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17日至18日，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北京舉行，主題為「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攜手實現共同發展繁榮」。
「一帶一路」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由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發展而來，自商周時期興起，春秋時期發展，在宋朝時興盛到頂峰。在海上絲綢之路大興後，中國給外國帶去了絲綢與瓷器，而域外則「反哺」了中華大地幾種重要的農作物，其中值得大書特書的就是「占城稻」。
甘山廬阜郁長望，林隙依稀漏日光。
吳國晚蠶初斷葉，占城早稻欲移秧。
迢迢澗水隨人急，冉冉岩花撲馬香。
望眼盡窮飛鳥遠，白雲深處是吾鄉。
——蘇軾《歇白塔鋪》
古國占城
歷史上的越南中南部，曾有一個如今已經不復存在的古國，名為占婆補羅（Campapura）。其中的「補羅」是梵文「城邑」的意思，因此在中國和越南史籍上，亦稱之為「占城」。占城是中南半島上一個歷史悠久的小國，早在公元2世紀就已建國。占城的領土範圍在最大時從現今越南北部的橫山山嶽沿著中部海岸延伸到南部的藩切與柬埔寨（扶南/真臘/高棉）接壤，相距近1000公里。與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越南不同，早期占城曾受到印度文化的強烈影響，甚至被西方學者稱為古代「印度教化王國」。印度文化對占城的宗教、風俗、文字、思想、政治、法律等方面都有深刻影響。占城國內有著界限分明的等級制度，類似於古代印度的種姓制度，分為四個等級：婆羅門、剎帝利、吠舍、首陀羅，前兩個為特權統治階級，王權占據上風，國王有生殺任免大權。
占城位置圖
經濟上，由於占城的領土狹促，缺乏像南北兩個鄰居那樣大規模發展農業的條件和充足的糧食保障，《明史》稱之為「國無二麥，力穡者少，故收穫薄」。其統治者難以依靠充足的剩餘農產品來支持其政治抱負。這也就迫使占城人去開發他們的豐富礦藏、森林資源並加強沿海貿易及從事其他海上活動（包括捕魚和海盜……）來保證其經濟收入。它有著廣闊的海岸線和重要的地理位置，處於當時東西方海上交通的要道上。樟腦、檀香木、糖、鉛和錫等土產成為占城的主要出口商品。
當時的占城不但海上貿易很活躍，而且也是中國與阿拉伯、印度等國商品交換的中轉站。佛逝（現在越南中南部的平定）的港口尸利皮奈（今之歸仁港），曾經是占婆的重要商港，亦是外國商舶會聚之處。伴隨阿拉伯商人的東來，公元7世紀中葉至8世紀中葉，伊斯蘭教開始傳入占城地區，到9世紀末，有許多阿拉伯人在占城定居。占城南部的賓瞳龍己存在一個穆斯林商人的聚居區。因此《新五代史》和《宋史》均記載占城的「風俗衣服與大食國相類」。
在原占城首都因陀羅補羅的佛寺遺址發現的雕像，約雕刻於9世紀末期
鄭和出航的第一中轉站
唐宋以後，海上絲綢之路進入興盛時期。宋代的造船和航海技術取得巨大進步。東南沿海主要海港都有發達的造船業，造船產量十分可觀，尤其福建，「海舟以福建為上」。宋船種類多、載量大。「海商之艦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載五六百人，中者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載二三百人」，五千料約合三百噸。中國海船有大、多道水密隔艙、平衡舵等設備，載重大，速度快，船板厚，船身穩，能調節航向，抗沉性能強，並使用了鐵錨。而同時期大食、日本等國船在性能、載量及安全係數上落後甚遠。在航海技術上，宋代的主要成就有三項：「一是對海洋潮汐的研究；二是航海圖的繪製；三是指南針用於航海」。航海更為安全、準確、迅速。因而很多外國商人、使節都願搭乘中國商船。這些都為海商大規模遠洋貿易提供了前提和保障，大大促成了宋代海外貿易的興盛。
占城政府對宋朝商人前往當地貿易也極為重視，對於中國商船，只徵收20%的進口稅。在此同時，占城商人也循著相反的方向前來宋朝的海港貿易，一如宋代士人王禹偁所說：「占城、大食之民，歲航海而來賈於中國者多矣。」久而久之，占城客商在中國落地生根，繁衍生息。今天的海南島上生活著一支回族，與其他回族一般使用當地的漢話不同，海南島的回族使用一種與島上漢、黎、苗各族語言迥然不同的「回輝話」。這種獨特的語言屬於南島語系，其數字從一到十的說法竟與相距遙遠的馬來語相近，而它最近的親戚就是今天仍然存在於越南中部的占語（Cham）。這從語言學上證明，海南島上的回族正是10個世紀之前從海路而來定居于海南島上的占城商人的後裔。
美山聖地建築遺址
到了明代前期，海上絲綢之路進入全盛時期。占城國乃鄭和的龐大船隊出航後首先訪問的國家。《明史》記載，鄭和的第一次出航為永樂三年六月十五日（1405年7月11日），船隊從太倉劉家港（今瀏河入長江處）啟航，出長江口駛入東海，向南至福建長樂港停泊，以待風汛，然後由五虎門（今閩江口）揚帆穿越台灣海峽，破浪前進，進入南海，經過十來個晝夜的航行，便到達占城國的新州港（即今越南中南部的歸仁）停泊。這裡便是鄭和出航的第一中轉站。此後鄭和船隊的歷次航行，在進入南洋之前，都無一例外地首先在占城國停留。占城成為中國與東南亞、南亞、西亞及歐洲海上交通的重要中繼站。這是因為占城是一個重要的淡水供應地，一如越南人黎崱所撰《安南志略》所說：「占城國，立國於海濱。中國商舟泛海往來外藩者，皆聚於此，以積新水，為南方第一碼頭。」
在前後長達二十多年的七下西洋中，鄭和船隊曾在占城設立大本營，以制定並實施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貿易與經濟計劃，有力地促進了中國與東南亞各國海上貿易的發展，並有助於東南亞地區的穩定與繁榮。
政府積極引進推廣占城稻
早在漢代張騫通西域後，一大批此前中原人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異草奇木、珍禽異獸、奇貨寶物沿著絲綢之路輸入漢土。今天，尚能從胡桃、胡麻的「胡」字上尋覓到其域外出身；而葡萄、石榴、祖母綠（一種寶石）等，從名字看已然完全本土化，以至於明代大醫學家李時珍也誤解「葡萄」為「人飠甫之則陶」，一點都不知道它是外來詞。
而在海上絲綢之路大興後，中國給外國帶去了絲綢與瓷器，而域外則「反哺」了中華大地幾種重要的農作物，其中值得大書特書的就是「占城稻」。
占城的農業雖然受地理條件限制並不發達，但占城人耕種的稻米（稱為「占城稻」）卻很有特點，據《宋史·食貨志》記載：「稻比中國者，穗長而無芒，粒差小，不擇地而生。」大約在唐末宋初，「占城稻」便沿著海上絲綢之路被引入了福建種植，隨後這種農作物甚至得到了宋朝最高統治者的高度重視，大中祥符四年（1011）宋真宗「以江淮兩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三路種，擇民田高仰者蒔之，蓋旱稻也。內出種法，命轉運使揭榜示民。後又種於玉宸殿」。
宋真宗趙恆，宋朝第三位皇帝，宋太宗第三子
中國自古以農立國，具有重農傳統，但由皇帝親自引進和推廣一個具體的品種，實是歷史上空前的。因此，占城稻的引進是中國水稻生產上的一件大事，對中國的水稻生產產生了巨大影響。在皇帝的親自推廣下，占城稻的種植從最初的福建，推廣至江淮、兩浙地區，再逐漸傳播到北方、嶺南、湖南等地區，並且在各地又衍生出一些新品種，最後逐漸融入整個中國水稻品種系統中並發揮重要作用。
俗話說，「民以食為天」，占城稻引入對中國農業的意義可謂深遠：首先，中國原有的粳稻「非膏腴之田不可種」，需要良好的水肥條件；而占城稻則「不問肥瘠皆可種」。由於占城稻適應性強、耐旱，對於南方廣大的丘陵地區和北方旱地有著極強的針對性，這些優點使過去「稍旱即水田不登」的稻田，可獲得合理的收成。這樣便大大提高了糧食可耕作面積和產量，使得南方許多地區農業得到很大開發，許多丘陵、山坡成為良田，一些農業欠發達地區比如「地多丘陵」的江西搖身一變成了糧倉，同時隨著產量的提高，農民手中的餘糧也有所增加，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宋代的商品經濟發展。其次，占城稻在引入中國後被廣泛種植，勞動人民在生產過程中又培育出大量新品種，大大豐富了古代的水稻品種，對後世也影響深遠。最後，作為早稻品種，使其能夠有效地躲避秋旱，占城稻的推廣，還推動了耕作制度的進步。由於占城稻生產周期短，快者只需60天，這就使得一年二熟成為可能。占城稻在南方一年二熟制的形成過程中可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描繪宋代農民收割稻穀，政府官員在旁指導的繪畫
改變舌尖上的中國
1433年，在進行了末次遠航之後，鄭和下西洋戛然而止，明代中國實行海禁政策，對外部世界關上了大門，傳統的海上絲綢之路由盛轉衰。或許只是巧合，作為鄭和下西洋第一站的占城的國運也在同一時期急轉直下。1470年，越南後黎朝（1428-1789）皇帝黎聖宗以占城「不修職貢」為藉口，徵集國內15歲以上男子，糾合26萬大軍御駕親征。越軍攻破占城首都，生擒並虐殺占城國王茶全，將侵占的土地改為廣南道（順化和峴港即在此時併入越南版圖）。占城的殘餘勢力作為越南的附庸苟延殘喘了兩百多年，至1693年，占城的歷史終於以被北方強鄰徹底鯨吞告終，或者用越南當代歷史學家的話說「由於特殊的歷史條件而被吸收進一個更富有進取能力的鄰近民族中去了」。
在占城步入衰亡時，海上絲綢之路卻以另一種方式得到了新生。「大航海時代」之後的東方，出現了一條新的航路，美洲—馬尼拉—中國，形成了一個巨大的貿易網絡，將整個世界連接在了一起。
隆慶元年（1567），明朝當局正式開放海禁，「准販東西二洋」。此時中國對西班牙殖民地帝國的貿易關係，簡而言之，就是絲綢流向菲律賓和美洲，白銀流向中國的關係——此時的西方殖民者還沒有「聰明」到用一種毒品（鴉片）來平衡貿易，更沒有強大到可以用武力打開中華帝國的大門。這一貿易航線前後維持長達兩個半世紀，成為名副其實的「海上絲綢之路」。順著這條新的海上絲綢之路，美洲大陸的很多作物也先後傳入中國，對促進中國農業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在沿著海上絲綢之路由美洲傳入我國的農作物中，影響最大的是甘薯、馬鈴薯等糧食作物。
明 仇英《南都繁會圖》，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1593年，閩商陳振龍將已經從美洲傳到呂宋島的甘薯帶回福州引種，被稱讚為「嘉植傳南畝，垂閩第一功」。甘薯的單產特別高，適應性很強，又「不與五穀爭地」，於是得到迅速傳播。1765年朝鮮從中國引進甘薯時即有詩云：「萬曆番茹始入閩，如今天下少飢人。」比甘薯晚些時候，馬鈴薯也循著海上絲綢之路登陸中國。此時的甘薯在新的外來戶面前儼然已成本土之物。在長江三角洲的啟東海門一帶，人們習慣把先來的甘薯稱為「番芋」（「番」即外來之意），而後到的馬鈴薯，則要再加一個前綴，稱之為「洋番芋」。不過，馬鈴薯在平原得到大規模推廣，成為重要糧食作物還是到了新中國成立之後，此前往往只作為蔬類食用。美洲高產作物的引進緩解了人口增長對糧食需求的壓力，使得中國人口從明末的1億左右穩步增加到1850年的4.3億。
由美洲傳入中國的作物，除了糧食作物外，還有作為嗜好品的煙草和品種繁多的果蔬，如西紅柿、南瓜、菜豆、木薯、可可、菠蘿等。需要特別提及的是辣椒。辣椒原產於秘魯，於明末經海上絲綢之路傳入我國並迅速風靡中國，竟有一半人口被它所「征服」。一生嗜辣的毛澤東講過：「辣椒領導過一次蔬菜造反」，道明了辣椒在中國飲食文化中的特殊作用，也深刻指出了海上絲綢之路對舌尖上的中國做出的重要貢獻。
不僅是飲食方面的交流，海上絲綢之路自秦漢時期開通以來，一直是溝通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橋樑。海上絲綢之路帶動的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推動了世界的進步和發展。2023年是習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10周年，他在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建設開放包容、互聯互通、共同發展的世界》中指出：「古絲綢之路之所以名垂青史，靠的不是戰馬和長矛，而是駝隊和善意；不是堅船和利炮，而是寶船和友誼。共建『一帶一路』注重的是眾人拾柴火焰高、互幫互助走得遠，崇尚的是自己過得好、也讓別人過得好，踐行的是互聯互通、互利互惠，謀求的是共同發展、合作共贏。」
（本文作者郭曄旻，摘編自《國家人文歷史》2015年6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