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狄拉克:永不獨行

2023-09-22     返樸

原標題:保羅·狄拉克:永不獨行

狄拉克是科學史上獨特的存在。他以獨一無二的研究風格投身於理論物理學領域近60年:他將直覺、想像力、直線式邏輯與強大的數學融合在一起。這總是令人困惑,他是如何做到的?而他為人沉默寡言,在成果創造性爆發後,他對量子電動力學逐漸失望並遠離了主流學界,更成為一名孤獨的思想者。但是人們仍一次又一次地從他的文章中汲取到靈感,邁向他早已標定好的路線。孤獨者狄拉克,永不獨行。

撰文 | 格雷厄姆·法梅洛(Graham Farmelo)

翻譯 | 下雪

保羅·狄拉克(Paul Dirac)常被稱為「理論家中的理論家」,他害羞、沉默、似乎缺乏同理心,是科學界典型的孤獨者。狄拉克晚年時,有物理學家突然打電話給他,問他是否願意就其文章里的想法談談,他會堅決打斷對方並說:「我認為人們應該研究自己的想法」,然後掛斷電話。

狄拉克最著名的貢獻是發展了量子力學——始於海森伯(Werner Heisenberg)和薛丁格(Erwin Schrödinger)1925年的工作,而當時狄拉克只有23歲。在關於這一理論早期的文章中,狄拉克的論文脫穎而出,就像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所說:「他那些偉大的發現就像精雕細琢的大理石雕塑,一座接一座地從天而降。」[1]儘管狄拉克作為科學魔術師而廣受尊敬,但是許多物理學家——特別是德國柏林和哥廷根的一些物理學家(量子力學的許多基礎論文誕生在那裡)一一覺得他的語言令人費解,他的論證難以捉摸,還有他的態度冷漠而疏遠。愛因斯坦也是那些深感困惑的人之一,「我搞不懂狄拉克。在天才和瘋子之間令人炫目的小路上保持平衡,太厲害了。(I have trouble with Dirac. This balancing on the dizzying path between genius and madness is awful.)」玻爾(Niels Bohr)對狄拉克印象深刻,但他也感到困惑,因為狄拉克對於新理論所帶來的哲學問題無動於衷,還說狄拉克是「訪問過我研究所中的最奇怪的人」。[2]

狄拉克那獨一無二的個性以及對待理論物理的態度都源於他在英國西南部最大城市布里斯托的成長經歷。據他自己所說,他度過了一個缺愛,沒有朋友的悲慘童年,但在科學、數學和工程學方面接受了充分的教育。在21歲生日8周後,狄拉克來到了劍橋大學開始攻讀博士學位——雖然當時他對於現代物理學的了解並不全面,但是他已經擁有電氣工程和應用數學兩個學士學位。他是一個極其不尋常的學生,一個準備在科學上留下獨特印記的局外人,很少有人能猜到,他會註定成為20世紀英國最富成就的學者。

狄拉克後來說,他從未擁有過童年。據他對早年的回憶,他的家庭生活十分痛苦——沒人能夠倖免,主要是因為他那專斷強橫的教師父親,在父親堅持下,家裡幾乎不能接待訪客,還要求孩子們只能用法語跟他講話。吃飯的時候,一家人會被分開:狄拉克和他的父親在前屋,只能用法語交談,而他的媽媽和兄妹在廚房,只講英語。一篇寫於1933年的經過詳細考察的報道稱,狄拉克小時候認為男人和女人說不同的語言。紀律嚴明的父親會因細小的語法錯誤而懲罰他,甚至不讓他上廁所。狄拉克回憶說,他認為沉默是避免懲罰的最好方法。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他不願講話,除非有很好的理由。

左:狄拉克的母親佛羅倫斯(Florence)和三個孩子,照片由他的父親於1909年4月9日拍攝【左一為保羅·狄拉克,此時不到7歲;右一是哥哥菲利克斯(Felix),母親懷中是妹妹貝蒂(Betty)】。右圖(攝於1910年)為狄拉克的父親查爾斯(Charles),他1866年出生於瑞士,後於1919年10月22日加入英國國籍,自此他的孩子也成為英國公民,而之前保羅·狄拉克的官方國籍是瑞士。圖片來源:Courtesy of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Paul A. M. Dirac Collection.

狄拉克在小學時就表現不錯,但算不上非常特別【他的一個同學是阿奇·利奇(Archie Leach),成了後來著名演員加里·格蘭特(Cary Grant)】。狄拉克升入高中後就開始嶄露頭角了。那時正值一戰期間,許多男孩都去參加武裝部隊,而他們留下的尖子班的空缺得以讓像狄拉克這樣聰明的學生迅速取得進步。這所高中給狄拉克提供了一流的實踐教育,允許他不學拉丁語、希臘語和其他不太可能對找工作有用的科目。他幾乎每門課都非常優秀,尤其是在數學、科學和技術製圖方面。在十幾歲的時候,狄拉克就已經遠遠領先於班上的其他同學,並且開始思考空間和時間的本質,儘管那時他對相對論還一無所知。同學們覺得他性格古怪、孤僻;有人形容他是「一個身材瘦高,穿著燈籠褲,留著卷髮而不像英國人的男孩」。狄拉克的數學老師,因為不能布置出能讓他一直專注的作業而感到絕望,於是決定邀請狄拉克學習黎曼幾何,而後者欣然接受了邀請。

在狄拉克16歲的時候,他準備去上大學,由於並不明確自己要學什麼專業,他決定加入哥哥的行列,去讀布里斯託大學讀工程學。狄拉克孜孜不倦地研究理論工作,但是他在實驗室中卻表現出無可救藥般的笨拙,大部分的下午時間狄拉克都在焊接電路、操作車床、測量橫樑載荷或忙於其他學生工程師必備的技能。

奔涌的思想

儘管很忙碌,但是狄拉克仍需要一個挑戰。果不其然,它在1919年晚些時候出現了,這是在他們一家放棄瑞士國籍成為英國公民後不久,正如狄拉克所說,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突然震驚世界」。當時最新的日食觀測數據似乎證明,在描述太陽(引力場)致使光線彎曲方面,愛因斯坦的理論要優於牛頓理論——他和他的同學們對這一則轟動性的新聞感到非常的興奮。【參見Daniel Kennefick在Physics Today發表的文章(2009.3)】但對於狄拉克來說,他很難找到這個大新聞背後蘊含的東西,關於理論的細節很少,大部分關於愛因斯坦工作的小冊子都沒什麼實質內容、會誤導人,甚至經常是錯誤的。

當參加了哲學家查理·布羅德(Charlie Broad)開設的一門關於科學思想的課程後,狄拉克想了解更多細節的願望得到了滿足,因為課程重點介紹了愛因斯坦的狹義和廣義相對論。布羅德曾在劍橋接受過自然哲學訓練,他在總結新思想方面很有天賦,總能精確並生動地表達出來。(他會把精心準備的講義中的每句話讀兩遍,裡面的笑話他會讀三遍。)用數學形式表達,由此能夠猜測自然定律,這一基本思想方式深深吸引了狄拉克的想像力。在17歲的時候,他踏上了成為理論物理學家的道路。

1921年7月,狄拉克獲得一等榮譽學位,但很快他也得到了一份「失業證書」。當時英國經濟不景氣,就業機會稀缺,狄拉克參加了幾次面試,最後都不了了之。一位他在工程系的講師大衛·羅伯特森(David Robertson)主動為他安排了免費的大學數學課程,並跳過了第一學年。在他的純粹數學學習期間,狄拉克聽了皮特·弗雷澤(Peter Fraser)的課程。弗雷澤一生從未寫過一篇研究論文,卻是一位非凡的老師——狄拉克後來說,這是他遇到過最好的老師。弗雷澤熱衷於射影幾何——研究在特殊變換下不變的幾何性質,這是一門與幾何繪圖密切相關的學科,狄拉克一直研究了近十年。雖然關於純數學的講座是狄拉克的最愛,但他把大部分時間花在了應用數學課程上,用牛頓力學解決了很多問題。他也參加了幾次關於相對論的講座,他可能比講者懂得更多。

當狄拉克於1923年10月來到劍橋攻讀博士學位時,校方知道他們迎來了一個不同尋常的學生。布里斯托的一位「智力星探」在他的一份報告中說:「(狄拉克)有點笨手笨腳,喜歡坐著思考,簡直是一個隱士,不愛開玩笑,並且經濟上十分拮据。」狄拉克在入學考試中的優異表現給學校留下深刻的印象,學校迫切地想要給他一個研究生名額(他原本都沒有資格參加本科生課程,因為他既沒學過拉丁語也沒學過希臘語。)雖然在知識方面還有很大欠缺,甚至沒學過麥克斯韋方程,但狄拉克在數學方面顯示出過人的天賦,並有著一位訓練有素的工程師所必備的專業技能和鑑別力。

狄拉克本來想從相對論開始他的研究生涯,所以當他被告知導師是統計力學和量子理論專家的拉爾夫·福勒(Ralph Fowler)時,他感到很失望。然而,狄拉克很快意識到,他擁有的是劍橋最好的導師之一——一位人脈廣泛、善於鼓勵、有能力發現能駕馭的問題的人。狄拉克迅速而富有想像力地解決了福勒提出的問題,從而確立了自己一流學生的地位。他還在業餘時間繼續研究射影幾何,並尋找各種經典理論的相對論版本來滿足他對狹義相對論的胃口。

從他給家裡寫的那些極為簡潔的明信片上,我們可以看出狄拉克似乎心滿意足。但是在1925年的春天,當聽到他哥哥服下氰化鉀自殺的消息後,狄拉克遭受了極其嚴重的打擊,儘管當時他們兄弟倆已經疏遠了。狄拉克對這次悲劇的最初反應並沒有被記錄下來,這件事一直是個痛苦難言的話題,他和妻子都不願多言。但他也確實和親密的朋友談過,他把哥哥的死歸咎於他們恃強凌弱的父親。此後一段時間狄拉克的效率急劇下降,直到那年夏天回到布里斯托,他幾個月沒有發表任何東西。在假期快要結束時,他收到了一份來信,裡面的內容改變了他的一生。

信是福勒寄來的,裡面有一篇文章的校樣副本,這篇文章現在被認為是海森伯發表的第一篇關於量子力學的文章。[3]起初,狄拉克認為內容太複雜,便將其擱置一旁。但大約兩周後,他的注意力被文中幾行附帶的話吸引了,海森伯指出他的理論有一個明顯的缺陷,那就是位置和動量這兩個變量不對易,不過他暗示這個問題並非不可克服。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里,狄拉克把注意力都放在這句話上,並意識到它蘊含了量子力學的關鍵。通過類比於經典力學的泊松括號,狄拉克構建了自己版本的量子力學,而泊松括號對確定動力學系統的時間演化起重要作用。他關於這個主題的第一篇論文《量子力學的基本方程》(The Fundamental Equations of Quantum Mechanics)[4],給海森伯、馬克斯·玻恩(Max Born)和他們在哥廷根的同事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40年後,海森伯在英國廣播公司(BBC)的一次採訪中說,當時他們中沒有人聽說過狄拉克,但猜到他是一流的數學家。

照片攝於1927年狄拉克25歲時,他背後的樹出現在照片里可能不是巧合:狄拉克從他的蘇聯朋友伊戈爾·塔姆(Igor Tamm)那裡學了點東西——狄拉克喜歡爬樹,還常穿著套裝。圖片來源:Courtesy of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Paul A. M. Dirac Collection.

狄拉克早期關於量子力學的論文以極為深刻的洞察力和優雅的風格著稱。其中許多論文至今看起來仍令人耳目一新,極具現代感。1920年代中後期,自然之書似乎在他面前敞開:他發表了一篇又一篇偉大的論文,共同發現量子變換理論和量子場論、色散理論、密度矩陣和空穴理論,並做出其他幾項開創性的貢獻。學者們對狄拉克有如此之多的真知灼見百思不得其解,但他們並未從狄拉克那裡獲得太多信息,直到20世紀60年代,狄拉克才開始談論他的早期工作。在一次評論中,他打開話匣,說他在最早的論文中使用了射影幾何;他之所以沒有在論文中提及這些數學知識,部分原因是他認為其他物理學家對此並不熟。1971年,羅傑·彭羅斯(Roger Penrose)在波士頓大學的一次演講中要求狄拉克解釋他在這些論文中是如何使用幾何的,狄拉克輕輕地搖了搖頭,拒絕了。不過,他還是在1963年的一次採訪中,在回顧自己學習工程學時,闡述了他關於δ函數的靈感來源:

當你想到……工程結構,有時你會遇到分布載荷,有時你會遇到在某一點的集中載荷。嗯,本質上是一樣的……但在這兩種情況下,你用了不同的方程。從根本上講,要把這兩種情況統一起來,某種程度上這就導出了δ函數。

或許在狄拉克創造性爆發中最大的亮點,是他1928年發表的關於電子的方程[5]。這個方程使量子力學和狹義相對論相容,能同時解釋粒子的自旋和磁矩。3年後,在他那篇關於磁單極子的開創性論文中,他順帶用這個方程預示了反電子(antielectron)的存在[6]。1931年秋天,在普林斯頓大學的一系列講座結束時,狄拉克幾乎直接預言了存在反電子,不過沒有證據表明他鼓勵實驗家去尋找這種新粒子。1932年8月,加州理工學院的卡爾·安德森(Carl Anderson)首次發表了與電子質量相同但電荷相反的粒子存在的證據,但他沒有提到狄拉克的工作。直到幾個月後,學界才意識到安德森發現了狄拉克預言的反電子。30年後,狄拉克帶著一種奧林匹克式的超然態度(這已成為他的標誌)說,他最大的滿足感不是來自反電子的發現,而是來自方程的正確性。

這一成功的預言打動了諾貝爾獎委員會,他們一直不願給量子力學授獎,因為它之前沒有獲得足夠的實驗支持。1933年11月,也就是狄拉克成為劍橋大學盧卡斯教授一年多之後,諾貝爾委員會宣布狄拉克與薛丁格一起分享當年的諾貝爾獎,獎金各自一半,並將1932年的諾貝爾獎追溯授予海森伯。狄拉克成為當時最年輕的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譯者註:理論方面,實驗方面是25歲的勞倫斯·布拉格(William Lawrence Bragg)】,這個記錄直到1957年被李政道打破(只相差幾個月)。

反對QED

狄拉克獲得諾獎的幾周之後,他提出了真空極化的想法,而他的黃金時期也走到了盡頭。他不再對量子電動力學(QED)著迷,該理論所預測的許多可觀測量是無窮大的,這使計算變得毫無意義,狄拉克對此深感困擾。1936年末,他短暫地將注意力轉向了宇宙學,提出了備受爭議的大數假說(large-numbers hypothesis)。該假說認為,一些簡單的線性方程將宇宙尺度的巨大數字聯繫了起來(而不是巧合)。

幾年後,狄拉克接受了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的邀請,就他的物理哲學進行演講。他能接受邀請是相當令人驚訝的,因為狄拉克公開蔑視科學哲學。1963年,他將其描述為「只是一種談論已經取得的發現的方式」。但是狄拉克1939年2月在愛丁堡的那場關於「數學和物理之間的關係」的演講並沒有讓聽眾失望,他用淺顯平實的語言給出了深刻見解,全程沒有使用一個抽象的數學符號。[7]就連他的引言也直截了當:「數學家玩的是自己發明規則的遊戲,而物理學家玩的是大自然給出規則的遊戲。」

他建議理論物理學家應該追求能最大可能體現數學之美的物理定律。不過,他沒有耐心回答一個顯然的問題,即客觀上什麼構成了這種審美品質,「這是一種無法定義的品質,就像藝術中的美不能被定義一樣,但研究數學的人不難欣賞它。」狄拉克後來說,他對所謂的數學之美原則的信仰,對他和他的朋友薛丁格來說「就像一種宗教」。

在狄拉克研究方向改變的同時,他的個人生活也發生了一些重要事件。1936年6月,狄拉克的父親去世了,直到他生命的盡頭,狄拉克都在他的掌控之下。葬禮結束後,狄拉克鬆了一口氣:「我現在感覺自由多了;我覺得我現在是自己的主人了。」他把這些話寫給了他的密友瑪吉特·巴拉茲(Margit Balázs),她是他的匈牙利朋友和同事尤金·維格納(Eugene Winger)的妹妹(當時已離婚)。不到六個月的時間,她就與狄拉克結婚了。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結合,因為她在許多方面都與狄拉克截然相反——健談、合群、固執己見。然而,這段婚姻還不錯,他們生了兩個女兒,他們共同度過了近50年。狄拉克自詡為居家男人,熱衷於打理花園和草坪,但也仍致力於理論物理研究,只是與主流學界越來越疏遠了。二戰期間,他曾擔任英國秘密研究核武器小組的顧問,並將部分時間用於發展他提出的想法:用無活動部件的儀器分離同位素。而且他並未完全放棄理論物理研究。他是戰爭中少數幾個還在繼續研究QED的人之一,並與他的避難者同事薛丁格和泡利(Wolfgang Pauli)保持著聯繫。

瑪吉特·巴拉茲(Margit Balázs)是理論物理學家尤金·維格納的妹妹。照片攝於1932年,這是她在普林斯頓的一家餐廳第一次遇見狄拉克的兩年前。1937年1月他們在倫敦結婚。圖片來源:Courtesy of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Paul A. M. Dirac Collection.

20世紀50年代早期,下一代理論家——特別是戴森、費曼(Richard Feynman)、施溫格(Julian Schwinger)和朝永振一郎(Shinichiro Tomonaga)——發展了一套更為完備的QED理論,通過重整化系統地消除了麻煩的無窮大問題,理論與實驗也非常吻合。但狄拉克卻不為所動。當戴森詢問他關於新理論有何看法時,狄拉克直言不諱地說,「如果這些新想法不是那麼醜陋的話,我可能會認為它們是對的。」

狄拉克認為,在更好地理解光子和電子之間的相互作用之前,試圖推動粒子物理學的發展是愚蠢的。由於他幾乎忽視了弱相互作用和強相互作用方面的新成果,他逐漸脫離了學術圈,生產力也急劇下降。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當他試圖建立引力的量子理論時,他在廣義相對論的哈密爾頓形式和束縛態的量子理論方面做了重要工作。這些都是很有分量的貢獻,但在大多數狄拉克的同事看來,他只是在他自己的科學死水中掙扎——他是一個值得尊敬的人,但不值得去傾聽。1969年,在從劍橋大學盧卡斯教授的職位上退休兩年後,他加入了位於塔拉哈西的佛羅里達州立大學物理系,並週遊世界,主要就他的物理學哲學方法發表演講;他不厭其煩地指出他所認為的QED的致命缺點,並敦促年輕的同事們發展一種革命性的理論,以取代這個他共同發現的理論。

在1980年的演講「工程師和物理學家」中,狄拉克闡明了他為何堅決反對QED。他的觀點源於他作為工程師所接受的訓練,重整化需要一種任何有自尊的工程師都不會贊同的做法:在一系列近似實際的、可測量的量中忽略無窮項。在狄拉克看來,忽略方程中的無窮大的量是荒謬的。

其他工程師可能會採取更實際的方法——它能否行之有效,與實驗吻合,從而接受這個理論。然而狄拉克不能接受這一點,因為他是不同凡響的工程師——一個有著傑出純粹數學家情懷的工程師。

他說:「工程師的主要問題是決定做出哪些近似。」一名優秀的工程師會對可忽略項明智地、通常是憑直覺做出選擇。「被忽略的項必須很小,而且不能對結果產生太大影響。他絕不能忽視那些不小的量。」

1927年春天,馬克斯·玻恩和他的年輕同事們在他哥廷根家的後花園。狄拉克目不轉睛地讀著報紙,他在德國結識的朋友奧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也在這裡(左四)。圖片來源:Courtesy of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Paul A. M. Dirac Collection.

堅持原則與古怪並存

就像偉大的詩歌一樣,狄拉克的論文值得反覆閱讀。研究人員一次又一次地發現,狄拉克論文中的思想和見解在首次發表時幾乎沒有什麼影響。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他1939年關於數學和物理關係的論文,這篇論文至今仍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IAS)的理論物理學家之間流傳。其中的一位,內森·塞伯格(Nathan Seiberg)告訴我,「如果正文前的日期不是1939年,而是2009年,這篇文論也會同樣令人印象深刻。」

在一段特別引人注目的章節中,狄拉克推測出宇宙最初的條件【甚至那是在1939年,他就接受了始於他的學生弗雷德·霍伊爾(Fred Hoyle)的理論,即後來所說的大爆炸】。狄拉克指出,如果宇宙僅僅遵循一組給定的初始條件平凡的運動方程,那麼它不可能解釋地球豐富多樣的生命形式乃至宇宙本身所顯示的複雜性。而他認為,量子力學可以將這種複雜性歸因於宇宙極早期的量子躍遷。狄拉克似乎已經知道他偶然發現了一個重要的洞見,他非常特別地以斜體字總結了出來:

「量子躍遷現在成為自然現象中不可計算的部分,以取代舊機械論觀點中的初始條件。」(The quantum jumps now form the uncalcu-lable part ofnatural phenomena, to replace the initial conditions ofthe old mechanistic view.)

塞伯格在IAS的同事尼瑪·阿卡尼-哈米德(Nima Arkani-Hamed)對我說:「這是一個驚人的見解。雖然狄拉克不知道宇宙演化的細節,比如現代的暴脹理論,但他對核心概念的理解是完全正確的。所以他有點像達爾文,即使他對內在的遺傳學一無所知,他還是能提出自然選擇的演化理論。」

阿卡尼-哈米德還強調了狄拉克的論文在技術性上對現代物理學家的價值,包括弦理論家。20世紀70年代初,發展弦理論的年輕一代物理學家意識到他們正在追隨狄拉克的腳步。他不僅提出了拓展的物質作為基本粒子的模型,而且在受約束的力學系統的量子化理論中,他還發展出理論學家理解相對論性弦論的量子動力學所需的技術。20世紀70年代中期,當物理學家們試圖理解磁單極子的性質時——這在許多現代基本粒子理論中自然存在,他們發現狄拉克在1931年和1948年的論文中再次為人們設定好了路線[8]

約1958年狄拉克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他很喜歡干砍樹之類的體力活,還幫忙清理研究院附近樹林的小路。圖片來源:Courtesy of Monica Dirac

狄拉克似乎很少或根本沒有關注過早期的弦理論文章,也不理會1970年代物理學家的主流工作,即他們建立的標準模型。對QED的幻想破滅後,他專注於將廣義相對論與他的大數假說聯繫起來。而且他知道許多物理學家認為他是一個堅持原則但古怪的人。儘管狄拉克不為所動,但他有時也會士氣低落。毫無疑問,普林斯頓的物理學家約翰·惠勒(John Wheeler)注意到了這一點,在狄拉克80歲壽辰時,惠勒給他寫了一封特別貼心的簡訊:

我寫信是想告訴你,我不確定你是否猜到了,許許多多年輕一代和老一輩學者都把你視為追求正直和美的英雄,正確行事的榜樣。[9]

狄拉克將這封信存放在他的桌子裡。不到兩年後,1984年10月20日,他因心力衰竭在塔拉哈西的家中逝世,他的妻子和護士守在床邊。他一直工作到最後,他對物理學的貢獻並沒有隨著他的離世而終結。像所有真正偉大的思想家一樣,他在身後仍為世界提供源源不斷的創造力。

作者簡介

格雷厄姆·法梅洛(Graham Farmelo),理論物理學家,傳記作家、科普作家,倫敦自然博物館資深研究員。作品《量子怪才:保羅狄拉克傳》(The Strangest Man: The Hidden Life of Paul Dirac, Mystic of the Atom)獲2010年《洛杉磯時報》科技圖書獎、2009年《物理世界》年度圖書獎。

參考文獻

[1] 除非另有說明,本文參考來源見於G. Farmelo, The Strangest Man: The Hidden Life of Paul Dirac, Mystic of the Atom, Basic Books, New York (2009).

[2] K. Gottfried, http://arxiv.org/abs/quant-ph/0302041v1, p.9.3.

[3] W. Heisenberg, Z. Phys. 33, 879 (1925).

[4] P. A. M. Dirac, Proc. R. Soc. London, Ser. A 109, 642 (1925).

[5] P. A. M. Dirac, Proc. R. Soc. London, Ser. A 117, 610 (1928).

[6] P. A. M. Dirac, Proc. R. Soc. London, Ser. A 133, 60 (1931).

[7] P. A. M. Dirac, Proc. R. Soc. Edinburgh, Sect. A: Math. Phys. Sci. 59, 122(1938-39).

[8] P. A. M. Dirac, Phys. Rev. 74,817 (1948).

[9] I. Wheeler to P A. M. Dirac, 8 August 1982, General Correspondence Paul A. M. Dirac Collection, Paul A. M. Dirac Library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Tallahassee.

本文經美國物理聯合會(AIP)授權翻譯發表於《返樸》(Fanpu),譯自

Graham Farmelo; Paul Dirac, a man apart. Physics Today 1 November 2009; 62 (11): 46–50. https://doi.org/10.1063/1.3265236.

Reproduced from [Graham Farmelo; Paul Dirac, a man apart. Physics Today 1 November 2009; 62 (11): 46–50. https://doi.org/10.1063/1.3265236],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原文連結:

https://pubs.aip.org/physicstoday/article-abstract/62/11/46/400676/Paul-Dirac-a-man-apart-Dirac-practiced-theoretical?redirectedFrom=full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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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科普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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