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錦詩 顧春芳
樊錦詩，人們親切稱為「敦煌女兒「。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都奉獻給了敦煌。很多人不知道，她的丈夫彭金章，也是她北大考古系的同學，一手創辦了武漢大學的考古系。
但為了守護敦煌，樊錦詩與丈夫分居十九年，最後老彭深知妻子離不開敦煌，於是放棄了自己的事業，隨妻子定居大漠。
什麼是婚姻最好的模樣？我想，樊錦詩和彭金章近半個世紀，不離不棄的理解和守候就是最好的答案。
本文節選自樊錦詩口述，顧春芳整理的《我心歸處是敦煌》。
一、
我和老彭是北京大學的同班同學，老彭是我們班上的生活委員，同學們給他取了個外號叫「大臣」。
我一直叫他「老彭」，因為他年輕的時候白頭髮就很多，我心想這個人怎麼年紀輕輕就這麼多白頭髮。他和我們班同學的關係都很好，因為他辦事認真，有責任心，給人的印象就是個熱心誠懇、非常願意幫助別人的人。這是我對他的第一印象。
老彭對我格外照顧，可我對戀愛非常遲鈍。
年輕時的樊錦詩
因為27齋女生宿舍很小，加上住的是上下床，學習空間很狹窄，所以就要跑圖書館看書。大概是三年級的時候，有一回我去圖書館，發現已經沒有位子了，我就看見老彭在沖我招手，原來他給我留了個位子。
這以後經常是他先到，占了座位就給我留下。但是他也不多說話，我也不多說話。據他後來說，他認為我這個人學習還不錯。其實，他學習比我刻苦多了。
有一年夏天，他買了一塊手絹送給我，大概是因為他看見過我用白色、藍色的手絹，我才發現原來老彭非常細心。但是我一看他送的手絹，黃色的，上面有綠點點和紅點點的花紋，我既覺得他對我很關心，又覺得這手絹實在是俗氣。
他們老家愛吃腌臭雞蛋，有一次他就帶了臭雞蛋給我，還說特別好吃。我當時就想這有啥好吃的，不過又覺得這個人樸實得可愛。
有一天，老彭突然對我說：「我想帶你去我大哥家，我哥哥住在百萬莊。」我這才知道，原來老彭在北京一直和他大哥生活在一起。我心裡想，女孩子不能隨便去人家家裡，但是他提出要帶我回家，我就知道他的心意了。其實那時候我們倆還沒有正式談戀愛。
樊錦詩、彭金章攝於北大
到了他家以後，我感覺他們家的氛圍很好，特別是他大哥待人熱情、周到、誠懇，給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我意識到老彭的成長受到了他大哥的很大影響。老彭是他大哥拉扯大的，老彭長得也很像他大哥。
當年他大哥參加革命後調到了保定工作，就把老彭帶到保定上學，後來調到北京之後，又帶他來了北京。老彭上的中學是北京四中，是他大哥出錢出力培養他，一直讓他念到大學。他心裡很明白，也很感激，所以學習非常下功夫，做事也非常認真，成績很好。
還有一次老彭帶我去香山玩，爬到「鬼見愁」，實在口渴得很，老彭就去找水。估計是買不到水，他買了點啤酒回來。我說我從來不喝酒，他說喝一點沒事兒，啤酒也能解渴。誰知道我喝了一點點就暈得不得了了，路也走不動了。他就耐心陪伴我在那兒休息，直到我酒勁兒過去慢慢緩過來。
二、
大學四年級的暑假，我姐悄悄告訴我，說是家裡給我相中了一個人，這個人我根本沒有見過。因為我不願意，所以我就向父母說明自己已經有意中人了，他出身農村，是我北大同學。
我之所以要告訴父母，是不想讓二老再管我的婚姻。
我和老彭之間沒有說過我愛你、你愛我，我們也就是約著去未名湖畔散步，快畢業前我們在未名湖邊一起合影留念。
畢業分配後，老彭去了武漢大學，我去了敦煌。那時候我們想，先去敦煌一段時間也很好，反正過三四年後學校就可以派人來敦煌替我，到時候還是能去武漢。北大分別的時候，我對他說：「很快，也就三四年。」老彭說：「我等你。」
誰也沒有想到，這一分就是十九年。
樊錦詩初到敦煌時的住處。
分開的這段時間，我們每個月都會通信。因為我寫的字比較硬，老彭的同事以為來信的是個男同學，不知道他已經有了女朋友，還熱心地給他介紹對象。
老彭去武漢大學歷史系時，那時的武大還沒有考古專業，只有歷史專業，他一開始當譚戒甫老先生的助教。
1976年武漢大學考古專業創辦後，招收了考古專業第一屆工農兵學員。老彭當系領導和考古教研室的負責人，主要負責教學，講夏商周考古，另外還要帶學生外出考古實習。他在武漢大學從零開始，建立了考古專業及第一批師資隊伍。
1964年秋天，我在張掖地區的公社搞社教工作，老彭所在的武漢大學也在搞社教。社教工作差不多搞了九個月，結束之後我就回上海家裡探親去了。
在敦煌的上海姑娘樊錦詩
1965年秋天，老彭主動來敦煌看我。那是畢業之後我們的第一次見面。常書鴻先生十分重視，特地打著武漢大學要來個教授的旗號借了輛車去接老彭。老彭的同事這時候才知道，原來那位敦煌的同學是個「飛天」。
那些日子，我帶著他看了敦煌的許多洞窟。從考古到藝術，我倆無話不說，一直說到深夜還覺得有說不完的話。
但是關於我們的未來，誰也不敢輕易觸碰。兩個人相距萬里，難道將來的每一天都要承受這種兩地分離的痛苦嗎？如果病了呢？如果需要人陪伴呢？如果有了孩子呢？許許多多的問題壓得我們喘不過氣來。
就在這種極度的幸福和極度的茫然中，我們倆人在一起度過了美好的八天。老彭快走的時候，我還帶著他去爬鳴沙山，我們在山上還留了影。
他要回武漢的時候，我去送他。老彭拉起我的手，輕輕地對我說了一句：「我等著你……」我流淚了，我知道這句話的分量。
我就一直怔怔地看著汽車開走，前方是他的路，背後是我的路。
雖然他說「我等著你」，已經明明白白告訴了我他的心意，但是我心裡並沒有因此而變得舒坦一些，好像有什麼東西梗在我的喉嚨口。這是我所期盼的，又是我所無法承受，無法給予回報的。
三、
我們結婚時，沒回老彭河北的老家，直到1970年初，我們要把第一個孩子送回老家撫養時，我才第一次到他河北農村的老家。我的印象中，河北老家的房子還算寬敞，但家裡最現代的東西就是暖壺，此外再沒有什麼像樣的東西。
我們第二個孩子是在武漢出生的，老二出生不同於老大，老彭準備得很好，老彭的大姐把老大從河北老家帶到了武漢。
大姐可能比我大十幾歲，別人總把她當成我婆婆。我在武漢度過五十六天的產假，老彭把我照顧得非常好，給我做飯、燉湯，什麼都不讓我動手，晚上讓我休息，他起來看孩子。我坐完月子就回了敦煌。大姐在武漢又住了幾個月，之後她帶著老二回了老家。
老大就留在了武漢，那時候他已經五歲了，正是調皮的年齡。老彭要教學、辦專業、出差，還要帶孩子。他每次出差，就只能把孩子交給同事照顧，這次交給這一位，下次又交給另一位。所以我們家的老大從小是住集體宿舍，吃「百家飯」長大的。那時候老彭又當爹又當媽，辛苦可想而知。
隨著時間推移，「十年動亂」已告結束，到了解決分居問題的時候了。老彭當時急切希望我儘快調往武漢。
兒子也特別希望我調去武漢，因為武大那時蓋了一批教工家屬樓，符合入住條件的老師都搬到家屬樓去了，兒子的小夥伴也都搬了。由於只有老彭一個人的戶口在武大，不符合條件，兒子就特別著急，寫信抱怨此事。
可是這時的我犯了猶豫，既對老彭有感情，想念孩子，想去武漢；又對敦煌產生了感情，想留在敦煌，為敦煌干點事。加上甘肅和武漢大學兩方面的組織都堅決不放人，希望對方讓步，雙方爭持了很長時間。
不過即便在為調動的漫長拉鋸階段，我倆都從沒有為此紅過臉。
1986年，為了我們倆誰調動的問題，甘肅省委組織部、宣傳部竟各派出一位幹部找到了武漢大學的校長劉道玉，後來武漢大學沒辦法，就讓老彭和我自己商量決定。就這樣，老彭最後做出了調來敦煌的決定。
老彭說：「我們兩個人，總有一個要動，那就我走吧。」其實，如果老彭堅持不鬆口，我最後肯定只能妥協了，但他知道我心裡離不開敦煌，所以他表示自己願意離開武漢大學。
我最感激老彭的就是，他在我還沒提出來的時候，自己提出調來敦煌。如果他不提出，如果那時候他拿出他一家之主的威嚴，也許我就去了武漢，因為我絕對不會因為這件事情放棄家庭，甚至離婚，我沒有那麼偉大。
但是他沒有，他知道我離不開敦煌，他做出了讓步，如果沒有他的成全，就不會有後來的樊錦詩。
四、
等到我們一家真正聚在一起的時候，已經是1986年了。
老大都念高中了，老二也念完小學。老彭調來敦煌研究院，最初一段時間在蘭州，因為兩個孩子都要在蘭州上學，老彭為了幫助孩子適應新的環境，他也在蘭州待了一段時間。以後，我和孩子雖然也不能天天見面，但至少可以利用到蘭州出差的機會多和他們在一起，這個家就像個家了。
我對孩子們比較民主，從來也沒有強迫過他們。他們念什麼大學，找什麼工作，都順其自然。因為我深感自己作為一個母親，欠他們的太多了。
我有一句話跟好多人說過，我說我們家的先生是打著燈籠都找不到的好人。一般的家庭都會因為這個問題解決不了，最終散了。但是他為我做了讓步，放棄了自己熱愛的事業，也放棄了自己親手創立的武漢大學考古專業。
遇上了老彭這樣的好人，是我一生的幸運。
到了敦煌後，老彭放棄了商周考古的教研事業，改行搞了佛教考古。他主持了莫高窟北區石窟兩百多個洞窟的清理髮掘工作。
莫高窟北區石窟考古是研究所成立四十多年以來，想搞清而沒有搞清的問題。
老彭很熱愛這個工作，一跟人說起北區，就興奮得停不下來。如果他的價值因為來到敦煌而得不到實現的話，我一輩子都會感到內疚，好在他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事業。
北區石窟的考古發掘，被認為是開闢了敦煌學研究新領域。老彭年過五十之後放下自己做的好好的事業，從講台到田野，一切從零開始。他在敦煌北區考古發掘的收穫，對於老彭和我來說，都是一種安慰，命運對我們還是非常眷顧的。
老彭這一生不容易。小時候家境貧困，是兄嫂帶大的；娶妻生子，兩地分居，家也不像個家；自己開創的考古專業為了我而中途放棄；還沒等享受天倫之樂，晚年又得了重病。
五、
他第一次得病是2008年秋天，在蘭州檢查確診為直腸癌。記得當時他給我打電話，我一聽聲音就知道情況不好，他說：「我查出來了，直腸裡面有個疙瘩，怎麼辦？」
我就聯繫蘭州的同事陪他繼續檢查，又給北京、上海到處打電話，最後在上海找到了一位專家。我陪他去上海住院、做手術和治療。手術很成功，治療的結果亦很好，沒有復發。
他出院後在上海孩子家裡療養了一段時間，我天天為他做飯，加強他的營養。他剛出院時瘦得只有八十多斤，慢慢營養好了，他的體重到了一百二十多斤。
我們倆2009年春末夏初回到敦煌，老彭的身體已基本康復。我跟他說：「你現在要休養，以休息為主，以玩為主。想看書就看書，不想看，就不看。願意怎樣，就怎樣。」他很理解我的安排。
從2008年到最後走的近十年時間，他過得還是很愉快的，有時出去開會，有時出去遊玩。
老彭很早就喜歡玩微信，那時候我都還不會。他也願意散步，喂貓，到接待部和年輕人聊聊天。我每年都讓他到上海體檢。我和孩子們交代，他喜歡的皮鞋、衣服就在上海買。
他退休之後，我倆一起到過法國，他自己還去過印度。我工作以來只療養過一次，就是2015年和老彭一起去貴陽。
以前我總是想著，等我真正退下來，我們還有時間到各處去走走玩玩，實際上我的閒暇時間很少，無法陪他出去痛痛快快地玩。
我一直覺得對不起他。我忙，他生病後我不讓他做飯，早上、中午兩頓都是他去食堂打飯，晚上就熬點稀飯，他還承擔了洗碗。
這一生都是老彭在照顧我，家務事是他幫我在做。其實他不太會做飯，但只要他做，我就說好吃好吃。他愛包餃子、愛吃餃子，餡兒調得很不錯。他喜歡吃雞蛋羹，卻總是蒸不好，我告訴他要怎麼蒸，怎麼掌握火候才好吃。我蒸的雞蛋羹他就說好吃，他滿足的樣子像個孩子。
他從農村出來，一直很注意節約。以前在武漢大學住的房子後頭種了絲瓜，孩子吃膩了就不吃，他對孩子說：「有絲瓜吃就不錯了。」
我從來不要他給我買東西，他買的東西我看不上。但他的衣服大多是我買的，內衣、襯衫、外套、西裝和皮鞋，只要是我買的他就喜歡。實在太忙，就在他出差前提醒他自己去試一下買點衣服。
90年代初他去日本進修，我說他清瘦的身材跟日本人差不多，讓他在日本好好給自己置辦點衣物。
六、
他2017年第二次生病，來得突然，來勢兇險，發展迅速。
年初突然胃口不好，後來出現晚上睡覺時，前半夜胃部不適，後半夜腹部不適。我還以為是他消化出了問題，後來吃了點胃藥也不起作用。
我建議他給上海熟悉的專家打電話詢問原因。上海那邊聽他電話里描述的情況，判斷他可能是膽囊出了問題。我就讓他趕緊去敦煌的醫院檢查。誰知老彭被叫住院了。我到了醫院，院長給我看了給他拍的CT，我一看就傻眼了，院長說老彭患的是胰腺癌。
面對這突如其來的打擊，我幾乎絕望，渾身無力，實在難以接受，心裡一直在想怎麼辦？怎麼辦？我請求醫院設法救救老彭。
醫生耐心地給我解釋說，胰腺癌一旦發現就是晚期，在全世界範圍內還沒有有效的治療方法，美國的喬布斯也是死於這種病。要麼開刀，我們把你當朋友，跟你說實話，他這樣的年齡，如果開刀就是雪上加霜。
我把孩子們叫來一起商量，最後定下的治療方案就是：減少痛苦，延長生命，不搞搶救。
老彭他自己不問是什麼病，跟大夫相處得還挺好。我沒有勇氣告訴他得的是什麼病，醫生也不讓我說，醫生親自告訴老彭，說你得的是慢性胰腺炎，這個病不太好治，要慢慢治，希望他不要著急。
在老彭整整六個月的治療過程里，我幾乎天天來往於旅館和老彭的病房，也經常與醫生聯繫，商量如何治療。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心裡還是想不通，他怎麼會得這個病？像他這樣好的人不應該這樣不幸，為什麼老天爺偏偏要讓老彭得這個病？
我查了一些資料，所有的資料都顯示胰腺癌是不治之症。有一次看到羅瑞卿的女兒羅點點的文章，她是醫生，見過無數病人痛苦而走，她說人最佳的一生就是「生得好、活得長、病得晚、死得快」。
她不主張無謂的搶救，認為這樣非但不能減少臨終病人的痛苦，反會給病人增加痛苦，主張要給臨終病人一個尊嚴。
後來我還看過女作家瓊瑤寫給孩子的信，發表她對「死亡尊嚴」的理解。她的見解，基本與羅點點醫生相似。這樣，我也慢慢平靜下來，只得面對現實，告訴自己多陪陪他，飲食上多想些辦法，儘量給他弄些他愛吃的食物，多給他一些照顧，多給他一些寬慰，儘量減少他的痛苦。
2017年，樊錦詩參加《朗讀者》，原因是老彭喜歡看這個節目。
老彭很相信醫生，從來不跟我打聽病情，其實少知道點也有好處。現在如果有人問我如何看待死亡，我想說死並不可怕，每個人都會死，但最好是沒有痛苦地死去。
治療過程中的前三到四個月，老彭的情況還比較穩定，心態也比較樂觀，飲食也還不錯。他說治好了，要給大家發紅包。我問他給不給我發紅包呀，他說那我也給你發紅包。
他很願意跟人聊聊天，有時候和醫生也能說上好一會兒，我就叫他少說幾句多歇息。那時候他還會看看電視，聽聽歌，我也不太願意跟他聊痛苦的事。有時候我讓他吃一點酸奶，他說不吃，我說就吃一口吧，他又讓我先吃，然後他吃了還說：「甜蜜蜜。」
醫院的飯是每個禮拜三有一頓餃子。一到日子，他就說今天禮拜三，你們早點去買餃子，一定要讓我們陪護的人就在病房裡吃，他看著我們吃。
我說：「老彭，你看著我們吃饞不饞，要不你吃一個嘗嘗味道。」我心裡知道，雖然我們努力幫助他減少痛苦，但畢竟這個病很折磨人，要做到完全不痛不難受基本不可能。
到後來，我攙著他走路的時候都能感覺他渾身在發抖。他說自己又酸又脹又痛，還跟我說想要安樂死。這件事我無能為力。我知道他一直在和病痛做抗爭，我能做的就是請大夫想辦法，緩解他的痛苦。
老彭特別堅強，痛到那種程度了，他還堅持要自己上衛生間，一會兒坐起來一會兒躺下，什麼姿勢對他來說都很難受，但他也沒有叫過一聲。
一看見醫生來查房或看他，他還露出笑容，稍微好一點點就又有求生的希望。我心裡明白，他正在一天一天慢慢離我們遠去，直到最後看不見。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斷想各種辦法，好好護理他，不讓他受更多的罪。
最後將近一個月，我和兩個兒子還有一個照顧老彭的小伙子，四個人輪流值班。白天我在病房守著他，晚上看他吃好安眠藥睡下，我再回去休息。他從來不想麻煩別人，因為夜裡難受來回折騰，第二天我還聽到他給老大道歉，他說：「昨天晚上對不起。」
我說：「你說這個是多餘的話，他是你兒子呀，護理你是應該的。」但是，老彭他就是這樣一個人。
有一天，我輕輕摸摸他的額頭，他不知道哪裡來的力氣，抬起身子，把我摟過來吻了一下。
他走的那一天早上，醫院五六點鐘就來了電話，說老彭心率、血壓下降，我想他可能不行了，就急忙往醫院趕。我到醫院的時候他已經昏迷了，我就大聲叫他：「老彭！老彭！老彭！」我一叫，他就流眼淚了。聽人說彌留之際聽覺是最後消失的，我想他應該是聽到了，那是中午12點。
老彭走後的半年，我瘦了十斤。按照他和我的想法，後事越簡單越好。我向研究院報告了情況，叫院裡不要發訃告。
老彭是7月29日走的，我們31日就辦了告別儀式。我沒有發言，兩個孩子也不讓我發言，他們就代表家屬發言。我想把老彭帶回敦煌宕泉河邊。兩個兒子說，你帶走了我們看不見，所以骨灰暫時存放在上海，他們清明、立冬，還有一些節日，都會去看看。
一個月後，我又回到了敦煌。一切都是老樣子，只是我的老彭不在了。
我早上就弄點餅乾、雞蛋、燕麥吃，中午自己去食堂打飯，一個人打一次飯就夠中午、晚上兩頓，晚上有時候也熬點小米粥、煮點掛麵，就像他在的時候一樣。其實，我一直覺得他還在，他沒走。
有一次別人給我打電話，問你現在跟誰過啊，我說就我跟老彭，對方一下不說話了。
直到去年，我才去看了老彭的大哥大嫂。每次出門，我都想著要輕點關門，老彭身體不好，別影響他休息。
我把一張他特別喜歡的照片放大，就放在我旁邊。2019年除夕那天，我跟他說：「老彭，晚上咱倆一起看春晚。」
作者簡介：樊錦詩，1938年生，浙江杭州人。生於北京，長於上海。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考古專業。1963年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至今。現為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被稱為「敦煌的女兒」。
顧春芳，上海寶山人。著有詩集《四月的沉醉》，學術專著《呈現與闡釋》《意象生成》等。現為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