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崔司令
這兩年台灣樂團的爆發已經是一個被討論多次的現象。觀摩以草東、落日飛車、Deca Joins 為代表的台團以及他們的作品，很容易得出他們走紅的原因，和兩岸青年人濃郁的「厭世」情緒有關。
甚至連台灣說唱界的老大哥、早年高喊著「已經沉默了夠久你現在醒了沒有」的熱狗，最近也大大方方地出了一張叫《廢物》的專輯，主打歌就叫《厭世吉娃娃》。
似乎今時今日，年輕人往自己身上貼厭世、喪這樣的標籤，反倒成了一種酷的行為。
但情緒歸情緒，抒發完情緒，問題還是在。一代年輕人樂於以厭世自居，長遠來看，總歸不是個事兒。在捕捉這類情緒支撐創作這件事上，也有人開始反思，歌唱完厭世之後，還應該歌唱點什麼？
我們最近接觸到一個成立於 2015 年的台團，「好樂團」。在這一代樂風多樣的台團中，「好樂團」不能用「厭世」或「小清新」一概而論，不管是翻唱還是原創，他們的編曲更傾向於做減法，選擇一把吉他配人聲的表達，像是對小清新隔空的致意，也為厭世風潮作了別的延續。
不久前，我們和「好樂團」聊了聊小清新、厭世一代，和年輕的他們的愛與愁。
「好樂團」兩位成員，一男一女，男生子慶彈琴，女生瓊文唱歌，「女和子，加在一起就是好」，團名就這麼誕生了。
2015 年正是草東、落日飛車為代表的新一代台團風靡兩岸的前夕。但好樂團和這些大家已經非常熟悉的台團們還不太一樣。最直觀的，是聽感上，他們要更溫柔一些，關注的議題似乎也更內化一些。
有人把好樂團定義為「小清新樂團」的某種返潮，但他們自己並不認同：「雖然我們音樂聽起來是比較清新沒錯，但是我們這裡面講的事情都是一個議題，或是一個很強烈的感受。」
「小清新」這個詞最初，在演化成一種審美潮流之前，指向其實是朝著獨立音樂的。當年網絡上「莉莉周是信仰，陳綺貞是活佛」這樣的調侃還歷歷在目。吳青峰為張懸寫下《無與倫比的美麗》，兩人一起在深夜的台北街頭奔跑、痛哭的故事，是許多「小清新」對於友誼的標杆性期許。
從 2010 年左右，小清新從獨立音樂圈層內的一種風格演化成了一股審美上的潮流，也逐漸被和某種消費傾向捆綁在一起。左小祖咒曾經忍不住百度了一下，本來以為小清新是形容「可愛，傻傻的，甚至裝傻」的他，發現其本意是獨立流行音樂，左小砸砸嘴：這些歌手離獨立音樂可能還有些差距吧？
研究搖滾與社運的台灣文化人張鐵志對小清新這件事做了很多研究。他在2004年出版了《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能改變世界嗎？》，以歐美搖滾為坐標，發問台灣獨立音樂在歷史中的定位。
後來他把「小清新」浪潮總結為台灣年輕人在「後物質主義」時代下的價值轉移，千禧年過後，台灣年輕人不再把物質追求作為最高價值，更重視自我生命的實踐。很多人從台北回到各自家鄉，開咖啡館、民宿，也被他視為這種後物質主義價值的實踐活動。
而內地的獨立音樂人周雲蓬則從小清新的浪潮里看出了「個人主義」，他把小清新寫進了書里：你可以不喜歡，但應該尊重他們，他們培養了一大批個體的土壤。
這也是好樂團從當年的小清新浪潮里所繼承下來最重要的部分：好樂團更加關注個體。
比起公共輿論場上人們來回爭執的部分，他們更希望創造一種「內化的表達」。他們的音樂內里是柔美的，個人主義的，細微的，與憤怒的、宏大的、激烈的不同。用張培仁的話說，「民謠是當代人終於放下白天的壓力瑣碎、關閉網絡之後，真正可以沉入心靈的歌」。
好樂團認為，當年「小清新」浪潮中的音樂，聽起來是讓人覺得輕鬆的。但是他們的歌，他們覺得一點都不輕鬆，反而是「沉重的、冰冷的，在說一些別人平時不會說的事」。
對他們來說，那些沉重的、冰冷的，是什麼呢？
是看不到金字塔尖，是突然就會消失在樂團海中的壓力，也是在生活中，那些最細微最細微，不能跟他人說出口的情緒。
情緒是每個人都會出現的，並不特別的。可在現代生活的重壓下，每個個體可以表露情緒、抒發情緒、將情緒變成作品，變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
以前的小清新也好、今天的厭世一代也好，這些是都人們根據宏觀觀察總結出來的東西。落實到好樂團這兩位個體的身上，無非是一個一個喜歡唱歌，一個會彈吉他，都想創作一些什麼。
經朋友介紹，像相親似的，子慶和瓊文一拍即合，組成了一個小小的樂團。一把吉他加人聲，大塊的留白，在新樂團們紛繁的樂風中，好樂團選擇了減法。
好樂團成立那一年，做獨立音樂人對於兩個大學生來說已經不是什麼驚天動地的叛逆。與陳綺貞的時代相比，他們已經不需要在唱片工業中妥協，也不用太為做音樂人的生計發愁，有大量的音樂比賽、音樂祭、live house 甚至相關政策為他們的發展提供支持，當年陳綺貞出走滾石，成立自己的工作室的故事，現如今已經是稀鬆平常。
而與之相對的，在今天競爭如此激烈的獨立音樂世界裡，一個樂團成為巨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好樂團第一次在 YouTube 上嶄露頭角，是一首叫做《我把我的青春給你》的歌，這首歌的評論中有一句是這麼寫的：台灣不是沒有好的新生代歌手，而是沒有資源給他們。
瓊文也看到了這條留言，她說，資源的確還是掌握在少數人手上，所以在沒有任何資源的情況下，音樂人是沒有辦法單純只做音樂的，還需要練習做一些幕後的事，才能夠爭取一些未來的機會與資源。
在剛畢業時，瓊文和子慶也做過996的社畜。瓊文開玩笑說，現在在演出中遇到幕後的工作人員，他們總會有油然而生的敬意，因為自己曾經也是。
剛畢業時，瓊文在為古典音樂人做藝術行銷，每天工作到晚上八九點，剩下不多的業餘時間，只能熬夜寫歌，她甚至還加入過少兒教育組織，靠在電話里為小朋友唱英文歌賺錢養團。
那時，子慶還沒有成為現在的吉他老師，也在一個阿卡貝拉樂團做幕後工作，「現在是因為聽好樂團的人很多會來找我彈吉他，時間才慢慢自由起來的。」子慶說。
「真的是需要一些運氣的，你們只看到了上大陸的那些台團，可台灣有很多很有能力的人，做出了很高品質的音樂，還是一下子就消失在茫茫的樂團海里了。」瓊文說。
算不上運氣最好，也算不上運氣最差，好樂團在台灣逐漸有了自己的追隨者。近些年的台團大爆發中，草東以一種被抑制的憤怒感為眾人所知，而落日飛車更偏向更為精緻的、玩笑式的輕鬆，像老王樂隊、茄子蛋這樣的樂隊，在年輕的內核外竟然包裹了一層唱片時代的樸質……總的來說，這些樂隊不樂於談論內心、談論情緒，撐起他們表達的是對於生活的實質性描述，和直指時代的頹唐。
而好樂團「內化表達」的創作路線，在這個創作環境下被反襯成了某種新鮮血液。他們辦過一場叫做《把悲傷留在這裡》的專場演出，那場演出里有攝影展，也有音樂，子慶和瓊文準備了一把破吉他，前來的朋友們可以把自己不能夠告訴別人的，悲傷的事情寫在紙上，扔進吉他里。
那是骨子裡的悲哀與厭倦。本來只是小小的互動環節，瓊文卻發現，大家看似年輕、沒有經歷，卻有這麼多影響自己成長、造成了傷痛的記憶，可以寫在紙上，投進黑暗的吉他音箱，張嘴卻說不出口。
所以好樂團的現場總是很安靜，沒有人pogo，沒有人歡呼，大家都靜靜站在台下啜泣，有不少的樂迷是一個人來的。
看一場好樂團的演出，就像是一個人去影院，在黑暗中獨自哭出平時不敢言說的委屈。好樂團總是被樂迷稱作「好暖好喪好樂團」，所謂溫暖，就是一個創作者會用作品擁抱你吧。
好樂團現在的創作狀態仍然是靈感優先，在有感受的時候，將感受寫出來，譜成歌，就像當初那首《我把我的青春給你》，是來自於好朋友不小心做了第三者，「遇見了你，必須愛你」，不小心觸動了大家在愛情中無奈的狀態，撫慰了一些孤寂的心。
可以抒發情緒，但也不要習慣性沉浸，好樂團總會為自己托底。《被愛灌溉長大的人》就是一首暖喪的歌，雖然有「我好想知道，自己為誰而忙」這樣的傾訴，卻在之後將口吻變成了安慰，對聽眾說：「你也能給予溫柔，讓人成長。」
在這樣的共鳴下，越來越多的人願意在評論區留下自己的故事，好樂團後來的創作也多了許多第二人稱的表達，像是在安慰自己，也是安慰帶著耳機的歌迷，就像瓊文說的：「有時候會留給大家一點期望，也是我們面對世界的一個方式，給自己和聽眾一個理由」。
在《我們一樣可惜》中，他們唱「你是孤獨自卑的人嗎，還不確定要成為誰吧？」，子慶和瓊文在作品簡介里寫下了長長的心聲，將「可惜」分解成了「忙忙碌碌之後沒有讓誰真的滿意，對這樣的狀態感到厭惡，卻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好樂團的作品中，最打動我的是《蒸發》，對於這首歌，瓊文只在簡介里說了「她蒸發了，毫無告知地，是我們不知所措」，聊起這首歌時，她猶豫了一下，告訴我，那段時間她的好朋友去世了。「這麼說起來有些厭世，我不相信她會永遠活在你心中這種話，沒有了就是沒有了。」
還有陪男朋友的貓睡午覺、分手時覺得不能拯救對方這樣的「小事」……和草東沒有派對不同的是，好樂團的作品中沒有明確指向時代的宏大的敘事，他們創作的方向是貼近聽眾的生活和內心，用音樂為自己、和自己的生長環境做記錄。
所以說，如果好樂團身上還有什么小清新遺存的話，除了樂風，就是周雲蓬所說的個人主義。厭世情緒，是青年伸張自我和參與集體反抗之後，再次回歸內里的無力感，這樣的無力感在草東是憤怒，老王樂隊是戲謔，落日飛車是chill。而麻痹再麻痹，更勇敢的仿佛是赤裸地直抒胸臆。這樣從內向外的敏銳感受，並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察覺，也不是誰都願意去表達的。
採訪最後，我向好樂團拋出了小清新盛行當年，前輩們用來質疑的問題：你們現在是不是沒有文以載道的負擔，跟宏大的議題保持了一定距離？
他們的回答就像他們的作品，柔軟，但不無力：
「我們是從個人角度出發，但宏大的議題是實實在在存在於我們生活中的，每分每秒都有影響，而要把細微的東西創作成一首歌，沒有別人想的那麼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