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來頗費猜詳而依然雲遮霧障的帝後玉璽、金璽，終於顯露真身。兩件璽印的發現，直接向我們透露出有關秦漢南北朝帝、後璽印製度的若干重要消息。
皇后之璽：西漢帝後璽制與乘輿六璽
1968年，咸陽渭河北源上的韓家灣狼家溝發現「皇后之璽」玉印（圖1），消息一經報道，即引起了玉璽歸屬的討論。一種意見據其發現地近長陵而推斷為呂后之物（秦波《西漢皇后玉璽和甘露二年銅方爐的發現》）。另有學者則認為玉璽系偶然撿獲，沒有考古學上的證據說明它和呂后有關，但肯定其時代為西漢文景至武帝前後（王人聰：《新出歷代璽印集釋》）。
皇后之璽（圖1）
現在看來，此璽的時代還可及至漢初。近年虎溪山沅陵侯墓出土的「吳陽」玉印（圖2），時代下限為文帝後二年（前162），上限可在高後時期，其文字體勢及琢治風格與之相比，頗為接近，說明漢初玉印的工藝已經成熟穩定；璽文與高祖卒年前後所頒制的「高寢丞印」封泥文字比較（圖3），亦不至為晚。再與陳介祺舊藏秦「皇帝信璽」封泥相衡 （圖4），除有無界格之別外，印文更為近似。而且，「皇后之璽」為累世傳授之物，不為某代皇后專屬，故從邏輯上分析，它的製作，也當在立國之初。那麼，此璽曾為呂雉所佩, 也是完全可能的。
吳陽（圖2）
高寢丞印封泥（圖3）
皇帝信印封泥（圖4）
「皇后之璽」的重要性在於串連起陳介祺舊藏「皇帝信璽」封泥以及廣州南越王墓出土的「文帝行璽」（圖5）與古籍記載等一組史料，直接或間接地反映了秦漢帝、後璽的實際情形。
關於漢皇后璽的質料 , 在衛宏《漢舊儀》中有一段前後相牴牾的記載，歷來難以疏通，但論璽印製度的學者卻無法 迴避：
皇后玉璽，文與帝同。皇后玉璽（《漢官舊儀》作「皇后之璽 」），金螭虎鈕。
既稱玉璽又雲金質，顯然是矛盾的。再看前後起句重出，也不合古今語言習慣。同書前條記述皇帝璽的文字是這樣的：
皇帝六璽，皆白玉螭虎鈕，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 、「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凡六璽。
《隋書·禮儀志》記載北周皇后璽：
皇后璽，文曰『皇后之璽』，方寸五分，高寸，麟鈕。
比較起來不難看出，《漢舊儀》有關皇后璽的文字似有脫訛。
現在發現的皇后之璽，明確了是白玉螭虎鈕，那麼「金螭虎鈕」當是傳訛或者後人妄改。而相比之下，《漢官舊儀》作「皇后之璽」，則比較合乎辭例。全句顯然另有脫漏文字，現在的實際情況似乎是：皇后玉璽與帝同，文曰「皇后之璽」，玉螭虎鈕。
皇帝六璽沒有實物傳世。現在由「皇后之璽」的出現以及它 的質料、鈕式與《漢舊儀》記載的皇帝璽相同，可知在漢代它們處於同一等級上，那麼，形態也應該相去不遠。
文帝行璽（圖5）
首先，乘輿六璽的存在因此得到間接的證實。前引《漢舊儀》載六璽之名目，與「皇后之璽」相對應的「皇帝之璽」必不可少；在封泥中已發現了「信璽」，南越王墓又出現「行璽」，則其他「天子」諸璽也當可信。「文帝行璽」本身雖不屬皇帝，但它卻是趙眜僭制稱帝而仿照中原朝廷帝璽所作，印式也是依據秦制，所以它保存的正是秦代皇帝行璽的大致面貌。
施加田字界格的官印，是秦制的標誌，入漢即已廢用，這一點通過對近年西安相家巷發現的秦封泥以及漢初封泥、印章的斷代研究獲得了進一步明確。因此過去游移未決的「皇帝信璽」的時代，現在已可盡釋疑慮。那麼，又可證明皇帝六璽之制確是始創於秦。
但除了所謂「傳國璽」之外，秦皇帝六璽以及皇后璽似乎並不為漢代襲用，以後歷朝恐怕也是如此。西漢建立，百官 印即不見界格，帝後璽如果仍用舊物，則現在見到的皇后玉璽也就當是如同「皇帝信璽」那種秦界格印式。所以《南史·孔琳之傳》載孔氏所說「漢用秦璽，延祚四百」，自己先已指出系謂「傳國之璽」，而非指乘輿六璽。後世如晉、劉宋等的乘輿六璽史書記載皆稱「秦制也」，均是指因循秦六璽的名目和形制的主要方面，至於製作新璽，仍是立國的要務。《宋書·禮志》就記載了吳製作六璽之事：「吳無刻玉工，以金為璽，孫皓造金璽六枚是也。」《隋書·禮儀志》也記載了北齊、北周與前朝有所不同的帝、後璽制，顯然都需重新刻制。
天元皇太后璽：北朝官印變革與隋唐印製的淵源
北朝的印製，以史籍記載和傳世實物相互印證，已有種種蛻變的現象。1996年8月北周武帝與武德皇后合葬陵被盜，所出「天元皇太后璽」（曹發展：《北周武帝陵志、後志、後璽考》）（圖6），不僅鈕製造型奇異為前所未見，其印式亦煥然一新，此印的面世，引起我們對北朝帝、後璽以及整個官印製度轉變問題的重新思考。
天元皇太后璽
天元皇太后璽（圖6）
北朝帝、後璽在此之前只能從有限的史籍記載中獲知梗概。《隋書·禮儀志》說「河清中，改易舊物，著令定製」：天子六璽中，皇帝行璽、之璽、信璽並白玉為之；天子行璽、之璽、信璽並黃金為之；又有傳國璽，白玉為之；督攝萬機印，以木為之，作「腹部隱起篆文」。其中透露北齊帝璽出現了玉、金、木三種質科，還有「隱起」的陽文印式。關於帝後璽，同書又載北齊「皇太后、皇后璽並以白玉為之，方一寸二分，螭鈕」。北周的情況是，皇帝六璽皆白玉為之，螭獸鈕；皇后璽，方寸五分，麟鈕。則北周在質料、尺寸等方面又略改齊制，且帝、後的鈕式已出現差別。只是這些記載，向無任何印跡或實物的印證。
「天元皇太后」即北周武帝宇文邕之武德皇后阿史那氏，《北史·周本紀》載宣政元年（578）宣帝即位，尊阿史那氏為皇太后，次年改「尊皇太后為天元皇太后」，大象二年（580）宣帝為楊堅殺死。則此璽的製作年代十分明確。
「天元皇太后璽」是專屬阿史那氏的尊號璽，它又不同於襲用的「皇后之璽」，因而用於隨葬是毫不奇怪之事。況且阿史那氏死於隋開皇二年（582），此時也不可能再作一枚前朝金璽為其殉死。再審其印文，與隋印風格亦截然不類。從這幾方面考慮，此璽只能是阿史那氏生前所受的太后印璽。
此璽為金質，這一點與前引《隋書》記載北周皇太后璽的 質料有所不合。根據上文所揭示的北齊、北周兩朝帝後璽的制度變化，以及傳世百官印實物中所反映出來的跡象，可以認為北朝末年的官印定製實際上是處於一種動態的穩定，《隋書》記載並不能完全體現實際的變化。我想此璽所反映的質料改變不是一種偶然現象。隋的制度多與北周銜接，《文獻通考》記隋制皇后為金璽，《新唐書·車服志》載：唐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太子及妃璽皆金為之。按照以玉為尊的規格，則此時太后、皇后的印製等級有所下移。那麼隋唐之制正是承接了北周使用金璽的變革，反過來說，北周末年帝後改用金璽，成為隋唐制度的淵源。
「天元皇太后璽」的鈕式，據報道稱為「天祿鈕」。觀其形態，此所謂天祿實際上即是古人所稱的「麟」類。那麼，它與前文引《隋書·禮儀志》的記載卻是一致的。這是官印實物中一種前所未見的鈕式，它在漢晉傳統的螭、龜、鼻鈕為主幹的鈕式等級體系之外，又於帝、後之間別創出一種等級標誌，因此，實質上是等級標誌的細化，它與質料的降格正好是相對應的，因而具有制度含義而非隨意而為。南北朝的武職官印，諸多新的鈕式題材也在衍生。這應當視為南北分割，政權頻繁更迭，各民族文化相互融匯的背景下產生的制度變異。只是這一趨勢由於隋的統一而告中斷，官印的鈕式轉向以簡樸便利為主的發展方向。
北周官印的形態為隋代所接納，還包括此璽所出現的陽文印式和印文作兩行排列的章法，以及印面增大的新格局。這幾方面的改變，過去一直認為始自於隋。「天元皇太后璽」印面為縱4.45厘米、橫4.55厘米，這個數據，如果忽略手工製作難免存在的誤差，按北周市尺的實際長度，正合「寸五分」的標準，可見是合乎當時印面大小規則的。入隋，官印則更為益大，這也是此璽的製作不能在阿史那氏身後的又一理由。
官印改刻陽文，在此前已見一例。1982年陝西漢陰縣東壩村農民在河中淘金時發現一枚「衛國公印」（徐信印、張蘇云：《陝西漢陰出土「衛國公印」》）（圖7），據《周書·文閔明武宣諸子列傳》，宇文直於武成初以秦郡公進衛國公保定元年為雍州牧。又，獨孤信曾於北周孝閔帝時進封衛國公。唐貞觀十一年李靖亦封衛國公。但此印鈕式與文字均有別於唐印，當屬北周之制。
「天元皇太后璽」的發現，使得「衛國公印」不再是孤證，也與史籍中北齊時已使用「隱起篆文」的記載相呼應，可有力地證明陽文大型官印在北朝後期已經肇始。而北周官印的明顯增大，又是在北魏、北齊逐步量變基礎上的進一步突破。這是長期漸變導致的結果。揭示了這樣的演化軌跡，秦漢印製向隋唐印製的轉變才合乎歷史的邏輯。
衛國公印（圖7）
官印變大和改作陽文是隋唐官印製度最根本的形制標誌。它順應了紙張普遍使用，而由封泥時代轉人鈐朱時代的客觀要求，從此奠定了封建社會中後期官印的基本形態，而 此一轉變的初形，即始於北朝後期。這是由「天元皇太后璽」等實物資料發現所帶來的印史研究範疇內的一個新結論。
皇后之璽
天元皇太后璽
原載於《上海文博論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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