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不是由於宋代文人地位高、整個社會瀰漫著一種文氣的氛圍，宋詞中男性戴花描寫得更加理直氣壯。霸屏中小學課本的陸遊不僅有過「鐵馬冰河入夢來」的壯烈，也有過「老子人間自在身，插梅不惜損烏巾」的豪邁。

《宋史》中也提到了男性戴花的方式，「幞頭簪花，謂之簪戴。」在正式場合，男人的花要戴在幞頭處，這也是發簪的地方，所以此處戴花又叫簪花，可以叫「簪戴」。花象徵著喜氣，簪花的場合一般也都充滿著喜樂祥和，最典型的莫過於婚禮。

翻翻關於唐宋的史學文學作品，但凡有描寫新郎形象的，總有朵花掛在腦袋上。連《水滸傳》里那幫五大三粗的大老爺們都要戴花，小霸王周通當山大王強娶民女時，是這麼個形象：「頭戴撮尖干紅凹面巾，鬢傍邊插一枝羅帛像生花。」跟他衝鋒陷陣的小嘍囉們則是「頭巾邊亂插著野花」。好在小霸王遇上了愛打抱不平、有大佛性的魯智深，摸進羅帳要強暴姑娘時被後者一頓胖揍。

小霸王周通當山大王強娶民女。來源/電視劇《新水滸傳》截圖

婚禮簪花在宋代是有禮儀性約束的。《東京夢華錄》里提到，婚禮中酒過三杯之後，「婿具公裳，花勝簇面」。有古詩云「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德語中管婚禮叫「Hochzeit」，意為「高光時刻」。可見無論東方西方，都把婚禮當作人生最重要的時刻之一。為慶祝人生高光時刻，戴朵花不過分吧？即便簡樸如司馬光者，在婚禮上也「且隨俗戴花一兩枝」，不得已向時俗妥協。所以武大郎在娶潘金蓮時，頭髮上應該也是別了花的，沒準兒不比西門慶腦袋上那朵差。

武大郎迎娶潘金蓮時，頭上別了紅花。來源/電視劇《新水滸傳》截圖

洞房是個人財力問題，登科則是無上的榮耀，所以進士簪花也是唐宋一景，新科進士們是要參加皇帝宴請的。有記載稱，唐懿宗每次請新科進士們喝完酒，都要命令小宦官折一枝花送到進士所在處，並給個口令：「便令戴花飲酒。」

在宋朝，御賜進士簪花飲酒已成常例，傳下去簪花成了功名的標誌之一。宋仁宗時期，揚州以芍藥著稱，其中有一叢花全身發紫中間有一道黃蕊，如同衣紫者戴一金腰帶，被視為大吉大利。這叢花不常開，當地傳說每開一次城中必出宰相，誰簪花就應驗在誰身上。名臣韓琦在慶曆新政失敗後以樞密副使的身份在揚州居住，恰好趕上金腰帶開花四朵，韓琦大大方方地邀請三位同僚來赴宴，酒至半酣每人戴了一朵金腰帶。後來三十年間，這四個人分別都位至宰相，登上身為人臣的巔峰。

這個故事叫「四相簪花」，以話本和歷史記錄的形式從多個渠道流傳下來。有一個版本說四人是韓琦、王珪、王安石、呂公著，其中呂公著的位置本有他人，但臨時有事沒來，讓呂宰相撿了個天大的漏。

《四相簪花圖》。來源/朱虹，龍溪虎著《王安石畫傳》，江西美術出版社2021年版

過什麼節日戴什麼花

各種節日時也流行男人簪花。

既然是節日，那這花一定是有季節性的。王維在詩中提到九月九日人們登高望遠、「遍插茱萸」，就是唐代的重陽節簪花風潮，到宋代又進一步得到發展。翻翻宋詞，「看了十分秋月，重陽更插黃花」「直須把、茱萸遍插，看滿座、細嗅清香」之類的句子比比皆是。不過當代有學者考證出，重陽節茱萸花期已過，所以插的茱萸不是花朵而是花房，而且也不只是插腦袋上，也可以和我們今天一樣做成手串戴著或者乾脆隨便擺一擺，聞聞清香也是好的。正如這首《醉蓬萊》所說：

「歲歲登高，年年落帽，物華依舊。此會應須爛醉，仍把紫菊茱萸，細看重嗅。」

這首詞也點出了，重陽節盤踞在老少男人們頭髮上的主角另有其花，那就是菊花。沒錯，秋季是菊花獨放的季節，「我花開時百花殺」，老少爺們兒在重陽節可選的花本來就很少。再加上古人不懂基因遺傳學，菊花的顏色也單調到幾乎只剩下黃一種，宋詞里甚至把「黃花」做菊花的代稱。李清照有詞「莫道不消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范成大則寫過「看了十分秋月，重陽更插黃花。」還有「九月帶了黃花，強飲茱萸酒」，句子裡透出一股悲涼。

《膽瓶秋卉圖》頁，宋，紈扇頁，絹本。圖中所繪為菊花。來源/故宮博物院

到了新年、元宵節，人們對戴花簪花的熱情依然高漲不滅。有首詞記錄了正月十六扶酒醉者歸家的場景：「衣香拂面，扶醉卸簪花，滿袖餘熅。」但普通老百姓在這時，戴花的選擇可是少到不能再少，百花早已躲在地下蓄勢等春來，只有梅花依然傲立雪中。

苦苦熬過寒冬，到了寒食節百花齊放，人人出外踏青都能尋上一兩朵別在發端。有首《寒食湖堤》寫得好：「畫橋日晚遊人醉，花插滿頭扶上船。」還有首詞更加直接：「湖上風光寒食近，準擬醉花枝。」歐陽修也寫過：「春時，城中無貴賤皆插花，雖負擔者亦然。」想想看，連路上挑擔子的挑夫都在頭上別朵花，宋朝果然好閒情雅致。

《貨郎圖》，北宋蘇漢臣（傳）絹本，立軸。來源/台北故宮博物院

擴展到虛構文學裡，戴花就更普遍了。光一部《水滸傳》里就有眾多好漢愛戴花，浪子燕青「鬢畔常簪四季花」；阮小五出場時戴著一頂破頭巾，鬢邊卻也要插朵石榴花。楊志、索超、柴進、楊兄、徐寧、花榮等好漢都有戴花的記錄，說明戴花這事在宋代大概是大老爺們都喜歡乾的事，根本沒啥顏值門檻。

御賜花上狀元頭

在獨立於民間之外的官方時間線上，皇帝也是自己戴花以及讓別人戴花的愛好者。唐玄宗時期，學士蘇頲為皇帝賦詩，吟出了「飛埃結紅霧，游蓋飄青雲」的名句，玄宗大喜，遂「以御花親插頲之巾上」。

對皇帝來說，給臣下賜花是件性價比很高的事。皇家都有自己的園林，花能現成去園子裡摘，成本不太高，又能體現天子的恩賞，豈不是一舉兩得？有時候皇帝親自戴花，那榮譽就更牛了。

於是官方宣稱節儉的宋朝把皇帝賜花的傳統發展到全盛。宋真宗天禧四年，也就是1020年，就有記錄「群臣班於殿下，候上升坐，起居謝賜花，再拜升殿。」宋真宗愛花是出了名的，史料記載他每到暮春時節總要宴請群臣，等微醺之時酒宴氣氛達到高潮，內廷侍臣就用金盤把名花端上來，按次序給皇帝、親王、宰相戴上花，其餘臣子則自己動手把花戴上。

清人繪宋真宗像。來源/中國歷史博物館保管部編《中國歷代名人畫像譜》，海峽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

只有半壁江山的南宋也延續了這一傳統，宋高宗趙構的壽誕上就有個人人戴花的名場面，親歷者楊萬里對此有著精彩的記述：「牡丹芍藥薔薇朵，都向千官帽上開。」

不過再往南宋後期走，皇帝自己就不簪花了，花成了浩蕩的皇恩，詩句也成了「惟有至尊渾不戴，盡將春色賜群臣。」

既然是皇家大宴，規矩自然不能少。宋徽宗時，春秋大宴的禮儀中就有「皇帝降坐，鳴鞭，群臣退。賜花，再坐……群臣戴花北向立，內侍進班齊牌，皇帝詣集英殿，百官謝花再拜……」這已經夠煩瑣了，到了南宋時期光謝花就要分批分等級，腿腳不好的估計都站不了多久。

宋徽宗坐像。來源/中國台北故宮博物院

細究起來，花可不是個很適合皇帝賞給臣下的物件。御賜之物都自帶皇權加成，要焚香供起來的，到了後來的清代甚至臣下犯罪抄家時還要把御賜物件一個個翻出來，再還回去。花無百日好，過幾天就蔫了壞了，怎麼保存？

一個解決思路是堵。前邊提到的宋仁宗時期記錄里，有這麼一句話：

「凡預大宴並御筵，其所賜花，並須戴歸私第，不得更令僕從持戴，違者糾察。」

宋代張擇端《金明池爭標圖》。來源/天津博物館

意思清晰明了，哪怕是皇帝老兒賞的花它畢竟還是花，不算特別貴重，別指望親王大臣們會十分上心。禁令的出現往往是因為出現了要制止的事件，高官顯貴們拿到花順手轉賜給家奴並不是什麼特別難以想像的事情。所以才出現這麼條禁令，不能讓僕從替自己戴或者拿著，御賜的花一定要在被賞賜人的腦袋上。

另一個解決思路則是疏。《墨莊漫路》中曾講過故事，崇寧二年（1103）進士徐遹年老中進士，和同學們一起接受聖上賜宴回住所，路過著名的煙花場所平康巷，「同年所簪花多為群娼所求，唯遹至寓所，花乃獨存。」同年進士的花都被青樓女子搶走了，只有徐遹過於年老，青樓女子看不上人也就順帶看不上他戴的花……

徐遹的同學們沒有因此受處分，反倒是他自己因為花沒被青樓女子拿走而覺得丟人，於是吟了兩句詩：

「白馬青衫老得官，瓊林宴罷酒腸寬。平康過盡無人問，留得宮花醒後看。」

絹花送官員，紙花別死囚

再有一個思路就比較超脫了，真花不行那就以假亂真嘛！唐宋管鮮花叫「生花」，但很多情況下只能戴「像生花」，也就是用布料、絲綢做成的假花。宋代比較常見的像生花有三種，羅帛花、欒枝、絹花。羅帛花比較鮮艷，但成本較高；絹花素一點，成本低廉；欒枝成本介於二者之間，比較小巧。

唐朝《簪花仕女圖》，畫中的五個少女，頭上戴著的就是絹花。來源/遼寧省博物館

在宋仁宗時期，御賜花朵就有了固定的品級，「羅花以賜百官，欒枝卿監以上有之，絹花以賜將校以下。」絹花顧名思義即用絲綢之類的物品紮成的花。想想看，皇帝在宮裡大宴群臣，就算哪個臉盲的不認識當朝宰相親王，也總能從他們頭戴的花上看出來品級高低，這是不是也算個一眼就能認出來的身份辨識物？

我們今天是工業化時代，只要原料充足，機器一開絲綢很快就織出來了，絲綢做的絹花出廠價可以很低。但唐代是農耕社會，絲綢只能靠人力煮蠶繭抽出來，確實好保存，但成本可不低，因此在某些需要一次性花朵的場合，他們用的是紙花。也就是給死囚了。《水滸傳》里，宋江和戴宗犯了死罪要開刀問斬當天早上，就被獄吏用膠水刷了頭髮，做個鵝梨角兒，再各插上一朵紅綾子紙花。這個故事也告訴我們，早在宋代，中國就把紙花作為和死亡、祭奠聯繫在一起的物品了。

宋江問斬，頭戴紙花。來源/電視劇《水滸傳》截圖

雖然在今天，似乎很難將「戴花」與「男性」聯繫起來，但在漫漫歷史長河中，男士戴花習俗，也是我國古代優秀傳統文化的一部分。

參考資料

孟元老著，侯印國譯註：《東京夢華錄》，三秦出版社，2021年；

《全唐詩》、《全宋詩》、《全宋詞》；

楊旭紅，宋代男子簪花禮俗研究，遼寧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

張忠芳，唐宋男性簪花詩詞研究，南京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8年；

王璟，宋代男性簪花研究——以藝術作品為中心，江南大學碩士論文，2019年；

張福清，論宋代科舉聞喜宴賜簪花書寫及意義，《江海學刊》，2023年第5期。

（本文系「國家人文歷史」獨家稿件，作者項天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