革命時期，中共中央對紀念五四往往有宣傳指示。而在大革命失敗後，中共中央不再發布紀念五四運動的通知。1934年，中央全總執行局黨團在籌劃「紅五月工作」時，只要求籌備紀念「五一」和「五卅」的群眾示威運動，卻沒有提及對五四運動的紀念。[4]川陝省委計劃五月的工作時，也提出要「準備五一、五九、五卅三次群眾大會」，而沒有提到五四紀念。[5]1935年，團中央宣傳部制定的「紅五月宣傳大綱」中，特彆強調對「五一」和「五卅」的宣傳，對於五四運動的宣傳只是一筆帶過。[6]43
中共不僅紀念五四運動的熱情漸失，對五四的評價也發生了變化。大革命失敗前，共產黨人對五四運動的評價幾乎都是正面的。例如，1924年，惲代英將五四運動描述為「直接為政治的活動」，因為五四運動，「使青年們打破了一切官廳、教職員的尊嚴，文字上與思想上，大大的得著一番解放，於是文學革命、思想革命的潮流，亦排山倒海地跟著來了。」[7]瞿秋白更是將五四運動從學生運動和思想運動的層次提升到「革命運動」的高度，認為五四運動「開始衝動中國工人階級的覺悟」，「是辛亥以後第二次的民族革命」。[8]瞿秋白這篇盛讚五四的文章，刊發在中共中央機關報《嚮導》上，說明此時中國共產黨高度肯定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
但在大革命失敗後，共產黨人多傾向於批評和否定五四運動。瞿秋白的轉變最為典型。1931年，他一改以往讚揚「五四」的態度，提出「五四時期的反對禮教鬥爭只限於知識分子，這是一個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啟蒙主義的文藝運動。」[9]472瞿秋白批評五四運動的性質，也不滿於五四運動的結果。在他看來，「五四式的新文言（所謂白話）的文學，以及純粹從這種文學的基礎上產生出來的初期革命文學和普洛文學，都是替歐化的紳士換了胃口的魚翅酒席，勞動民眾是沒有福氣吃的。」[9]489由於五四運動後流行開來的白話文，成為了一種「新文言」，不屬於平民大眾，而是屬於「歐化的紳士」，因此，五四運動「差不多對於民眾沒有影響」。[9]489當然，瞿秋白並非要完全否定五四。他強調的是，在蔣介石和汪精衛發動反革命政變後，文藝領域的一批五四青年成了資產階級的幫凶，五四青年因此分化為兩批人，「一些所謂歐化青年完全暴露了自己是『喪家的』或者『不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另外一些革命的知識青年卻更確定更明顯地走到勞動民眾方面來，圍繞著革命的營壘。」[9]541他並非對五四青年徹底失望，因為其中還有一批知識青年是和勞動民眾站在一起，「是要堅決走上真正革命的道路的」。[9]541
茅盾對五四運動的評價和瞿秋白的判斷相似。茅盾激烈地指出，這場「資產階級的『五四』」，雖然「有它的歷史的革命的意義」，「可是我們卻不能因此便以為『五四』到現在還有革命的作用。相反的！……『五四』到現如今卻只能發生了反革命的作用。歷史上曾盡了革命作用的思潮或運動，到後來成為反革命的，比比皆是，『五四』亦復如此。」[10]243
瞿秋白等人之所以對五四運動採取否定性評價，是由於國民黨主導了五四紀念。他們所批判的五四，指向的是國民黨所宣揚的「五四運動」。雖然他們批評五四，但卻是要從批評中樹立共產黨的歷史地位。茅盾說：「（五四運動）以後，無產階級運動崛起，時代走上了新的機運，『五四』埋葬在歷史的墳墓里了。」[10]229瞿秋白也提出：「我們要有一個『無產階級的五四』，這應當是無產階級的革命主義社會主義的文藝運動，這就是反對青天白日主義。」[9]472
當然，此時討論五四運動的共產黨人，並非是黨內的主要領導人。1931年，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後，瞿秋白被迫離開中央領導機構，赴上海從事文藝戰線的鬥爭。瞿秋白大部分關於五四運動的文章都在此後寫成。茅盾也僅是文藝戰線的一個普通黨員。而他們對五四運動的評價，也未能得到國民黨統治區知識青年的普遍認可。九一八事變後，國內反日情緒十分強烈，以《申報》為代表的不少商業報刊也積極刊發反對日本侵略的文章。五四運動作為一場影響深遠的反對日本侵略的群眾運動，更加得到知識分子的肯定與重視，五四運動的正面形象愈加凸顯。而就在此時，中共的五四紀念卻十分冷清。共產黨人的「五四」闡釋，由於批判色彩過於濃厚，對青年的吸引力也趨於減弱。
紀念五四運動，與爭取知識青年的政黨目標聯繫緊密。中共五四紀念的冷清局面與其「五四」闡釋說服力的降低，正是這一時期青年工作陷入困境的外在表現，又加劇了青年工作面臨的困難。
二、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青年工作的挫折與革新
共產黨人無暇顧及五四紀念的這段時間，恰是黨的青年工作較為低落的時期。大革命失敗後，不少地方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團組織遭到破壞，黨的青年工作出現了嚴重危機。在危急情況和焦灼情緒的催生下，青年團滋生了取消主義和先鋒主義的錯誤思想。一些團員「主張把團完全歸併於黨……讓團只做文化教育工作和兒童工作」。[11]105這一思想對黨的青年工作造成了很大破壞。同時，團中央滋生著以團的工作取代黨的工作的先鋒主義思想。「由於共青團在反對陳獨秀機會主義的鬥爭中起了積極作用，團的一部分領導同志錯誤地認為團比黨強，表示不信任黨，甚至說『黨是機會主義，團是列寧主義』，不尊重黨的領導，主張由團來領導一切鬥爭。」[11]105團中央甚至曾指示地方團組織：不要將黨團「全部牽連」，要保持團的「獨立工作」。[6]94由於取消主義和先鋒主義的影響，黨對青年工作的領導能力有所下降。
同一時期，國民黨調整了青年工作的策略，努力在學生中清除共產黨的影響。1927年12月，戴季陶出版《青年之路》一書，鼓吹禁止學生捲入政治，促使學生和學生團體「去政治化」。戴季陶主張取消學生會中的勞工部、農民部，禁止校際之間的串聯。戴季陶的主張得到蔡元培的支持，兩人一同制定了一套促使學生脫離政治的方案。1930年，戴季陶和蔡元培的方案幾乎全部被國民黨接納。同時，國民黨在學校中加強黨化教育，「向學生灌輸黨的思想意識，並且培植一小批親國民黨學生活躍分子」。[14]這一系列的措施雖未實現國民黨對學生運動的絕對控制，但嚴重阻礙了共產黨在學生中開展青年工作。
長徵結束後，中國共產黨開始調整青年工作的工作方針。瓦窯堡會議上，中共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緊接著爆發的「一二九運動」展示了青年學生的力量，及時凸顯了統一戰線方針的重要意義。這讓中共再次將青年學生視為一股重要的潛在政治力量，積極加強學生工作。與此同時，少共國際六次大會也指示中國團，要團結廣大青年參加全民救國的鬥爭。[6]290中共中央迅速調整青年工作方針，改變關門主義的工作方式。1936年，中國共產黨決定，取消國民黨統治區的青年團，改造蘇區與紅軍中的青年團，以謀求青年工作的自我革新。
1936年5月，紅十五軍團的政治部副主任馮文彬，與軍團一道剛結束東征，準備回到陝甘寧蘇區。行軍途中，馮文彬收到中央指示，要求他擔任團中央書記。[15]347從這時候開始，對青年團的改造開始提上了黨的工作日程。8月5日，中央書記處給北方局和河北省委的指示中，首次指出：「不用C.Y.的名字去開展青年的工作，而用民族解放先鋒隊之類的名字，以取得公開或半公開的存在。」[6]2568月9日，張聞天給劉少奇的信件中，更加明確地提出，「C.Y.是應該取消的」，「黨的方面只要有負責青年工作的同志就夠了。青年組織的名義不一定到處一樣，只要能公開活動，吸收廣大青年群眾就好了。」[6]2599月份，北方局開始了取消青年團的嘗試，同時將團員大量轉入民先隊中工作。
北方局的革新給黨中央提供了基本經驗，中央開始準備在全黨範圍內革新青年工作。1936年11月1日，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團中央的主要負責人召開會議研究青年團改造問題，馮文彬起草了《中央關於青年工作的決定》，後以中央的名義發出。[15]349這一文件做出了取消國民黨區域內的青年團、改造蘇區與紅軍的青年團、黨內設立青年部或青年委員會、培養青年積極分子等重要決定。這一文件標誌著中共轉變其青年工作的基本路線和工作方式：青年工作不再以培養少數青年骨幹為目標，而在於「吸收廣大青年參加抗日救國的民族統一戰線」；黨領導的青年組織的自我定位，不再是政黨性質的秘密組織，而應該是「廣大群眾的非黨的青年組織」；黨領導的青年組織的群眾基礎，不僅包括青年工人，「而且包括廣大青年農民學生及失業青年」。為此，黨要求團員去參加「一切現有青年群眾的合法的與公開的組織」，「創立各種各樣工人的，農民的，學生的，婦女的，文化的，教育的，體育的與軍事的青年群眾組織」。[16]
馮文彬隨即對青年團改造進行了細緻規劃。他提出，根據地青年工作的重心，要放在鄉一級的俱樂部。[6]323而整個青年工作的革新，要從訓練幹部入手。「如果不培養一批新的幹部或重新訓練幹部的話，這要使工作轉變是不可能的。」[6]323馮文彬要求魯迅青年學校擴大招生規模，開辦更多培訓班。由於魯迅青年學校招生規模有限，馮文彬與胡喬木等人又開辦了安吳青訓班，以培訓從事青年工作的幹部。經過兩年的探索，中國共產黨在取消青年團後，也放棄了民先隊，而是選擇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這一群眾性的青年團體的聯盟組織，作為開展青年工作的主要抓手。
青年工作的前期調整漸有成效，團結了根據地的青年群眾，為黨培養了一批從事青年工作的幹部。在此基礎上，中共中央開始思考如何能夠吸引更多的知識青年來到根據地，走到中國共產黨的旗幟下。1938年3月，中共中央發布《中央關於大量發展黨員的決議》，明確要求：「大膽向著積極的工人、僱農、城市中與鄉村中革命的青年學生、知識分子、堅決勇敢的下級官兵開門，把發展黨的注意力放在吸收抗戰中新的積極分子與擴大黨的無產階級基礎之上。」[17]這一決議客觀上使爭取青年知識分子成為了黨的重要工作。
要爭取青年，中國共產黨必須與國民黨、日軍及日軍扶持的汪偽政權競爭。國民黨在文件中規定：「全國各級黨政軍機關，應儘量吸收優秀青年，予以訓練」[18]，汪偽政權則提出了依靠日本實現中國現代化轉型的荒謬論調，吸引流亡青年加入。在華北，汪偽政權「利用青年愛好美觀整齊及好動的心理，給以整潔的服裝用具、開運動會、懸賞徵文及進行其他各種競賽，無微不至的爭取青年」。[19]
面對國民黨和汪偽政權的挑戰，本來就與中共關聯頗深，帶有反日愛國色彩，同時又是知識青年集體記憶的五四運動，再次進入到中共的視野之中。對五四運動的紀念與詮釋，第一次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的「政黨工程」。
三、在革新青年工作的背景下重新闡釋五四運動
1939年3月份，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提議將5月4日確定為中國青年節。得到黨中央批准後，西北青救會隨即組織了多場紀念五四運動的集會。西北青救會決定：「在5月4日依照各地環境舉行紀念及動員大會、晚會，在邊區可以鄉或區為單位普遍的舉行兒童團大檢閱和宣誓。」[20] 5月份，毛澤東等多位黨的領導人出席五四運動二十周年紀念大會，並發表重要講話。《中國青年》以《五四運動的二十年：感想與回憶》為總標題，刊發了毛澤東、陳紹禹、洛甫、陳雲、李富春、劉少奇、馮文彬等人寫作的18篇文章，對五四運行進行詳細闡釋。
根據下表的不完全統計，可以看出1939年中國共產黨紀念和闡釋五四運動的文章快速增加。
1939年前後中國共產黨紀念五四運動的部分文章目錄
篇目 |
時間 |
作者 |
報刊 |
紀念五四 |
1938.5.4 |
—— |
《新華日報》 |
紀念「五四」的光榮傳統 |
1938.5.4 |
潘梓年 |
《新華日報》 |
完成五四文化運動的意義 |
1938.5.10 |
艾思奇 |
《新中華報》 |
五四文化運動在今日的意義 |
1939.4.28 |
艾思奇 |
《新中華報》 |
紀念中國青年節與國民精神總動員 |
1939.4.28 |
胡喬木 |
《新中華報》 |
青年要發揚五四愛國精神 |
1939.5.1 |
胡喬木 |
《解放》 |
五四運動 |
1939.5.1 |
毛澤東 |
《解放》 |
青年運動的方向 |
1939.5.4 |
毛澤東 |
大會講話 |
為紀念中國青年節聯合宣言 |
1939.5.4 |
—— |
《中國青年》 |
發揚「五四」運動的精神 |
1939.5.4 |
—— |
《新華日報》 |
五四運動 |
1939.5.4 |
博古 |
《新華日報》 |
五四運動的片段回憶 |
1939.5.4 |
鄧穎超 |
《新華日報》 |
五四運動的二十年：感想與回憶（18篇文章） |
1939.5 |
毛澤東、陳紹禹、洛甫、陳雲、李富春、劉少奇、林伯渠、羅邁、謝覺哉、楊松、陳伯達、吳黎平、艾思奇、張浩、朱實庭、張琴秋、曹軼歐、馮文彬 |
《中國青年》 |
紀念中國青年節 |
1939.5 |
李昌 |
《中國青年》 |
五四的火焰在延安燃燒著 |
1939.5 |
果力 |
《中國青年》 |
紀念「五四」與我們的任務 |
1939.5.4 |
—— |
《晉察冀日報》 |
延安市全體青年慶祝首屆青年節大會宣言 |
1939.5.28 |
—— |
《群眾》 |
一二九運動的偉大意義 |
1939.12.9 |
毛澤東 |
大會講話 |
新民主主義論 |
1940.1 |
毛澤東 |
《解放》 |
抗戰以來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運動與今後任務 |
1940.4.15 |
洛甫 |
《中國文化》 |
紀念「五四青年節」與邊區青年 |
1940.5.4 |
英明 |
《晉察冀日報》 |
發揚「五四」精神，堅持團結進步 |
1940.5.4 |
彭雪楓 |
《拂曉報》 |
「五四」以來中國革命知識分子的道路 |
1940.5.5 |
劉光 |
《中國青年》 |
革命的五月 |
1940.5.5 |
陳帆 |
《中國青年》 |
紀念五四廿一周年 |
1940.5.7 |
—— |
《新中華報》 |
中國青年偉大光榮歷史的一頁——在延安「五四」集會上的報告 |
1940.5.7 |
吳玉章 |
《新中華報》 |
紀念「五四」 |
1940.5.10 |
陳伯達 |
《新中華報》 |
|
中國青年的當前任務 ——為第二屆中國青年節和西青救成立3周年紀念而作 |
1940.5.15 |
馮文彬 |
《解放》 |
五四文化運動的特點 |
1940.5.25 |
艾思奇 |
《中國文化》 |
邊區子弟兵與邊區青年——為紀念「五四」中國青年節而作 |
1941.5.4 |
聶榮臻 |
《晉察冀日報》 |
今年的五四與青年 |
1941.5.7 |
凱豐 |
《新中華報》 |
我要說的話——論魯迅與郭沫若 |
1941.11.16 |
周恩來 |
《新華日報》 |
論五四運動與學術研究 |
1942.5.1 |
華崗 |
《群眾》 |
五四當年與今日 |
1942.5.1 |
張申府 |
《群眾》 |
「五四」告大後方青年 |
1942.5.1 |
肖岩 |
《群眾》 |
「五四」與婦女運動 |
1942.5.1 |
陳素 |
《群眾》 |
論現在的學生運動 |
1942.5.4 |
蔣南翔 |
《解放日報》 |
發揚五四的啟蒙精神 |
1942.5.4 |
—— |
《解放日報》 |
五四文化運動中的一個重要爭論 |
1942.5.4 |
艾思奇 |
《解放日報》 |
「五四」的由來及歷史的鞭策 |
1942.5.4 |
華崗 |
《新華日報》 |
新文藝的使命——紀念文協五周年 |
1943.3.27 |
郭沫若 |
《新華日報》 |
五四運動 |
1943.5.4 |
亞靈 |
《解放日報》 |
五四運動憶感 |
1944.5.4 |
林柏 |
《新華日報》 |
五四運動與青年思想 |
1944.5.4 |
林煥成 |
《新華日報》 |
提高自己，改造自己 |
1944.5.5 |
潘梓年 |
《群眾》 |
「五四」課題的重提 |
1945.5.5 |
郭沫若 |
《群眾》 |
通過頻繁的五四紀念和多篇文章的反覆書寫，中國共產黨以獨具特色的方法系統闡釋了五四運動。這一闡釋既適應了青年工作的現實需要，又具備了歷史解釋力與理論說服力，成為中國共產黨理論宣傳工作中的經典案例。
首先，五四運動是一場以青年學生與青年知識分子為主體的進步運動。中國共產黨高度肯定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和知識青年在五四運動中做出的歷史貢獻。毛澤東在《解放》刊文稱：「五四運動時期的知識分子則比辛亥革命時期的知識分子更廣大和更覺悟。」[21]559在五四運動二十周年紀念大會上，毛澤東又說：「『五四』以來，中國青年們起了什麼作用呢？起了某種先鋒隊的作用……什麼叫做先鋒隊的作用？就是帶頭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隊伍的前頭。中國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隊伍中，有由中國知識青年們和學生青年們組成的一支軍隊。」[21]565將青年的作用描述為「先鋒」和「帶頭」並不少見，但將知識青年視為「一支軍隊」，在抗戰背景下，這一評價十分醒目。張聞天亦撰文稱：「『五四』是中國青年覺醒與自我覺醒的開始，而青年是當時偉大的抗日救國的民族解放運動的先鋒。」[22]對五四運動的肯定和對知識青年的表揚，在共產黨領導人的文章與演說中頻繁出現。
反覆強調知識青年的作用，源於對歷史事實的深刻認識，但更重要的是出於爭取青年的現實考慮。共產黨的領袖表達尚且有些隱晦，負責執行具體工作的黨的幹部就直白得多。作為新四軍游擊支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的彭雪楓將軍，就將青年學生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對日作戰，視為五四的精神。他說：「大學生、中學生、知識分子，為了革命，為了抗日，不怕刺刀，不怕『招待』，不愛藍邊、黃邊以至於紅邊，冒千險萬死，也要到這裡來！這正是『五四』運動的精神，這樣的精神，是火燒趙家樓的精神，打倒曹、章、陸的精神。」[23]237
其次，五四運動是反對帝國主義壓迫的愛國主義運動。胡喬木說，五四運動「堅決反對民族敵人和反對中途妥協」。[24]315毛澤東則將其概括為：「五四運動傑出的歷史意義，在於它帶著為辛亥革命還不曾有的姿態，這就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對封建主義。」[21]699之所以有了這樣一場反帝愛國運動，源於中國青年民族意識的覺醒。而經由五四運動，青年群體更是喚起了整個民族的自覺意識，「企圖徹底洗刷自己民族中陳腐的遺物，並努力用嶄新的精神來動員自己民族。」[25]682
這一闡釋同樣強調了五四運動的歷史事實和中華民族面臨的現實危險。1939年初，以汪精衛投降日本為標誌，國民黨陣營出現了危險的投降傾向。日本帝國主義侵占廣州、武漢後，開始「在中國策動廣大的『和平運動』，設立所謂的『和平息戰會』，到處開大會、發傳單」，並宣揚所謂的「中、日、滿三國，應以建設東亞新秩序為共同目的，互相結合，互相親善」。[26]203國內漢奸人數增加，中國共產黨極為擔心國民黨大部投降。6月份，毛澤東說：「目前時局處於投降派與抗戰派的嚴重鬥爭中，投降可能成為當前的最大危險。」[26]209中共中央接連發出《中央關於反對投降危險的指示》、《中央關於反對東方慕尼黑陰謀的指示》，隨時準備應對國民黨的投降。在這一複雜的局勢下，中國共產黨強調五四運動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賣國賊的立場，極力鞭撻投降分子，勸誡國民黨堅持抗戰。謝覺哉說：「代表著舊社會渣滓的當時的章、曹、陸，誰都知道是豬狗不食的漢奸。而青年們則從那一天起肩負著全民族偉大的歷史任務，向前猛進。」[27]
第三，五四運動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準備了條件，紀念五四運動，就要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旗幟下努力奮鬥。五四運動使得無產階級開始壯大，馬克思主義廣泛傳播，最終「在思想上和幹部上準備了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又準備了五卅運動和北伐戰爭」。[21]700艾思奇指出：「五四文化運動所培育出來的最大的兩株文化樹，就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和發展了的三民主義。」[25]682
強調五四運動是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前奏，表明了中共堅守抗日救國「先鋒」位置的決心，傳達了中共願與知識青年共擔歷史使命的態度。由此，紀念五四運動的青年，自然應該走到中共的隊伍之中。彭雪楓將軍說，五四的精神，「發展到今天，在中共領導之下，在中共影響之下，更加具體的表現出來，表現在抗戰到底，反對投降妥協的鬥爭上，表現在堅持團結進步，反對摩擦倒退的鬥爭上。」[23]237《中國青年》發表文章《「五四」的火炬在延安燃燒著》，這樣描寫延安的五四紀念大會：「一小隊茁壯的青年緊緊地挽著手，他們高掌著輝耀的火炬，有一個人揮動著粗壯的臂膀，突然展開一面黑色的綢旗，上面閃耀著白色的大字：『新中國的火炬』！」[28]中國共產黨對五四運動的紀念，充分表達了黨將帶領青年建立一個新中國的願景。
第四，五四運動是一場文化革新運動，是追求真理、追求民主的啟蒙運動。正如胡喬木所說：「五四運動是怎樣追求真理的？它至少具有以下三種精神：就是客觀的精神、民主的精神和實際行動的精神。」[24]316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中國青年變成了嶄新的青年，他們的人生追求不再像父輩那樣陳腐狹隘了。「這一群愛好真理甚於生命的青年，再不能被市儈式的升官、發財、揚名顯親的人生觀所包圍了，他們要求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信仰自由，讀書自由和婚姻自由……」[24]316對啟蒙精神的尊重與宣揚，無疑與國民黨獨裁專制的風格形成了鮮明對比，使中國共產黨更加成為了進步力量的代表。
當然，儘管高度評價五四，但中國共產黨也特別提醒青年，要謹記五四運動最終失敗的歷史事實及其原因。五四運動之所以失敗，首先是由於未能實現青年之間的團結。有鑒於此，胡喬木提出：「我們希望全中國的青年深深溫習五四運動的光榮歷史，擺脫一切惡勢力的挑撥離間，迅速地完全地親密團結起來！」[24]315這一呼籲，實際上是為建立青年統一戰線進行輿論宣傳。
五四運動之所以失敗，其次是由於未能實現知識分子和工農群眾的緊密團結。有鑒於此，中國共產黨提出，知識青年要與工農群眾緊密結合在一起。「中國的知識青年們和學生青年們，一定要到工農群眾中去，把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大眾，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沒有工農這個主力軍，單靠知識青年和學生青年這支軍隊，要達到反帝反封建的勝利，是做不到的。」[21]565毛澤東將五四運動中的知識青年視為軍隊，但他意識到，唯有和工農群眾結合起來，這支軍隊才是「強有力的」，才能完成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歷史重任。
1930年代末期，中國共產黨吸收了大批知識青年入黨，對五四運動的闡釋和反思，成為了對知識青年開展政治教育的理論武器。剛到根據地的知識青年，對根據地艱苦的生活和集體主義的作風頗不適應。此時中共紮根在農村，如果知識青年不能進入農村，完成農村工作，便沒辦法發揮自己的能力，反而會降低共產黨在群眾中的威望。由此，中國共產黨評價五四運動時，特彆強調與工農群眾的結合，通過對五四的闡釋以塑造知識青年的歷史觀、價值觀和人生觀。
中國共產黨對五四運動的歷史闡釋，對根據地的知識青年產生了深遠影響，也贏得了廣大知識分子的擁護。進入四十年代後，國民黨愈發感到中共「五四」闡釋的強勢地位，不得不禁止以「青年節」為名紀念五四。而對五四運動與五四青年節的紀念，越來越成為中國共產党進步性的體現，吸引著青年人走入共產黨的隊伍。
四、結論
隨著《新民主主義論》等重要文本的形成，「五四」闡釋融入到了毛澤東思想之中，五四運動也成為了中共黨史論述的關鍵環節。中國共產黨在20世紀30年代末確立的「五四」闡釋，之所以能夠得到青年群眾的普遍認可，正是由於它將歷史記憶與現實要求合二為一，既清晰刻畫了歷史事實，又肯定了知識青年的主體地位，最終推進了青年工作的自我革新。
中共「五四」闡釋的取向與青年工作的興衰關係密切。一方面，在青年工作低迷的上世紀三十年代初期，中共對五四紀念不夠重視，使得對五四運動的闡釋和紀念被國民黨主導；在革新青年工作的同時，中共也增強了「五四」闡釋的理論解釋力，重新奪回了五四運動的話語權。另一方面，五四運動在中國近代史上有著特殊的思想史地位，又與青年知識分子關係密切。對五四運動的歷史闡釋，關涉到如何培養青年、培養何種青年的問題。可以說，五四運動的歷史闡釋工作，已經與黨的青年工作緊緊咬合在一起，成為青年工作的晴雨表與助推器。
注釋
學界對中國共產黨五四「闡釋」的流變過程有不少研究，其中以張艷、歐陽哲生、郭若平、歐陽軍喜等學者的研究成果較有代表性。參見：周策縱：《五四運動史：現代中國的知識革命》，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6年，331-338頁；歐陽哲生：《五四運動的歷史詮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254-262頁；舒衡哲：《中國的啟蒙運動：知識分子與五四遺產》，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291-298頁；歐陽軍喜：《歷史的與想像的：五四紀念的歷史回顧》，歐陽軍喜：《歷史與思想：中國現代史上的五四運動》，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226-240頁；郭若平：《塑造與被塑造：「五四」闡釋與革命意識形態建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76-125頁；郭若平：《建國前中共對五四運動評價方向的把握和解釋》，《中共黨史研究》，2009年第3期；郭若平：《意義的賦予：時勢轉移與「五四」話語的演變》，《安徽史學》，2008年第5期；郭若平：《中共「五四」論述與意識形態建構的文化轉向——以大革命失敗到延安時期為中心》，《中共黨史研究》2012年第5期；歐陽哲生：《紀念「五四」的政治文化探幽——一九四九年以前各大黨派報刊紀念五四運動的歷史圖景》，《中共黨史研究》2019年第4期；歐陽軍喜：《是「五四」，不是「五四」》，《民主與科學》2000年第2期；張太原：《20世紀30年代知識界言說中的五四》，《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2期；陳亞傑：《新中國成立前中國共產黨人對「五四」的認識歷程》，《中共黨史研究》，2009年第5期；胡明：《從「五四」到「無產階級新五四」——瞿秋白「文化革命」情結剖析》，《社會科學輯刊》2008年第3期；徐剛：《「五四」：被解說的思想元典——五四研究史斷想》，《天府新論》2008年第2期；凌雲嵐：《「五四」紀念：被賦予的意義》，《讀書》2017年10期；張艷：《大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對五四運動解讀》，《求索》2006年第1期；張艷：《五四「啟蒙運動」說的歷史考辨》，《史學月刊》2007年第6期；張艷：《五四運動闡釋史研究：1919-1949》，浙江大學2005年博士學位論文。
參見：張艷：《「青年節」抑或「文藝節」：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五四紀念節問題探析》，《史學月刊》，2015年第8期；楊濤：《抗戰時期的青年節》，《文史天地》2015年第11期；楊濤：《合法性爭奪與民國時期青年節的演變》，南京大學2011年碩士學位論文。
參見：胡國勝：《論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對五四運動的紀念活動》，《中共黨史研究》，2009年第5期；楊德山：《五四青年節、五四運動與五四精神》，《北京黨史》，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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