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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聊了第二個長江局，今兒繼續說說最後一個中共長江局，也就是第三個長江局。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共與國民黨經過多次談判，開始了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及稍後的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
1937年8月25日，為更進一步地具體確定中共全面抗戰綱領和政策，領導抗戰，中共中央在陝北洛川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決定設立中共中央南方局，以領導長江流域及南方各省的抗日戰爭和救亡運動。秦邦憲（博古）為書記，董必武（民運部長）、葉劍英（軍事部長）為委員，南方局機關設南京。
秦邦憲（博古），葉劍英，周恩來
1937年11月，剛從蘇聯回到延安的王明，對中共洛川會議和會議以來中共中央在統一戰線中的一系列方針、政策極不滿意。由於他還擔任著共產國際主席團委員，便以「欽差大臣」自居，要求重新研究和討論黨對統一戰線及一系列工作的問題。
王明
1937年12月9日，在王明的提議下，中共中央又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會議。會上，王明作了《如何繼續全國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的報告，否定了中共中央原來在統一戰線工作中的一系列正確的方針政策，和毛澤東關於《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在他的報告中，王明提出了他的「右傾投降主義的理論和方針」，叫嚷一切要經過統一戰線，一切要服從統一戰線。提出要同國民黨建立統一政府，「統一指揮、統一編制、統一武裝、統一紀律、統一作戰行動」的七個統一。放棄了中共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的原則和領導權，究其實質，是政治上投降主義的主張。
秦邦憲（博古），王明，周恩來
由於王明當時剛從蘇聯回來，打著共產國際的的旗號，再加上國共合作後，實事求是的回顧當年的環境，中共自我約束力的政治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一部分人進入城市，公開身份工作後有了貪圖享受，熱衷於接受國民黨的高官顯位。因此，王明的報告得到了這部分有右傾情緒人員的支持，使他的投降主義在會上占了優勢。會上，中央決定將南方局改為長江局，王明出任長江局書記，秦邦憲（組織部長）、周恩來（統戰部長）、何克全（宣傳部長）、董必武（民運部長）、葉劍英（軍事部長）、鄧穎超（婦女部長）、李克農（秘書長）等為委員，長江局機關設漢口。
這便是第三個長江局，其成立後，王明在主持工作期間，大搞獨立王國、獨斷專行，全面推行其投降主義路線。
1937年12月25日，王明未經中央同意，擅自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中共中央對時局的宣言》。
1937年12月27日，又發表了《挽救時局的關鍵》。公開宣傳他的右傾投降主義，並吹棒「國民黨的領袖蔣先生及其他堅決領導抗戰的人物，將成為中國的不朽的民族英雄」。
1938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再次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抗戰形勢與召開黨的七大準備工作。王明在會上作了《三月政治局會議的總結》，仍然把抗戰的希望寄托在國民黨身上，遭到毛澤東、張聞天等政治局委員的駁斥。
1938年3月，國民黨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王明又以中共中央名義起草《中共中央對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提議》。而對中央文件及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等文則拒絕在長江局機關報《新華日報》上刊登，在組織上、政治上藐視中央，對抗中央。
王明主持的長江局，頑固地推行其右傾投降主義路線，致使中共政治力量及武裝力量在長江流域，特別是華中地區的根據地建設、群眾工作、軍事工作等進展落後，錯過了徐州失守後，中共軍隊本應利用國民黨潰敗後留下的「真空」，進一步發展武裝，開闢抗日根據地的時機。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7日，鑒於王明在主持長江局的一年多時間裡，大搞『獨立王國』，並對中共中央政策方針反其道而行之，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六屆六中全會，批判了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一致通過了《抗日民族自衛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在政治上基本上克服了以王明為代表的右傾投降主義。並針對王明的一系列錯誤，制定了黨的組織紀律原則的一系列文件。如《關於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和紀律的決定》等，強調每個黨員必須遵守民主集中制原則。規定中央委員沒有受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及書記處的委託，不得以中央名義向黨內發表宣言與文章，不得在中央委員會以外對任何人發表與中央委員會相關的意見。
劉少奇
在組織上，由於彼時武漢已經淪陷，中央決定撤銷長江局，重新設立南方局，以周恩來為書記，董必武為副書記，負責領導南方各省及國統區的工作。並新設立中共中央中原局，以劉少奇為書記，代替長江局領導華中地區的抗戰工作。從此以後，長江流域各省的鬥爭便在南方局與中原局領導下，開始按中共中央的部署，特別是新四軍與華中根據地獲得迅速的發展。
項英，周恩來，葉挺
與之相反的是，受王明右傾投降主義影響的東南局在項英的領導下，繼續推行其錯誤路線。項英是中共老資格的高級領導人，也是中國紅色工運的先驅。其和王明的區別是，其具有堅強的黨性，堅決貫徹來自最高層（即共產國際的聲音）的指示，但剛愎自用，一意孤行。最後導致了「皖南事變」的發生，自己也被叛徒殺害，壯烈犧牲。給中共和中共武裝力量再次帶來了慘重的損失。
葉挺（左三）、項英（左四）、張雲逸（左二）、周子昆（左一）和曾山（左五）
第三個長江局，也只存在了一年零三個月的時間。雖然在周恩來等人的工作下，長江局、八路軍武漢辦事處、新四軍武漢辦事處等在統戰工作、群眾工作、救亡工作及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改騙為新四軍等方面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然而，由於王明推行的錯誤路線，長江局未能很好地完成中共中央所交給的工作任務，尤其是在正確的統戰事宜中，產生了倒向對方的傾向，沒能起到更大的作用。
自此，在中共組織中，長江局再也沒有出現。
王明，今天可以從歷史軌跡出發，從其三十年代之初在上海投機發跡到遠走莫斯科，其一生可算個陰險小人，雖然不是叛徒，為個人私慾，權力欲，其手上依舊沾滿了中共黨人的鮮血。
莫斯科的王明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