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的逃亡路線與阿根廷

今天不說疫情，跟大家聊聊其他有趣的話題。世界很大，值得探究的事情很多。

本月早些時候有一個消息，估計被絕多數人忽略了。

3月3日，阿根廷向維森塔爾中心（Wiesenthal Center，二戰後成立的國際猶太人權組織，專門致力於清算納粹）移交了一份12,000名納粹相關名單，震驚世人。

這些前納粹人員早在30年代就活躍於阿根廷，還在瑞士信貸銀行的休眠帳戶中仍保存有大量財產。

| 這份12，000人的名單是阿根廷總統奧爾蒂斯在任期間設立特別委員會時所調查出的納粹分子，今年3月才最終被公布出來。

圖片來源：Wiesenthal Center

這份名單為什麼出現在阿根廷？

遠在南美的阿根廷，怎麼會和納粹扯上關係？為什麼各種影視作品，只要跟二戰以後追捕納粹相關的，多半都要把地點放在阿根廷？

說來也很簡單：二戰後有大量納粹分子逃往阿根廷，受到阿根廷的政府庇護。

有一個數字可以一窺究竟。據2012年英國《每日郵報》的報道指出，從巴西與智利兩國披露出的資料來看，二戰後大約有9000名納粹分子逃到了南美，其中過半人員潛逃到了阿根廷。

那為什麼阿根廷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接納這些人呢？

01 阿根廷總統的納粹情緣

阿根廷接納納粹分子，分析起來可以千頭萬緒。不過也可以簡單回答一二。

首先是移民傳統所引發的情感。

阿根廷是一個移民國家，歐洲白人移民占據多數。根據《劍橋拉丁美洲史》的記載，僅在1870年到1914年間，就有近600萬歐洲移民湧入阿根廷，這些移民主要來自三個國家：德國、義大利、西班牙。

可以想像，一個到處都是德國後代、義大利後代、西班牙後代的國家，不管政治立場如何，對於德國、義大利，有著天然的血緣上的親近。二戰中納粹戰敗，在阿根廷眼裡，是兄弟遭難，伸出援手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可以理解。我們後代隔了數十年看二戰，基本以「正義/邪惡」這樣的結構來看待同盟國/軸心國，但在二戰前後，阿根廷顯然還是更以親疏遠近為標準。

另一方面，從納粹的角度看，落魄之際，鑽到兄弟國家去避難，亦屬人之常情。

其次，二戰時期的阿根廷歷任總統中，90%都是親納粹者。

從二戰爆發前夕到二戰結束，阿根廷的歷任總統中，幾乎都親納粹，只有一位例外。

二戰前，從1930年到1938年，阿根廷整個國家都處在親納粹的軍方統治之下。1930年，阿根廷發生軍事政變，軍人出生的烏里布魯（José Félix Uriburu，1930-1932年任總統）上台。烏里布魯和他的繼任者胡斯托（Agustín Pedro Justo，1932-1938年任總統）都是十足的親納粹者。

所以我們會看到，早在30年代，阿根廷遍布納粹黨，他們活躍於此，二戰期間，儘管阿根廷名義上屬於中立國，但來自國內納粹勢力的影響，使得實際上阿根廷立場更偏向於軸心國。

唯一的例外，是1930年之後的第三個總統奧爾蒂斯（Roberto María Ortiz，1938-1942年任總統）。相較於他的前任們，奧爾蒂斯對納粹態度鮮明，反對到底。在世界政治格局上，這位總統鮮明的站到英美這邊。

| 奧爾蒂斯（1886年-1942年），1938-1942年任阿根廷總統。

圖片來源：Wikipedia

於是，奧爾蒂斯在任期間，成立了一個反納粹的特別委員會，對阿根廷境內的納粹分子進行清算，特別委員經過調查，統計了一個納粹分子的名單。

儘管奧爾蒂斯反對納粹，但因為當時阿根廷軍方強烈反對，奧爾蒂斯領導的阿根廷沒能加入盟軍，對德宣戰。

可惜的是，受健康問題影響，奧爾蒂斯從1940年開始退居幕後，總統職權由當時的副總統卡斯蒂略（Castillo，1942-1943年為正式總統）代為行使。

卡斯蒂略任上還沒多大作為，不到一年就被軍事政變推翻，軍人勞森上位。

新的軍政府上台後，將奧爾蒂斯成立的特別委員會的調查結果銷毀。所幸當時仍有一份名單副本，也就是我們開頭提到的12，000人的納粹名單尚存於世，在這個月公布於天下。否則，人們對這段歷史的記錄又少了一份證據。

勞森的上位並不符合軍方的預期。對於德國，勞森表現出的敵視態度比較徹底，他跟奧爾蒂斯一樣，希望阿根廷結束中立狀態，加入盟軍陣營，但軍方的立場是繼續維持中立。

最終，得不到軍方支持的勞森在就任後便匆匆辭職，從1943年6月4日-7日，僅執政三天。

拉米雷斯（Ramírez，1943-1944年2月任總統）接任了總統一職。

作為軍方推選出的代理人，拉米雷斯在前期對德國親善依舊。不過，這種態度引發盟軍的強烈不滿，在英美兩國發起的經濟制裁下，阿根廷國內出現了經濟危機，倍感壓力的拉米雷斯不得不在1944年宣布與德國斷交。

拉米雷斯的「個人」行為引發國內軍方的不滿，在軍方的操弄下，阿根廷迎來了新一任總統法雷利（Farrell，1944-1946年6月任總統）。

按照軍方的預期，法雷利在任職前期對德國表示親善，但德國的失敗已成定局，盟軍在戰場上的節節勝利，諾曼第登陸、法國光復，所有人都看得見，軸心國的失敗只是時間問題。

因此，阿根廷必須得改變態度了。

在美國新一輪的經濟制裁與英美等國對阿根廷的外交孤立政策下，法雷利代表阿根廷於1945年3月（德國投降前的一個多月）結束中立狀態，不得已對德宣戰。

02 庇隆的情感與經濟考量

二戰雖然結束了，但二戰的遺留問題還在，如何對待納粹殘黨，就成了戰後阿根廷政府需要面對的了。

這個問題，落到了新總統胡安·庇隆（Juan Perón）身上。

1946年，庇隆接替法雷利的總統職位。實際上，庇隆曾參與了1943年的那次軍事政變，戰後曾向德國秘密出售了近一萬本阿根廷空白護照，用意不言自明。

庇隆在思想與情感上傾向於納粹與德國，在政治與經濟考量上也比較看重納粹殘黨所擁有的財富與技術，他一直希望把阿根廷打造為世界強國，由此還誕生了「庇隆主義」。

庇隆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接收納粹分子，主要還是出於當時的一些情感與經濟考量。

首先是思想情感上的考慮。

雖然納粹如今已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但在20世紀30與40年代，法西斯主義作為一種極端思想確實有不少吹捧與信奉者，庇隆就是其中之一。

| 庇隆（1895年-1974年），1946-1955年任阿根廷總統。

圖片來源：Wikipedia

庇隆是一名義大利裔阿根廷人，早年曾在義大利軍中服役。年輕的庇隆接觸到法西斯主義，思想上受到一些影響，對於義大利最大的法西斯主義者墨索里尼（Mussolini），庇隆也曾表現出敬意。

二戰時，瀰漫在歐洲上空的反猶主義，庇隆也頗為讚許。他在任期內，就推行過反猶政策，只不過他的手段相對溫和，沒有參與屠殺，只是拒絕猶太人進入阿根廷逃難而已。

儘管德國在二戰中戰敗了，但在庇隆眼中，紐倫堡審判只是一場由戰勝國搞出來的鬧劇，是一件無恥且不幸的事情。況且，庇隆認為這些納粹殘黨說不定還大有用處。

包括庇隆在內的政治家們都很清楚，二戰雖然結束，但以美國和蘇聯為首的兩大陣營迅速成型，新的世界大戰似乎隨時可能爆發，到那時，這些納粹將領或技術人員將有大用武之地。

庇隆政府預測，第三次世界大戰極有可能在1948年爆發，於是庇隆想要利用納粹殘黨的勢力，在新的世界大戰中占據優勢，甚至邁入超級大國的行列。

此外，庇隆也有著經濟上的考量。

一是庇隆看上了納粹殘黨所擁有的巨額財產，這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充實阿根廷的褲包。

納粹的財產多來自對猶太人的剝奪，就如在文章開頭講到的，猶太人的相關組織至今還在追查這些財產，並要求瑞士的銀行將它們歸還賠償給猶太受難者。

二是在二戰結束之前，阿根廷本國經濟對德國市場依賴比較嚴重，沒法一下子切斷與德國的關係。

阿根廷是一個農牧產品出口大國，國內經濟發展與出口業聯繫緊密。二戰爆發前，阿根廷最大的出口市場是歐洲，其中又以英、德兩國為最。

不過，由於阿、英兩國就馬島（現為英國控制）的歸屬存在爭端，兩國貿易受到了影響，所以德國在經濟層面對阿根廷的吸引力要比英國來得強。此外，阿根廷國內工業基礎薄弱，需要從德國進口大量工業設備與成品，所以阿根廷對德國的經濟依賴進一步加深。

所以，二戰時期，阿根廷雖然明面上保持中立，但暗中仍與納粹德國維持著親善關係。站在經濟的角度上來看，一方面，德國在歐洲占據了大片領土，變相為阿根廷開拓了市場；另一方面，大西洋上的盟軍運輸船屢屢遭到德潛艇的攻擊，與德國保持友好的阿根廷，則能使本國商船避免攻擊。

我們甚至可以說，阿根廷在戰爭中大發了橫財。

不過，庇隆的這些戰後考量似乎大都落了空，第三次世界大戰並未爆發，取而代之的是延續了近半個世紀的冷戰。

圖註：建成於1960年的柏林圍牆，是冷戰時期的典型產物。

圖片來源：John MACDOUGALL/AFP

1955年，庇隆在軍事政變中被趕下了台，取而代之的洛納迪（Lonardi）及之後的阿蘭布魯（Aramburu）總統，整體上都對納粹殘黨採取了庇護的政策。

直到上世紀90年代，歷史的漫長使納粹殘黨幾乎完全消逝，不再具有任何影響力，畢竟就連冷戰都結束了，這時阿根廷才逐漸公布一些當年潛藏在阿根廷境內的納粹檔案。

直至今日，歷史的回聲迴蕩，納粹問題的餘波仍不時蕩漾在阿根廷的土地上。

03 納粹的逃亡路線與「餘生」

數千名納粹殘黨潛入阿根廷，他們隱姓埋名地生活，或像普通人一樣生活，度過自己背負罪孽的餘生；或被以色列特工追查到，最終沒逃脫掉審判與懲罰。

政治哲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曾在1960年代出版《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書，記錄納粹劊子手阿道夫·艾希曼（猶太人大屠殺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受審判的過程，並在書中提出一個引發深遠影響的概念「the banality of evil」（通常被譯為「平庸之惡」，但也有人認為應當翻譯為「惡之平庸」）。

艾希曼就是那批在戰後潛逃到阿根廷的納粹分子。

是啊，他在1961年才受到審判，在此之前去了哪呢？

這一點常常被人忽略。

艾希曼在阿根廷默默待了十幾年，直到以色列的特工追查到阿根廷，把他逮捕到耶路撒冷，他才在1961年接受審判，最終處以絞刑。

| 在耶路撒冷接受審判的艾希曼（1906-1962），艾希曼的被捕離不開摩薩德（以色列情報機構）的努力。

圖片來源：Wikipedia

說起來，納粹失敗了，阿根廷也表現出接納與庇護的意願，對於這些納粹分子來說，最大的問題就是如何逃亡到阿根廷了。

當時的他們策劃了一個叫「老鼠通道」（Ratlines）的秘密逃亡路線。

老鼠通道的建立也頗有歷史淵源，它最初並不是用來逃跑的。老鼠通道早先是羅馬教廷為了向南美傳教，以及向南美輸送宗教移民所開闢出的便捷通道，只不過這些通道被納粹分子利用，成為逃往阿根廷及南美其他國家的重要路線。

如上圖所示，老鼠通道主要有兩條，都是以德國為起點：

（1）一條向西南進發，途徑西班牙後跨海到達阿根廷；

（2）另一條直接南下，途徑義大利、梵蒂岡後進入地中海，沿水路進入大西洋並抵達阿根廷。

| 納粹戰犯華格納（Wagner）逃亡時走的就是老鼠通道。

義大利本就是軸心國成員，西班牙和梵蒂岡在二戰中雖名義上保持中立，但實際上都是親納粹的，這兩條老鼠通道之所以暢通無阻，也少不了這些國家的暗中幫助。

阿根廷在當時不僅派出大量人員前往歐洲進行「救援」，阿根廷移民局還降低了歐洲地區親納粹國家人員的入境門檻。以義大利為例，有不少納粹分子在羅馬紅十字會取得「合法」護照，之後可以以旅遊的名義順風順水地辦理阿根廷入境手續。

就這樣，不少納粹分子「光明正大」地來到了阿根廷。

諷刺的是，這些被冠以老鼠之名的通道，到最後甚至還催生出完整的產業鏈條，畢竟這些納粹分子除了所犯下的罪行外，最不缺的就是財產。

潛逃後的納粹分子大多低調地融入進當地的百姓生活，德國社區就是他們的不錯選擇。他們或通過從歐洲帶來的大量財富，或在當地謀份正常的職業，比如供職於開辦在阿根廷的德國公司，也往往能過上平靜的普通生活。

這些人當中，還包括素有「死亡天使」之稱的納粹殘黨約瑟夫·門格勒（Josef Mengele）。他也在阿根廷藏匿了十年時間，1979年在巴西意外溺水而死，通過對屍體的DNA檢測，人們才獲知他的身份。

這些逃到阿根廷的納粹分子，大多數平安地度過了自己的一生，這聽起來多少有些諷刺。

可是，他們曾犯下的罪孽無可饒恕。

而且，戰爭的遺留問題並沒有完全得到解決，潛逃的戰犯、被迫害的猶太人後裔、阿根廷未被解密的檔案等等。

以賠償來說，1998年，瑞士兩家銀行與世界猶太人大會簽訂協議，同意賠償猶太受害者12.5億美元，原因是瑞士銀行保有大量二戰中猶太遇難者的休眠帳戶，可這一賠償行動直至2013年才結束。

隨著時間的推移，所有的戰爭分子都會離開人世，不知以色列今日的繼續追蹤對那些在戰爭中受害的人們能有多大的補益與價值，畢竟倖存者也都會離開人世。

這種結局是大多數人所不能接受的，尤其是在二戰中與納粹結下血海深仇的猶太民族，所以以色列始終在不留餘力地對納粹潛逃人員進行抓捕審。

在漢娜·阿倫特寫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近60年後，2018年，電影《最終行動》在美國上映，影片還原了摩薩德特工在阿根廷抓捕艾希曼的這段歷史。

| 《最終行動》劇照，影片中艾希曼由英國演員本·金斯利（Ben Kingsley）扮演。

圖片來源：Patrick Sauer

對這段歷史的反思並沒有結束，就像那些會永遠以此為題材的作品一樣，除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最終行動》，還有《諜債》《追兇30年》《納粹追兇》，以及亞馬遜在2020年2月剛剛推出的新劇《納粹獵人》，等等。

記錄是為了避免忘卻，人類雖然曾經殘暴、曾經兇惡，但人類終究以警惕、不寬恕的立場，對歷史上的這些罪惡反思、清算。

一個都不放過。

是的，一個都不放過。追捕「老鼠通道」的納粹餘孽，不僅僅是猶太人無法忘懷的復仇，同時也是人類的共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