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母》:聚焦高校知識分子生存現狀,探討學術之外的另一種生活

2019-11-25     萬象小書社

《師母》是阿袁於今年出版的一部小說,曾獲十七屆百花獎。書中,她以鄢紅、莊瑾瑜、朱周三位中文系師母的敘事視角,向我們展示了當代高校知識分子的生存現狀。書中我們能夠看到,拋卻個人身份的男女們,是如何在理想與現實的矛盾境遇間苦苦掙扎,以及這個圈子裡人與人之間微妙的情感關係。

阿袁是典型的學院派作家,這主要與她中文系科班出身及在大學任教多年有關,這樣的身份讓她自然而然將視線投向了知識分子,按沈從文的說法就是「貼著人物寫」。

《師母》中,傳統知識分子儒雅的形象重新被阿袁塑造:知識分子也是普通人,需要面對柴米油鹽;知識女性間的關係與鄉村婦女並無太大差別。《師母》里寫的,是人的慾望,也就是「飲食男女」的故事。

01. 從《儒林外史》到《師母》,文學作品中知識分子形象的演變

明清時期,科舉制度日益僵化,貪污腐敗屢禁不止。清乾隆年間,吳敬梓《儒林外史》對這一現象進行了無情的批判,並對深受其害的儒生們進行了反諷。

我們熟悉的《范進中舉》就是對這種現象的批判。在范進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僵化的科舉制度對儒生的毒害之深——一輩子只為功名利祿而活。

吳敬梓以滑稽的故事,透析出現實的悲涼。《儒林外史》也成了文學史上純粹以知識分子為諷刺對象的開山之作。

自春秋孔子創立儒學起,至清代,儒家思想被官方統治者推廣了兩千年。知識分子承擔著「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北宋張載)的責任,居功甚偉。他們的書寫多是國家社稷和黎民百姓「代言」,而非為自己所在的這個團體「立言」。因此到吳敬梓《儒林外史》流傳後,知識分子們才紛紛開始效仿。

之後,清政府滅亡,賴之生存的儒生們的弊病也隨之顯現出來。如魯迅筆下的老儒生孔乙己,只會做八股文無法養活自己,最終淪為竊賊。

魯迅認為,知識分子是新時代的開創者和啟蒙先鋒,擁有先進的理念與思想,因此對當時社會中知識分子們的命運寄予極大的關注。在他的筆下,知識分子的形象主要三種:以孔乙己為代表的封建制度的犧牲者;《肥皂》中表面高尚、背地裡卑劣骯髒的封建制度維護者四銘;《傷逝》里具有新思想,卻在種種反舊鬥爭中均失敗告終的子君與涓生。

這是魯迅對20世紀的知識分子的批判,這種悲觀、激烈的批判,實質上也是一種知識分子的自我警戒。

批判之後如何重建自我身份呢?知識分子們經歷了漫長的思考。19世紀工農革命時期,「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乾淨。」的思想更加速了知識分子的自我探索。

隨著社會變革與經濟發展,現代的知識分子形象與以往有了很大轉變:與古代士階層普遍的身份認同相比,現代知識分子更傾向以職業劃分。同時,他們面臨的精神困頓比以往更多,現實層面的困頓也不比其他職業少。

不難看出,從古代為民請命到今天專家變「磚家」,知識分子的權威形象正在日漸崩塌。不僅如此,在今天,知識分子大都在象牙塔內做學術、搞科研,與外界的交流甚少。因而對於大眾來說,這個群體以及與之有關的作品也變得小眾起來。

對此,阿袁在《師母》中坦然面對:「脫掉花衣裳」,知識分子其實就是普通人。

02.不變的內核:知識分子的精神與現實困頓問題

20世紀後期改革開放,社會重點從政治轉向了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飛速提升。但隨之而來的是,國民進入到以實用化、物質化、世俗化為主導的商品經濟時代,知識分子地位的邊緣化、價值的失落感造成了知識分子的精神焦慮和物質貧乏的雙重困境。

他們的文化立場、價值取向和行為方式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裂變。

1993年賈平凹出版的《廢都》一經出版即引起巨大轟動。書中描述了西京城中以莊之蝶為首的一群文化名人的生活狀況。身為知識分子的「四大名人」——作家莊之蝶、畫家汪希眠、書法家龔靖元、藝術家阮知非,不但無法成為社會榜樣,反而縱情聲色,靠自己的名氣和地位謀取利益——在市場經濟衝擊下,知識分子們一時無所適從,精神迷失在物質里。

姚曉雷和張清媛在《知識分子『時代病』患者及精神遊弋》一文中對此總結:

引領時代的自我期許與實際歷史過程中的配角位置之間的落差、改造社會的理想抱負與創新能力不足的矛盾長期縈繞在人文知識精英身上,使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經常既自尊又自卑,既堅強又脆弱,既理性又迷茫。

那麼,從上世紀80年代發展至今,知識分子是否已經走出這兩種困境並構建出一套適用於當下知識分子群體的精神綱領呢?

很遺憾,並沒有。或者正如《文藝報》所說:舊有的已經坍塌無效,新的卻尚未建構有效

高校曾被認為是「象牙塔」,是世俗之外的一片凈土。但近年來的諸多負面新聞顯示出,這其實是一隻從內向外腐爛的蘋果,高校也搞政治和幫派。

2002年,張者的小說《桃李》揭開了高校知識分子的生存現狀。名牌大學法學院的教授和他的博士、碩士生們,這些被稱為社會精英的高校知識分子,卻是做學問與辦公司並行、教學與攬生意同步……慾望、騙局、陰謀,這些常見於商戰中的伎倆被用在培育人才的校園裡。

看完不免令人唏噓,知識分子急於解決現實困頓而忽略了精神,兩條腿無法平衡,自然出現問題。

03. 《師母》的獨特性:女性視角生活化講述

作為高校知識分子中的一員,阿袁清醒地認識到:「人世在平凡煙火中緩慢而悠長地展開,這是每個普通人都會遭遇的,有最尋常的喜樂,也有最平凡的無奈。知識分子也不例外。」

所以她寫高校知識分子,沒有像《桃李》那樣狠狠批判他們對功利的追求,而是選擇將他們作為普通人來寫,通過女性視角客觀、生活化地展現出當初高校知識分子的生活狀態。

《師母》寫出了現實世界精神追求在物質追求面前的無力感,高校教師們捉襟見肘的婚姻情感生活,讀完不免令人唏噓。

(1)知識分子孟教授:精神在物質追求面前的無力感

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室教授孟一桴性格沉默寡言,為人中規中矩,興趣也不多。與鄢紅相識,正是在一家小書店,兩人能結婚,全是鄢紅主動出擊的結果。

鄢紅嫁給他的原因無他,正是孟一桴的教授身份。

鄢紅是孟教授二婚娶的夫人,真正的原配是小北——一位大學老師。據小北說,她當初看上孟一桴的主要原因是他北大畢業生的頭銜,誰知道婚後認真相處過才發現,孟一桴這麼無趣。

婚姻中,孟一桴第一次受挫。

第二次受挫,是來自他的同僚中文系主任胡豐登。

作為同院系的教授,他們之間本就是亦敵亦友的關係。兩人性格截然不同。孟一桴不功利,看重精神追求,而胡豐登則更追求物質。

為了讓自己的晉升更順利,胡豐登向校長偷偷打了小報告說,學術名角杜愈之原來是孟一桴的好友,孟一桴知情不報,是有意為之。孟一桴一臉無辜,杜愈之本來就是他大學時候的室友啊,好友私下見面,也需要向學校彙報?

婚姻、前途雙重挫折,堅守精神追求的孟教授們境遇並不怎麼好。

(2)師母們:不同的婚姻生活,同樣的一地雞毛

鄢紅、莊瑾瑜、朱周,是阿袁《師母》中著重描寫的師母形象。

鄢紅是個學歷僅高中畢業的師大旁聽生,十五歲時不甘這輩子就守著裁縫鋪過日子,受了當時考上師大的陳良生的蠱惑,去做了旁聽生。

那時的她,自卑於自己旁聽生的身份,覺得大學課堂真是神聖,老師講的東西也是她沒聽過的。視野極大地拓寬了;另一面,對無依無靠的她來講,陳良生是她的精神支柱,在對他百般討好之後,鄢紅逐漸喪生了自我。

所以遇見孟一桴後,她費盡心思追求,以補償性的心態圓夢自己的高校生活。

鄢紅顯然是與其他兩位師母是格格不入的,同時,她也是充當了一個外來的旁觀者形象。

莊瑾瑜、朱周就名正言順多了,一位是講師,一位是資料員,本質上就與家庭主婦鄢紅不同。

可是一旦落實到婚姻感情上,每個人就都有自己不堪的一面。

鄢紅最怕兩件事:一是遇見陳良生,自己過往的不堪被敗露。二是怕小北回來與孟一桴重修舊好。

莊瑾瑜則一度懷疑丈夫有了外遇,兩人於是大打出手,弄得雞飛狗跳,甚至連累恩師也丟了顏面。

在婚姻面前,人與人都是平等的,不會因為誰的社會地位高,就更加美滿。脫去高校教師的外衣,內里都是如普通人一樣的一地雞毛。

正所謂「食色,性也」。高校這一種風花雪月之下的暗藏機鋒、大俗大雅的交匯牴牾也許更容易抵達生活和人心的本質。

從1749年的《儒林外史》到2019年的《師母》,歷經兩百多年的流變,知識分子形象一直在變,不變的是他們一直致力於發聲。從「代言」到「立言」,再到如今的自我形象重建與轉型。

儘管知識分子作為文化英雄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但知識分子的精神良知、獨立人格和批判意識卻是每個時代最重要的精神財富,不可丟失!

文章來源: https://twgreatdaily.com/zh-tw/dO73OW8BMH2_cNUgs0EK.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