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遙和其《平凡的世界》始終是個歷久彌新的話題。讚譽者稱其為可以並列四大名著的現實主義巨著，詆毀者認為它不過是小學生作文式的生活場景描述。從現有文學史觀出發，研究者居然無法界定其所屬的文學流派，就目前文學史通識性認定，多數人是將其劃歸「改革文學」的範疇。誠如路遙自身的創作談《早晨從中午開始》一樣，「改革文學」一般以史學斷代的角度來說起始於1978年，自蔣子龍的《機電局長的一天》為發端，而真正的發軔卻是1979年同樣是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道理等同於「傷痕文學」得名於盧新華的《傷痕》，真正意義的肇始是劉心武的《班主任》，這個文學流派其實已經帶來了文學史意義的某種錯亂，因為《班主任》早於《傷痕》一年發表。而《平凡的世界》特殊性正在於作品完成的時間節點事文學史對「改革文學」划上句號的1985年斷代之後，即中午的早晨。如果沒有《平凡的世界》出現，柯雲路的《新星》將會是「改革文學」的巔峰以及完美謝幕。
《人生》是開局還是終章？
說到《平凡的世界》，《人生》註定是繞不開的話題，《人生》甫一亮相便凝聚了無數讀者和評論家的目光，其中也不乏吳天明這樣的優秀導演，甚至有人無奈地問陳忠實：「你啥時候能寫出《人生》那樣的小說麼？」毋庸置疑，《人生》當時已代表了陝西作家群創作的最高標準。
如果路遙就此躺在《人生》上睡大覺，首先他不會熬壞自己的身體，也就不會英年早逝；再者他可以藉此出去講講學，享受以下鮮花和掌聲，或者還可以接手一些大老闆拋過來為自己歌功頌德的報告文學，拿些不菲的稿費改善一下自己貧窮了幾十年的生活。而一旦如此，被《人生》激勵的一群作家必將紛紛超越，最終將他甩在身後。
路遙是清醒的，作為一個極具使命感的作家，他早早就意識到了，只有初戀般的熱情和朝聖般的意志才能完成某種事業。《人生》是文學樣式，並不等同於文學的全部，路遙熱愛的是文學，那麼自己創作出來的《人生》不過是文學之滄海一粟；而自己要攀登的是文學大山，他更深一層地想到了有責任感的作家絕不能因為取悅當代而滯步不前。因而《平凡的世界》之於路遙，是歷史與命運的必然。
苦難的寫作歷程
《平凡的世界》寫作歷程是無需贅述的，《早晨從中午開始》從創作動因以及寫作過程都進行了詳盡的描述，我們對於路遙牛馬般的寫作勞動中可窺得一二。但是《早晨從中午開始》是創作漫談，是隨筆式的寫作，因而應該歸類於散文，這其中已然摻雜了作者對於寫作生活的再創作。
我們從創作隨筆中看到的只不過是作家截取的具有表象特徵的片段，而且路遙在行文中也加以了浪漫主義潤色，我們只需靜下心來想一想，作家數年如一日地重複著機械式的勞動，無論是對腦力，尤其是對體力和精神的消耗是何其巨大。
開水，窩頭，那隻不速之鼠；須臾不能離手的紙煙，煙霧繚繞中靜謐到四下無人的夜；風雨如磐中掙命登山的「鍛鍊」；還有，對親愛的女兒的思念。是的，路遙始終走在朝聖的路上，而且他自己應當清楚，他是在以一個清教徒般的執著，以生命為代價來完成一次虔誠的逆旅。
暫不說籌備期被閱讀材料磨到顯露出毛細血管的手掌，我們只看看《平凡的世界》完成後作者自述的狀況，躺在太陽底下，眯眼享受炙熱的陽光，口水會不自居地濕了衣襟；無人攙領，自己已經不敢過馬路；正在做著的事情會突然從思維里中斷。這是否是個中風患者或者老年痴呆者典型的症狀？
四十歲，人生正值壯年，《平凡的世界》寫作讓路遙早早步入了老年……
任誰能想到，這也將是他人生的終結，陳忠實曾說，陝西省作協主席的位子一直都是給路遙留著的。
《平凡的世界》被人忽略的
毫無疑問孫少平是《平凡的世界》所展示的廣闊社會畫卷，形象鮮明的幾十位人物中的絕對主角，一旦我們拋卻藝術，回歸現實來探討，他是否具有極其強烈的反叛意識呢？你或許會說，這是明擺著的吧，對命運的抗爭；對世俗的挑戰；對人世滄桑的蔑視，在這個初出茅廬的小伙子身上無數次地印證著。
那麼我們來探討一下如果，如果孫家沒有了大哥孫少安；如果我們置換一下社會歷史和時代背景，不必太多如果，大哥孫少安是否有些巴金《家》中高覺新的影子值得商榷，但是孫少品確乎是具有高覺慧的品性。
如果我們做了以上假設推定，孫少平本身就是一個現實的反叛者，而反叛者在時代的局限之下結果多少都是不圓滿的，相通此節，不少人應該就能理解田曉霞的逝去，秀蓮的病逝，金波愛情的不得，金秀對少平的眷戀，武惠良與杜麗麗的離婚，這林林總總的不如意，其實都是如此自然，因而《平凡的世界》中最接近現實的愛情仍舊是少安與潤葉，論及震撼人心，少安的抉擇可謂當代文學史上愛情悲劇的首例代表。
回到最初的推定，如果孫家沒有大哥孫少安，那麼孫少平的抗爭會不會來的徹底，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孫少平的反叛首先是置於大背景之下的，他骨子裡仍舊是傳統的，極具責任感的人，我們可以斷定，如果他是孫家的老大，那麼他的選擇會和孫少安殊途同歸。
或者我們可以悲傷地意識到，少平終歸掙脫不了時代的牢籠，即使他爭取到了精神的自由，他所作的一切也都是唐吉柯德衝擊風車的殉道。其實這都源於作者路遙本身的抗爭，就像他無法擺脫現實主義創作手法一樣，我從來都不認為路遙能寫得出像《白鹿原》一樣的作品，那本與他的生命終結一道胎死腹中的《成吉思汗》也必然是一部現實主義作品。
《平凡的世界》的坎坷命運
《平凡的世界》一書命運的坎坷幾乎可以和作者路遙等同，該書完成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此時正是「西風漸進」時期，中國作家群正埋頭致力於深化寫作的內核，現代派，意識流，先鋒派等創作手法正席捲而來。在這種大背景下《平凡的世界》顯得太過格格不入，老舊的現實主義創作手法，平直的敘事模式，加上作者行文中不時代主人公抒發的議論，凡此種種，都成了學界詬病該書的論據。
在高校中文系《平凡的世界》已經成為不登大雅之堂，甚至是創作手法的反面教材，文學史也一再規避它，如果不是讀者的熱愛，它勢必將成為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一顆遺珠。反觀彼時的文壇，「朦朧詩」與「實驗小說」正大行其道，我們絕不非議問題與文學意識甚至文學思維的革故鼎新，只是在「現代主義」橫衝直撞的環境，現實主義當真一無是處了嗎？路遙發出了一聲吶喊：全世界並不是只適應長澳大利亞羊！
是的，起碼讀者是這樣認為的，無論是在精英意識尚未完全鋪陳開的八十年代末，還是指針指向了新世紀的當下，《平凡的世界》自始至終都像一座山峰一樣巍然獨立。
我們應該感謝葉詠梅女士，正是她讓《平凡的世界》藉助中國人民廣播電台插上了翅膀而一飛沖天。
錯亂的文學史定位
前述文學史對於「改革文學」的斷代一般是以一九八五年為界限的，而《平凡的世界》最終完成於1988年，文學史家們以思維慣性自然而然地將《平凡的世界》劃歸為「改革文學」，也因此讓該書成為了一個特殊存在。
從文學史的角度倒是不難理解如此界定，畢竟在《平凡的世界》創作過程中，整個文壇大環境已經發生了徹頭徹尾的變化。作家們在創造手法上開始探究寫作的內在感受，形式上追求語言與內心的直接溝通，總體說來，現代派的創作手法更像是作家把手交給了活躍的思維，讓寫作變得信馬由韁。
由此比較下來，路遙窮數年之功所做得前期籌備，歷經數年苦行僧一般的寫作反而不受歡迎了。如果將《平凡得世界》歸於「鄉土」，它的主題太過沉重，歸於「農村」，它偏偏倔強地向更廣闊得天地張開了稚嫩的翅膀。劃歸「現實主義」或許是它的宿命和文學史家門的必然選擇。單就我個人而言，文學史何嘗不應該將其單章講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