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重看辛亥革命，首先要肯定的是這是一次深深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進步革命，僅就推翻帝制而言，它是翻天覆地的，比中國歷史上任何一次王朝更替要更為先進和徹底。
但同樣，這次革命卻也因為從高喊著口號，反覆的小規模暴動到形成全國山呼海嘯般的響應，其在內核上卻是乏善可陳的。尤其是匆匆建立起來的臨時新政權，威望不足，更要命的是，沒有錢！沒有錢！沒有錢！（重要的事情說三遍）
光復後的東南各省地方政權林立，字號繁多，各省都督各懷私心，擁兵自重。非但不肯將本省稅收收入解繳南京，還以擴軍備戰為由，向臨時政府獅子大開口，伸手要錢。
讓人汗顏的是，安徽都督孫毓筠派專使到南京要軍餉20萬，胡漢民拿著孫中山的批條到財政部取款，可堂堂臨時政府，國庫里有多少錢糧？區區10塊大洋，恐怕放眼世界，也是獨一份。
國民黨元老胡漢民
早前，清朝政府財政收入主要來源是關稅、厘金、田賦和鹽稅等項。除了革命黨人一開始主張廢除厘金制度以外，也是主張立即徵收田賦、鹽稅和關稅的。但由於種種原因,，這幾種稅收均未能收上來。拿田賦來說，本來中央臨時政府曾三令五申要各省報解，但是各省置若罔聞，因為本身各地軍政府也無財力支持，即便有些微田賦收取的情況下，早已經截留用盡。不僅如此，在財政不敷支用的情況下，各省反而催促南京臨時政府撥款的函電如雪片般飛來。
田賦徵收不上來的原因在於辛亥革命的特點所造成的。武昌首義的成功，主要是依靠會黨和新軍，並且具有著一定的偶發性。首先在一些省城發動起義獲得成功的革命黨人，因為在意識形態中西風東漸，資本主義思想日趨嚴重，不僅看不到會黨和新軍背後的廣大農民力量，而且從始至終就無人在農村開展過革命工作。因此雖然辛亥革命後，革命黨人迅速在大半個中國範圍內奪取了政權，但主要還是在大中型城市，但廣大農村沒有經過一個大變動，也就是說廣大農村並沒有發生真正的革命。加之，多數資產階級革命黨人根據以往的經驗，只是在武裝暴動上有所實踐，在理論上偏重於形上學。
治國是一項實實在在的系統科學，而不是空談理論。不客氣的說，和前期康梁變法的失敗，也有著異曲同工的特點。這讓人想起了那句老話『清談誤國』。
武昌首義後新軍在都督府門前合影
對於建立地方政權、特別是作為政府運轉之根本，基層縣鄉鎮政權，農村政權則認識不足。這樣一來，農村中的鄉紳地主（雖然可能有少數開明的）乘機把縣鄉鎮基層政權經過改頭換面控制在自己手裡。占據了這些底層「軍政分府」的重要職務。其結果是挖掉了南京臨時政府的牆角，這些士紳們原本就剝削成性，通過他們徵收的田賦，正是亂世渾水摸魚之際，變成了一概侵吞，占為己有。即便有地方『軍政府』強收，也只是左口袋進了右口袋。由於革命黨人根本掌控不了中國最廣大的農村，所以徵收田賦一事只能是空談而已。
（題外話：多少年後，中共最初亦走此彎路。未及多時，便能自我修正，僅此一點，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和『農民運動講習所』，便足以讓他傲視群雄。也為中共能在以後極其困難的條件下頑強生存，最終奪取政權，並且能在最短的時間內穩固政權，打下了紮實的基礎）
當年武昌農民運動講習所大門
如此不得已，革命黨人智能宣布豁免田賦、錢漕、常關稅、百貨統捐。此舉固然讓不少百姓在心裡歡呼雀躍，但臨時政府更無法維持，且所謂的行政命令根本到達不了基層，地方大員更是不當一回事。這些法令不咎是廢紙一張。
此時，只有兩條路放在南京臨時政府面前，要麼募捐，發行債券；要麼向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或私人借貸。
沒錢，男兒膝下無黃金
1911年12月末，孫中山連續致電南洋和舊金山等處華僑，說明「現為組織中央政府，需款甚巨」，擬以國債形式 「徵集大款」【1911年12月1日《少年中國晨報》】。
1910年8月19日，孫中山領銜創刊《少年中國晨報》
1912年1月8日，孫中山批准發行中華民國軍需公債，定額為1億元。但是，募集需時，遠水解不了近渴，而且所得也不多。中華民國軍需公債自2月2日起發行，僅得730餘萬元【《舊中國公債史料》，財政經濟出版社1955年版，第33、366頁】。因此，革命黨人一開始就將希望主要寄托在第二條路子上。1911年11月31日，為了進攻南京，革命黨人向日本大倉洋行借款銀54萬餘兩，用於訂購軍械和作戰需要【徐義生編《中國近代外債史統計資料》，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96頁】。其後，為了成立南京臨時政府，又由黃興經手，向日商三井洋行借款30萬元。但是這一點款項對於南京臨時政府來說猶如杯水車薪。因此，黃興不得不迅速派何天炯東渡，向日本財團謀款。其後，遂有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借款500萬元之議；又有以輪船招商局為抵押，借款1000萬元的談判；還有委託日人阪谷方郎、原口要、澀澤榮一建立中央銀行，籌款1億元的計劃。
民國元年，中華民國軍需公債
南京臨時政府將眼光投向了招商局。（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