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這是1793年馬戛爾尼（Lord George Marcartney）使團訪問中國時，乾隆帝（1711—1799）在回復英王喬治三世（George Ⅲ, 1738—1820）的信件中，用來表示自稱的詞語。正是這樣一個詞語，塑造了人們對於清代前中期對外關係史的整體印象——天朝代表著愚昧和保守，是閉關鎖國的象徵。乾隆帝囿於封閉的觀念，拒絕了馬戛爾尼提出的要求，導致中國錯失了解外部世界的好機會。
郎世寧繪 乾隆帝畫像
近年來，這一認識逐漸受到學界的挑戰與修正。那麼，乾隆究竟對外界形勢的變化了解多少，是否真的一無所知呢？
對話傳教士：歐洲君主如何統治，王位如何繼承？
明清之際，自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進入中國傳教開始，大批歐洲傳教士紛沓而至，他們在傳播福音的同時，將西方的科學技術與藝術文化也帶入中國，促進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甚至還有很多傳教士直接供職於宮廷，用自己的科學、藝術知識為皇帝服務，法國耶穌會士蔣友仁（P. Michel Benoist, 1715—1774）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於乾隆九年（1744）到達澳門，次年應召入京，開始了在華長達30多年的傳教生涯。
自乾隆十二年（1747）起，位於長春園北部的西洋樓景區陸續修建，蔣友仁受到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的舉薦，負責主持西洋樓水法工程的設計，海晏堂等處聞名於後世的機械噴泉，均出自他的手筆。此外，蔣友仁還參與了乾隆時期輿圖的繪刻，乾隆二十五年（1760），他將手繪的《坤輿全圖》進呈御覽，「取新辟西域諸圖，聯以西來所攜手輯疆域梗概，增補《坤輿全圖》（南懷仁繪製）」，後來經過修改和增補，被收藏入宮廷，這是當時水準極高的世界地圖，可以隨時供皇帝瀏覽。
長春園西洋樓景區 海晏堂銅版畫
乾隆三十八年（1773），乾隆帝與蔣友仁進行過幾次較長時間的談話，向他詢問了許多有關歐洲國家的問題。蔣友仁在一封信中披露了談話的詳細內容：
問：在你們歐洲的眾多君主中難道沒有一個可以以其權威來結束其他君主間可能出現的紛爭，因而凌駕於其他君主之上的君主嗎？例如這個中華帝國以前曾被好幾個各自獨立的君主統治過，其中之一後來成了他們的首領，於是擁有了「皇帝」稱號。
答：德國是由許多諸侯國組成的，這些諸侯國的君主中有一個凌駕於他們之上、擁有皇帝稱號的君主；儘管擁有皇帝稱號，他只是本諸侯國的君主，有時還要抵禦其他諸侯國向他發動的戰爭。
問：你們歐洲諸多王國各自實力不同，是否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即某個較強的國家吞併了幾個較弱的國家後進一步增強了實力，逐步再去吞併其他較強的國家，從而慢慢成為全歐洲的主宰呢？
答：自歐洲所有王國都接受了基督教起，人們就不該設想這樣的動亂了。基督教勸導臣民服從君主，同時勸導君主們互相尊重。一個君主或許會丟失幾個城池、幾塊地方甚至幾個省份，然而如他面臨傾國之險，其他君主便會站在他一邊幫助他保全其國家。
問：你們國王是如何處理繼位問題的？
答：在我國由王長子或其子孫（如果他有子孫的話）繼位。如王長子已去世且無嗣，則由王次子或其子孫繼位。
問：俄羅斯那裡女子可繼承王位，你們那裡是否也有奉行此法之國家？
答：我們那裡有些國家的女子可繼承王位，但敝國自君主制確立之初起便已立法不准女子繼承王位。
問：若貴國君主死後無嗣，王位由誰繼承？
答：多少世紀以來，上帝厚愛我主，使其不僅有足夠的子孫繼位，還可為歐洲其他王室提供繼位人。
問：這些出自同一家族的君主間或許能始終和睦相處而不會兵戎相見吧？
答：雖說出自同一家族，但若有某種原因，他們間仍會發生戰爭，不過他們依然是好朋友。兩位君主間即使發生戰爭，只要事情不危及王權利益，他們照樣能像最好的朋友一樣相互效力。
除此以外，乾隆還問道：歐洲有多少國家？各國君主能武裝多少軍隊？法國與俄羅斯是否有關係？除與俄羅斯人打仗的伊斯蘭教徒外，還有哪些民族可能與俄羅斯人發生紛爭，軍事上取得過何種成功？
由於在乾隆五年（1740）時，荷蘭殖民者曾在爪哇的巴達維亞大肆屠殺華僑（紅溪慘案），乾隆帝又仔細地詢問了歐洲人在東南亞的擴張：
皇帝問住在巴達維亞並主宰該地的是哪些歐洲人，我回答說是荷蘭人；接著，我解釋了什麼是共和政體，我談到了荷蘭的政府，這個國家的政體是共和制的，國家任命所屬各省的總督，同時以一個君主在其國內所享有的同等權力對官員們進行提升、貶黜和獎懲。
乾隆還了解到西班牙在呂宋的行動，「大約二百五十年前，西班牙人在他們登陸的最大的一個島嶼上興建了一座城市，這些島嶼上當初只住著一些土人。當西班牙人遠航美洲時，這個城市可充當他們船隻的貨物集散地」；並通過追問地圖中標有「新西班牙」、「新荷蘭」和「新法蘭西」等遠離歐洲的地名的來歷，得知了歐洲人在中國周邊國家殖民的方式與情況。
別以為我不知道：加爾各答的「披楞」就是英國人
英國自1591年（萬曆十九年）到達印度，經歷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與孟加拉的普拉西之戰以及1764年（乾隆二十七年）與莫臥兒帝國的布克薩爾戰役，再到1763年（乾隆二十八年）英、法「七年戰爭」的結束，並發動一系列征服印度馬拉特、邁索爾、旁遮普等地的侵略戰爭之後，逐漸確立了在印度的統治地位。
那麼，乾隆有無意識到英國勢力在印度的崛起？
英屬東印度公司取得普拉西之戰和布克薩爾戰役的勝利後，莫臥兒帝國徹底淪為英國殖民者的附庸。隨後，位於加爾各答的英國殖民政府一直試圖通過喜馬拉雅山，打通到中國的貿易之路，然而在喜馬拉雅山的南麓，還有錫金、不丹和廓爾喀等與西藏接壤的鄰邦，英國的擴張勢必與之衝突。
1772年，東印度公司吞併庫赤一貝哈爾土邦時，六世班禪代表不丹給總督哈斯汀斯（Warren Hastings）進行調解，請求他撤軍，而哈斯汀斯希望藉機與西藏建立直接的外交和貿易關係，派遣波格爾（George Bogle）前往扎什倫布，拜謁班禪。儘管班禪拒絕了波格爾提出的外交和通商要求，但是扎什倫布和東印度公司開始頻繁的接觸和往來。英方甚至希望班禪將他們的請求帶到北京，由他勸服乾隆帝。值得注意的是，當時英-藏往來的文書中，在印度的英國人被稱為Farangi，這是波斯文，源自阿拉伯文對法國人的稱呼，其藏文形式則是Phe-rang，最後演變成本土藏文的phyi-gling，意思是外國人。
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世班禪北上慶賀乾隆帝的七旬聖壽，最後卻因天花病死在北京，他圓寂後留下的巨額財富引得其弟紅帽喇嘛沙瑪爾巴的覬覦，並最終成為第一次廓爾喀戰爭的導火索（1788）。乾隆五十六年（1791），廓爾喀再度入侵西藏，洗劫了扎什倫布寺，乾隆帝派兵入藏反擊，直搗廓爾喀首都加德滿都。在此期間，清軍統帥福康安於1792年2月到達拉薩時，曾向廓爾喀周圍的不丹、錫金和披楞等鄰國去信尋求軍事支持，他將此事奏報給乾隆帝：
臣已經檄諭哲孟雄、宗木、布魯克巴、作木朗和南甲噶兒（源自藏文的Rgya-gar，指印度）之披楞等處，協力堵截…如布魯克巴、披楞等處亦遵奉檄諭，拼力夾攻，則廓爾喀東西南三路皆有番兵截殺。
這是「披楞」一詞在清代文獻中的最早記錄，其實披楞就是波斯文Farangi的藏語形式Phe-rang的漢譯。此時，福康安尚不知披楞與加爾各答的關係，只是認為它是同哲孟雄（錫金）、布魯克巴（不丹）一樣的部落。
福康安率軍攻入廓爾喀後，廓爾喀國王請求和談，並指出廓爾喀以南的「南甲噶爾之第哩巴察（Delhi Padshah）部落，向思搶占藏地」。結合與加爾各答的英國總督康沃利斯（Charles Cornwallis）的信件往來和其他情報，福康安了解到廓爾喀以南地區名為甲噶兒，其中最大的國家是第哩巴察，統治著披楞（加爾各答），而且常到廣州地方貿易，他對東印度公司在廓爾喀戰爭中的曖昧態度及動機感到警惕，懷疑披楞暗中支持廓爾喀軍隊。1793年，廓爾喀派遣貢使前往北京，將他們與印度的衝突告知乾隆。就在此時，康沃利斯派少校柯克派屈克（Kirpatrick）前往加德滿都查探，廓爾喀將相關情況彙報給了駐藏大臣和琳，清廷由此得知披楞已遣使（即馬戛爾尼使團）前往北京覲見皇帝，但最初並未將其與馬戛爾尼使團聯繫在一起。
然而， 當福康安在避暑山莊看到英國人後，感到英國或許和披楞有某種聯繫，以致面見英國使團時，態度十分傲慢不遜，毫不掩飾他的憎惡。於是，乾隆帝命令軍機處查問廓爾喀俘虜（時已入銳健營降番佐領下）崗噶勒塔則西：「英吉利是否即系披楞？」崗噶勒塔則西回答：
披楞並非部落名號，其地名為噶哩噶達，其人最為強橫暴虐，人皆怨恨，稱為披楞，猶言惡人。該部長居住之地西北界與廓爾喀相接，其交界地方距陽布（加德滿都）約三十餘日路程，南界哲布薩，北界布魯克巴，俱約行二十餘日，西界第哩巴察，也有一月多路程。廓爾喀與噶哩噶達並非服屬，噶哩噶達要買廓爾喀木材，廓爾喀常到噶哩噶達置買鳥槍、腰刀、火鐮等項。廓爾喀王子亦因噶哩噶達強悍，常遣人往彼饋送物件。……此次進貢之英吉利人狀貌、服飾與噶哩噶達相似，大約噶哩噶達即系英吉利。
乾隆終於明白：在加爾各答的披楞與在廣州貿易的英國人實際上是同一群人。
英國的勢力已經深入到了臨近中國西藏的南亞次大陸。我們也由此了解到，乾隆對外界的認識並非一無所知。清朝清楚地捕捉到了英國勢力在印度崛起的情報信息。
馬戛爾尼使團的副使斯當東（George Staunton）後來回憶：
我們的翻譯從中國官員的漫談中流露出來的片斷字句，發現北京王朝近來對英國抱有不滿情緒。經過小心謹慎同他們談話，我們探詢出來，原因是這樣的：在西藏地區的戰爭中，中國軍隊曾遭到敵方預料之外的頑強抗拒，遭受到預料之外的損失。中國官員馬上認為，一定有歐洲軍隊支援敵方，或者他們的軍隊受過歐洲的訓練所致，他們從地方發現了帽子和頭巾，而他們認為帽子只能是英國人的……中國政府既然懷疑英國幫助了敵人，當然它對英國政府不會有好感也不會加以信任了。
乾隆帝與小斯當東
就清代前中期的對外關係史而言，「天朝」是真，上述所言也是真，我們或許可以這樣想：傳統與現代，閉關與開放，這些簡單的闡釋模式，恐怕難以深刻揭示清朝涉外體制演變的複雜進程，再進一步，更不足以探尋近代中國的現代化的軌跡和形成因素，甚至有時候會反過來阻礙對事實的探索，這就是我們需要藉助更為多元性的角度和史料的原因。
延伸閱讀：
歐立德（Mark C. Elliott）《乾隆帝》，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
杜赫德編《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 中國回憶錄 6》，大象出版社，2001年
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上海書店，2005年
Matthew W. Mosca, 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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