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韻之離騷」：為什麼說《史記》的文學價值也很高？

文｜劉勃

讀《左傳》，手邊往往會放幾部參考書。顧棟高的《春秋大事表》不必說了，方朝暉先生的《春秋左傳人物譜》，也是常會翻閱的（雖然他的評論，我大多不贊同）。這書的特點，是以人物為中心，把《左傳》中某人分散在各年的事跡，抄撮在一起。

這樣，閱讀體驗就好多了。

編年體的書，最大的麻煩，就是一年之中，互不相干的事太多，而一個人，一件事的首尾因果，又往往隔得非常開。往往看到某事的起因，要看幾十頁毫不相干的內容，才能看到此事的後續。

譬如說，《左傳》里，伍子胥的曾祖父伍參，第一次出現是宣公十二年（前597），第二次提到他的名字，則是襄公二十六年（前547），中間整整隔了五十年。伍子胥本人，則是昭公二十年（前522）登場亮相，到昭公三十年（前512）再次出現，前後間隔也有十年。

所以，你要把《左傳》里老伍家的遭遇組織成前後呼應的故事，讀書必須極其仔細，大腦必須高度活躍，才能把這些零散的信息串起來。

但如果你讀《史記》，《伍子胥列傳》是一篇一氣貫注神采飛揚的大文章，隨隨便便就讀進去了。

當然，編年體有它的優勢，比如《史記》把伍子胥的爺爺伍舉，認作楚莊王（？—前591年）時候的人，腦子裡如果有非常清楚的時間線，就不會犯這種錯誤。但不管怎麼說，比較可讀性，《史記》完勝。

雖然文學批評家們傾向於賦予文學各種高大上的內涵，但庸俗地說，應該承認可讀性也是衡量文學作品的標準之一。

很大程度上，文學是共情的藝術。最容易喚起人的共情的，就是「人」。而紀傳體，正是以「人」為中心的。

讀《水滸傳》，一般讀者未必記得108條好漢的出場次序；讀《西遊記》，孫悟空先打哪個妖怪後打哪個，想必也很多人弄不清。要把這些捋清，需要有編年體的思維，而常人很難有這個意識。

記住《水滸》《西遊》里的一些精彩故事，就容易多了，這是紀事本末體的思維。講故事比做「大事編年」要親民。

而就算所有的故事你都記不清了，但武松、林沖、孫悟空、豬八戒⋯⋯的形象，在你腦海中仍可能很鮮活生動，這就是紀傳體的思維。

所以《史記》對文學的第一個貢獻，就是發明了紀傳體，這是最符合一般人的欣賞趣味的體裁。

而且可以說，紀傳體不但降低了閱讀的門檻，也降低了歷史寫作的門檻。

魏晉南北朝時期，有一股子私家撰著歷史書的風潮，紀傳體的就有好多部，不成系統的雜史、雜傳數量更龐大。是什麼原因呢？紙的逐步普及使書寫成本降低；社會上存在一個龐大的有閒階級；大動盪的時代，張三李四都有反思歷史的熱情⋯⋯這種種理由之外還有一條，拿《史記》里的列傳部分做範文，寫人物傳記，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你要為某個朝代作一部編年體史書，那真是非專業的史官不能作；哪怕是要為某人編個年譜，也需要有很好的隨時做記錄的習慣。但寫人物傳記就不同了，你只需要把某人的姓名、籍貫一介紹，再拍拍腦袋想幾件他生平有意義或有趣的事，大致做個先後排序，寫下來，一篇人物傳記也算完成了。

這麼寫下來的傳記當然不見得靠譜，於是乾脆以不靠譜為常規，這便連帶著刺激了小說創作。一部中國小說史，多少作家一動筆，難免都帶著紀傳體史書的腔調。

大家都熟悉《史記·項羽本紀》的開頭：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

再看幾篇小說：

國夫人李娃，長安之倡女也。（《李娃傳》）

隴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進士擢第。（《霍小玉傳》）

王子服，莒之羅店人。早孤，絕惠⋯⋯（《聊齋志異·嬰寧》）

為首閃出一將，身長七尺，細眼長髯，官拜騎都尉，沛國譙郡人也，姓曹名操字孟德。（《三國演義》）

都是這樣，人物一出場，就老老實實介紹姓名、籍貫，標準的列傳寫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