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洪水、就業、邊界衝突、貿易衝突...
種種危機，撲面而來。
焦慮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關鍵詞。
我們在之前的文章中，討論了丹麥哲學家克爾凱郭爾（Soren Aabye Kierkegaard）眼中的焦慮。
是啊，作為個體的我們，無時無刻都在做選擇。然而，我們並不知道如何選擇；更重要的是，我們不知道什麼樣的選擇才是對的。
焦慮，是對我們作為個體狀態的最好總結。
面對焦慮，你會怎麼做呢？
是感覺到自己軟弱無助時，為了獲得他人的支持和肯定，將自己放得很低，討好別人，努力維持與別人的關係？
是以一種社會達爾文主義式的眼光審視自己和他人的關係，為了獲得控制感和勝利，甚至不惜攻擊他人，破壞與他人的關係？
還是以逃避問題的心態，遠離疏遠別人，不打擾別人，也不願意打擾自己，不摻合任何事物，也不讓任何事物摻合到自己孤立的心境？
01 霍妮的人格理論
上面所列舉的三種處理焦慮的方式，是由德裔美國心理學家卡倫·霍妮（Karen Horney）所提出的。
三種方式，對應三種人格類型：
順從型人格(compliant personality)：
個體不加選擇地依附於身邊的某個人，他們不會愛,只能依附；需要被人喜歡,被人愛,被人接受,得到認可等；在表面上是親近任，而在潛意識中卻是借依從消除焦慮感。
攻擊型人格(aggressive personality)：
個體對人持敵對攻擊態度，通過攻擊他人以保持優越感、控制他人和顯示力量。
疏離型人格(detached personality)：
個體努力爭取自主和獨立，強烈地希望保持個人隱私。通過迴避喜歡、愛、同情和友誼來避免焦慮。
| 卡倫·霍妮是德裔美國心理學家和精神病學家，新弗洛伊德學派研究者。同時也是社會心理學的先驅，對弗洛姆影響頗深。主要研究基本焦慮，提出「理想化自我」的心理學概念。
其實，我們今天熟悉的各種人格類型理論，與霍妮以及我們下面會談到的弗洛姆，與他們兩個人的貢獻密切不可分。
在《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1937年）這本書中，霍妮指出，焦慮是我們的自然狀態，它始於我們童年時期，在面對外部世界感到無助和恐懼時，便會引發我們的心衝突，導致神經官能症。
這種衝突，儘管有性壓抑、遺傳等因素影響，但本質上，是我們身邊的社會文化環境對我們內心真實的自己造成的壓迫與緊張，最後形成病症。
社會文化塑造出種種「假我」，無論是小粉紅、逆來順受的順民、一觸即跳的暴民，都是社會文化塑造出來的，而與內心的「真我」衝突，壓抑「真我」，最終形成病症。
即使不形成病症，為了應對「天人交戰」，為了對付「真我」與社會文化的緊張，為了找到一種能平靜生活的平衡點，我們也會本能的對外面的社會文化採用不同的策略，最終將我們自己塑造成了不同的人格類型。
當然，無論我們是順從型、攻擊型還是疏離型人格，本身都是對衝突的一種調解，是有益的。但是，如果我們看不穿這種人格形成的原因，又常常固執於已（被動）形成的人格，以假為真，假戲真做，最後無可避免的，還會重新面對這種單一人格類型一定會帶來的內外衝突，並無法阻止內心的「真我」與「假我」的人格之間的衝突。
於是，我們會陷入了一場無窮無盡的真假美猴王的交戰之中。
若想徹底解決，還需藉助精神分析的方法，直面內心「真我」。
這聽上去，是不是很像弗洛伊德式的解決方案？
霍妮的理論，還真是受了弗洛伊德本尊的影響。
一百年前，在女性讀書識字都還成問題的時代，霍妮早就進入柏林大學學習醫學了。在柏林期間，霍妮得到當時的德國精神病學家卡爾·亞伯拉罕（Karl Abraham）的賞識，不僅接受了精神分析培訓，進入柏林精神分析所工作，還認識了赫赫有名的弗洛伊德。
儘管霍妮對這位精神分析學派的教父尊敬有加，也沒想過要全盤推翻這位前輩的觀點，但事實上，她很反對弗洛伊德的「個人-生理」解釋模型。
在她眼中，神經官能症只能是個人與一定社會文化背景相互衝突中發展而出。
雖然霍妮也承認，神經官能症源於個體。但是，個體的表現形式可不一樣，這就是社會文化背景的重要作用——是社會文化背景形塑了我們對神經官能症的反應方式。
從這個角度出發，弗洛伊德所認為的女性的「陰莖焦慮」壓根是建構出來的：
與其說女性是因為缺失男性生殖器而焦慮，不如說女性是因為恐懼生殖器受損而焦慮；
與其說女性有「陰莖焦慮」，不如說男性有「子宮焦慮」。
正因為男性在生養孩子方面是如此無能為力，是啊，男性沒法親自生產和哺乳，為了在自己的心理上得到補償，男性建構了一套社會話語，貶低女性在生養上的優勢，打擊女性的自尊心，讓自卑的女性通過成為妻子，然後成為母親這樣一種路徑來克服男權社會下的無所適從。
顯然，在反對弗洛伊德上，霍妮也受到了阿德勒《自卑與超越》的影響。
這正是她見識上博採眾長，別是一家之言的過人之處。
柏林的精神分析圈很小，霍妮結識了另一位日後將與其有著學術、情感上愛恨糾葛的青年——弗洛姆（Erich Fromm）。
是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弗洛姆，《愛的藝術》的作者。
而且，在人格理論上，弗洛姆比霍妮要更進一步。
02 從柏林到紐約的精神分析學
從思想源頭來說，弗洛姆和霍妮都算是弗洛伊德的精神繼承人，雖然是以批評反叛的形式來繼承的。
一開始，弗洛姆對歐洲人在一戰時的狂熱心理感到好奇，但這樣的好奇並沒有將他引到心理學領域，他進了海德堡大學學習社會學和心理學。
直到1924年，他後來的妻子弗里達·里希曼（Frieda Riechmann）給他做了精神分析後，打動了他，將他引入了這個神奇的領域。
在首都柏林，弗洛姆認識了霍妮，兩人並沒有立馬擦出火花，相反，在精神分析師到底應不應該有醫學訓練背景這個問題上，兩人還發生了矛盾。
30年代，隨著希特勒的上台，精神分析這門新興學科被打上「猶太學科」的標籤，柏林的精神分析圈一片灰暗。
在這個時候，另一位精神分析學家弗朗茲·亞歷山大（Franz Alexander）向霍妮伸出橄欖枝，邀請她到美國，擔任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的副所長。
正跟丈夫奧斯卡（Oscar Horney）鬧分居的霍妮，欣然前往，由此開始了一往無前的精神分析坦途。
在美國過得不錯的霍妮，沒有忘記柏林精神分析圈的老朋友們。她知道弗洛姆是猶太人，會受到迫害，於是邀請弗洛姆到芝加哥做講學。
從此，兩人開始了學術上的深入交流期，並發展了一段讓人津津樂道的親密關係。
1934年，因為和亞歷山大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上意見不合：亞歷山大十分遵奉弗洛伊德的學說，而霍妮則因為強調文化背景的影響，對傳統的弗洛伊德學說顯得相當離經叛道；於是，霍妮從芝加哥退出，轉而加入紐約精神病分析研究所。
在紐約期間，霍妮發表了上文所提到的《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一時間風頭無兩。
但是，由於霍妮對弗洛伊德理論的反叛，沒多久（1941年），紐約精神分析圈也和霍妮發生了一場撕裂。
研究所發起投票，結果是取消霍妮的精神分析師資格。
霍妮也是個能折騰的人，她索性帶著自己在研究所的學術盟友們出走，自己建立了美國精神分析促進協會，自己當所長。
在霍妮與傳統弗洛伊德信徒之間產生的理論分歧中，弗洛姆當然站到了霍妮這邊，也同意文化背景對個體人格的影響。
而且，弗洛姆比霍妮更強調社會對個體的影響。在弗洛姆眼裡，人類個體是人類歷史的產物，是我們個體與身處的社會環境互動的產物。我們既誕生於此，又反過來影響社會歷史。
因此，我們對自由與個人主義的追求，會造成我們與社會的疏離，這種疏離感帶來了種種精神問題。
恐懼於自由帶來的疏離感，為了克服這種與社會的疏離，人類拋棄了自由，塑造出了三種人格傾向：威權型、破壞型以及順從型。
1941年，弗洛姆發表了著名的《逃避自由》一書，從人與社會的關係，分析個體逃避自己，逃避自由的問題。
隨後，1947年，弗洛姆出版了《逃避自由》的續集《為自己的人》（Man for Himself），對於他而言：
「在《逃避自由》一書中，我著力分析了現代人逃避自己和逃避自由的問題；而在本書中，我要討論的是倫理學的問題，亦即討論那些引導人實現其自我和潛能的規範和價值問題。」
——《為自己的人》（序言）
| 《為自己的人》
作者：埃·弗洛姆
譯者：孫依依
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出版時間：1988年
《為自己的人》一書，可以說是弗洛姆作為新精神分析學派代表人物對人格類型解釋比較全面的一部著作。
03 弗洛姆的邏輯
以弗洛伊德為代表的精神分析學派有個特點，喜歡從一個人的童年經歷去分析他成人後的所作所為。
弗洛姆也承襲了這一點，表現在他對人格的分析上。
比如在分析希特勒的戀屍型人格時，弗洛姆也選擇從他的童年開始分析。他將希勒特的童年分為三個階段，六歲之前、六到十一歲、十一歲到十七歲，弗洛姆認為，這一段的人生經歷奠定了希特勒的性格基礎。
但與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理論（即性衝動理論）不同，弗洛姆不認可弗洛伊德以戀母情結去解讀人的性格，弗洛姆認為，一個人的性格由社會主導，他在社會中的經歷將塑造他的性格。
他將人的性格分為個人性格和社會性格，其中，社會性格是性格結構的核心，而個人性格則是在此基礎上表現出個體之間的性格差異。
「性格類型論」就是這一思維下的成果。
在《為自己的人》第三章中，弗洛姆專門討論人性與性格。
在他看來，氣質與性格可不是一回事。他認為，氣質與性格的混淆，已經影響了倫理學上的判斷。
對他而言，氣質是與生俱來的一種由體質決定的東西，它是不可改變的。而性格更多地由人的生活經驗決定，隨著人見識和體驗的更新，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變的。
所以他更多地討論性格而非氣質。
弗洛姆認為，性格的核心由「個人藉以使自己與世界發生聯繫的取向」構成，也就是說，我們所選擇的看待這個世界，以及看待自身與世界關係的態度和傾向，決定了我們的性格。
最終，無論是思想還是判斷，都成了性格的產物。性格是我們行動前後一致，是我們適應社會的基礎。
他將性格分為非生產性取向和生產性取向兩大類，其中非生產性取向又分為「接受取向」、「剝削取向」、「囤積取向」以及「市場取向」。
先來聊聊接受取向吧。
我們大概可以把這類性格的人的最大特徵描述為「依賴」。對於他們來說，一切最好的東西都是別人給的，不管是財富、知識、愛情、還是快樂，他們極度依賴來自他人的幫助和饋贈，無法內在地獲得滿足感。
這類性格的人，愛的主題只有一個，就是「被愛」，一旦有人給他們愛，哪怕只是愛的表象，他們就會迷戀上這個人。所以他們同時也表現出一種忠誠——因為他們害怕失去別人的愛，對任何冷淡都極其敏感。
然後是剝削取向。
與接受取向類似，剝削取向的人也認為最好的東西來自外界。但比起接受取向的被動等待，剝削取向的人顯得更有攻擊性，他們是主動地，通過暴力或詭計，從別人手裡搶走東西。只有這樣他們才能得到滿足，所以他們總是高估別人手裡的東西，而低估自己已擁有的。
最典型的例子是偷竊癖。很多人其實衣食無憂，想要的東西完全買得起。但他能從偷竊中得到樂趣，他享受那個偷竊成功的瞬間。
而在知識方面，這一類人不會創造觀念，而是竊取觀念。比如抄襲和洗稿的人，前者是直接剽竊，後者則更為狡猾，他們用不同的術語重複別人的觀點，還堅持說這是原創。
第三種是囤積取向。
與前兩者不同，囤積取向的人不期待從外界獲得，他們喜歡做的是保住自己已經擁有的一切，他們不相信自己能從外界獲得任何東西。也不懂得力量是可以補充和增長的。
其安全感建立在節約上，所以他們拒絕消費，同時非常吝嗇。
| 狄更斯《聖誕頌歌》中的吝嗇鬼應該可以算作這一類性格的典型代表
來源：2009年美國動畫電影《聖誕頌歌》
由於非常在意自己的所有物，所以他們要求有一種掌控感，不管是錢財還是感情，都要非常有條理。這可能是一種強迫症，弗洛姆描述他們說：
「他無法忍受東西的凌亂不堪，他會自覺地把這些東西加以整理。」
最後一種非生產性取向是市場取向。
這是一種產生於現代的性格取向，其基礎是現代市場和商業化社會。市場取向的人以商品思維看待自己和周圍的世界，他們「把自己當作一種商品、並把個人價值當作交換價值」。
對於他們來說，自身的價值不是由個人特質決定的，而是隨著市場競爭的條件變化而變化。他們的自尊來自他人的肯定，他們會根據市場的需要改變自己的性格。
比起前幾種性格的相對穩定，這類取向的人的性格是流動的。市場取向是自成一類的非生產性取向。
當然，弗洛姆並沒有認為每個人只能有固定的某一種取向。實際上，在一個非健全社會（比如我們現在這樣的），我們可能兼具兩種或三種，甚至所有非生產性取向，只不過可能某一種占主導地位。
雖然這些非生產性取向看上去都有些消極，但也不乏其積極的一面。
比如，接受取向的人可能較為忠誠可愛，剝削取向和囤積取向的保守性可以給社會帶來一定的穩定，而市場取向的人具有極強的適應能力，他可以使自己的全部潛能得到生長和發展的機會。
弗洛姆也給出了一個理想性格——生產性取向，這種性格只有在健全社會中才能培育起來，而健全社會目前尚未出現...
從論述來看，弗洛姆的「接受取向」、「剝削取向」，與霍妮的「順從性人格」、「攻擊性人格」，簡直如出一轍。
當然，弗洛姆的學說中，還多了馬克思的影子。
以接受取向為例，弗洛姆認為，我們可以在這一取向中發現一個由權力集團剝削另一集團的社會。而被剝削的人——也就是接受取向的人，並不意識到自己被剝削，甚至對剝削者充滿敬仰。
就像奴隸，不管他的得到物有多麼少，他總是覺得所得超過自己做出的努力，這是這個社會結構給他留下的印象。
在這樣的結構里，接受取向對應著奴隸，剝削取向則對應著剝削者——他們可能是地主、奴隸主、資本家。
那麼保守吝嗇的囤積取向又對應著什麼呢？
很明顯，就是中產階級了。
至於市場傾向，則與馬克思的一個重要思想有關——人的異化。
馬克思認為，在私有制的條件下，勞動產品與勞動本身之間發生了勞動異化，他是這樣說的：
「這種異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1）勞動者同自己的勞動產品相異化；
（2）勞動者同自己的勞動活動相異化；
（3）人同自己的類本質相異化；
（4）人同人相異化。」
隨之而來的便是從生產，到消費，再到制度，統統都被異化了。金錢在所有領域內暢通無阻，可以換取幾乎一切事物；人淪為被異化的機器，在強力的政治宣傳中無法發展自己的真正的愛好和表達自己的意志——而他們自己甚至意識不到這一點。
口口聲聲追求自由的人，其實通常都在逃避自由。
弗洛姆在《健全的社會》一書中發出感慨：
「19世紀的問題是上帝死了，20世紀的問題是人死了。」
而那個由健全社會培養出來的理想性格——生產傾向性格，則是另一個烏托邦，對應著馬克思學說的理想社會。
對人和社會關係的探討，是弗洛姆一生的命題。
而弗洛姆與霍妮的差異，其實也主要是社會與文化之爭的差異。
霍妮訴諸於文化的，弗洛姆訴諸於社會。
也可以說，這是精神分析-人類學與精神分析-社會學之間的差異。
在他看來，生產性取向的人才是具有創造性和真正力量的人，他在情感上和精神上都是完整的。
他不會因為害怕自己和社會的疏離而逃避自由。
他所創造的最重要的對象是人自己。這樣的人在情感中就是弗洛姆在《愛的藝術》中所說的擁有「成熟的愛」的人。
什麼是成熟的愛呢？
一種成熟的愛的原則是「我被人愛，因為我愛人」，而不是「我愛，因為我被愛」。因為對於成熟的、有創造性的人來說，「給」是力量的最高表現，他們通過「給」，體驗自己的生命活力。
04 為什麼非科學有這麼大的魅力？
霍妮和弗洛姆的理論，我們或多或少覺得他們說的有些道理，但又覺得好像不太對。
他們是怎麼得出這些結論的？
說到這裡你可能有些明白了，不管是弗洛伊德的無意識-潛意識-意識理論也好，還是之後他學生榮格（Carl Gustav Jung）的集體無意識也好，又或是弗洛姆的類型論，之所以讓我們覺得有些不可信，是因為它們嚴格說起來都不是科學。
在現代，我們認定一種理論或原則為科學，前提是它是可能被證偽的，這是波普爾提出的證偽主義。只有這樣，科學才能隨著一步步推翻錯誤的觀念而得以進步。
但是弗洛伊德及其繼承者的這些理論是無法證偽的，也無法證實的。他們的那些觀念，雖然聽起來頭頭是道，但無論如何我們也沒法深入人心，去看童年、過往、社會是如何相互作用，影響一個人的性格的。因而無法檢驗真偽。
所以這些不是科學，充其量是一種猜想或理論建議。
雖然在科學界不受歡迎，弗洛伊德的理論在文藝界倒是所向披靡。最為著名的就是用弗洛伊德的弒父情結分析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
現在很多文學研究都喜歡用弗洛伊德的理論去分析文學作品：戀母情結、童年創傷、潛意識、力比多......
為什麼這一類的學說能得到這麼多非專業的青睞呢？
大概是因為我們覺得好像被「說中了」，就像很多星座分析一樣，我們總能在那些文字中找到其中與自己對應的地方，這就是（Barnum effect）。
所謂「巴納姆效應」，是說星座分析這類的描述往往十分模糊及普遍，以致能夠放諸四海皆準，適用於很多人。但人們認為非常符合他們自己，覺得這是為自己量身訂做的，從而給予這些分析相當高的評價。
| 巴納姆效應並非由巴納姆提出，而是由心理學家心理學家伯特倫·福勒通過試驗證明的心理現象，之所以以巴納姆命名，是因為他是公共關係發展史上最黑暗時期的代表人物，為利益而不惜欺騙公眾的典型。他在評價自己的表演時說，他之所以很受歡迎是因為節目中包含了每個人都喜歡的成分，所以他使得「每一分鐘都有人上當受騙」。
當然，星盤解說和研究現在也發展為一門嚴肅的學科，將來會如何，我們未可知，所以不能一棒子打死。不過就目前來說，巴納姆效應還是居多。
而霍妮和弗洛姆等人的觀察和分析倒要細膩深刻得多了，他們對於人在社會中的焦慮問題做了長期的研究和思考，並致力於提出解決辦法。
美國學者馬克·克蘭德（Mark Kelland）在《人格理論》（Personality Theory）這本書中曾詳細總結和分析了弗洛姆和霍妮的觀點，非常到位。
摘取段落如下：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弗洛姆追求人與社會的整體融合。他認為心理學不能脫離哲學，社會學，經濟學或倫理學。現代世界人們面臨的道德問題是他們對自己的冷漠。儘管民主和個性似乎提供了自由，但這僅是對自由的承諾。當我們的不安全感和焦慮導致我們屈服於某種力量時，無論是政黨，教會，俱樂部，還是其他，我們都會屈服於自己的個人力量（Fromm，1947年）。因此，我們會受到他人的不當影響（在極端情況下會受到希特勒或史達林的影響）。解決方案可能像愛情一樣簡單，但是弗洛姆（Fromm）認為，愛情絕非易事」
「 ……愛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輕易沉迷的情感，無論他達到的成熟程度如何。它[弗洛姆的書]要說服讀者，除非他最積極地發展自己的整體個性以實現富有成效的取向，否則他所有的愛情嘗試都註定會失敗。沒有真正的謙卑，勇氣，信念和紀律，沒有愛人的能力就無法獲得對個人愛情的滿足。」
一個人的愛心能力反映了他們的文化在多大程度上鼓勵了作為每個人性格一部分的愛心能力的發展。
弗洛姆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強調個人自由和經濟關係。
因此，資本主義社會重視經濟收益（積累的財富）勝於勞動（人民的力量）。
但是，這樣的經濟需要大批人一起工作（勞動力）。當個人對生活的追求變得焦慮時，他們在心理上投入了資本主義制度，投降了資本主義，並成為了導致擁有公司財富的勞動力。
弗洛姆相信，這使我們與自己，他人以及自然（或自然秩序）疏遠了。
為了以健康的方式恢復與他人的聯繫，我們需要練習愛的藝術，愛自己和他人。這樣做需要紀律，專心和耐心，以及個人的才能，這些都是在禪修實踐中傳授的。
最後想說一句，如果以童年和過往經歷就框定一個人的性格的話，未免簡單粗暴，也有些悲觀。
人不應該是限定的，而是應該由自己去創造的。這不也是霍妮和弗洛姆所主張的觀點嗎？
畢竟，「人是一棵會思考的蘆葦」。
參考資料
埃里希·弗洛姆.為自己的人.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8.
埃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
卡倫·霍妮.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譯林出版社，2011.
Mark Kelland. Personality Theory,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