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邱鵬宇，石家莊市新華區人民檢察院。
2015年，中央印發了《領導幹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規定》《關於進一步規範司法人員與當事人、律師、特殊關係人、中介組織接觸交往的若干規定》《司法機關內部人員過問案件的記錄和責任追究規定》（以下簡稱《三個規定》），這三個文件就如三把利刃，直指司法活動中的暗箱操作行為，希望能真正保障司法活動的獨立性、公正性、廉潔性。司法改革以來，中央進一步加大力度，不斷督導檢查，不斷出台舉措，殷殷之情，拳拳之心，都是在為實現法治國家而不懈努力。而在不斷的司法實踐中，總有一些感受，想說一說，聊一聊。
1.《三個規定》的背後，是要我們謹記自己的身份和職責
十幾年前大學入學之初，便認識了一個詞，叫"法律職業共同體"。那時對這一概念還僅僅停留在"學的一樣、工作性質相同"這一層面上，訴訟法中所規定的"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只是考試中的一個考點罷了，甚至對"配合"兩個字不太感興趣，而對"制約"有莫名的好感。工作後，發現在許多時候我們都是相互配合的。一個案子從偵查到起訴，再到宣判，證據鏈條是逐步完善的，而完善的過程離不開每一位參與者的努力，沒有配合，一個案件的順利結案簡直是無法想像的。這時才對何為"法律職業共同體"有了更加清晰和深刻的認識。
但時間日久，我們是否忘記了最初的承諾？"法律職業共同體"是否蛻變成了"利益共同體"？公檢法之間、公檢法與律師之間等等，是否輕易的由"定天下三分魏蜀吳"，變成了"宴桃源豪傑三結義"？現在念叨"互相制約"這四個字，也許顯得書生氣太足，卻也值得每一個司法者思考。互相制約，保持距離，絕不是不通情理，更不是六親不認。而是要每一位司法官謹記自身的職責，公安機關偵查，檢察機關起訴，法院審判，律師為當事人的合法權益進行辯護，每個人站在自己的位置上，行使自己的職權，才能確保案件得到公正審理，確保當事人罰當其罪，確保法治在每一起案件中得到體現。
但是我們有時能發現，實踐中本應相互制約的地方，卻有相互發酵的現象。這讓我想起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何兵的一段話："公檢法人員，大多來自升斗小民之家。入職之初，仍然記憶著普通人民失敗和困苦，弱小和無奈，努力和希望……點點滴滴，仍在心頭。但入職時間越長，他們與普通人民交往漸少，檢法人員相互交往日多，互相發酵和激勵。他們看到的，更多是卷宗里一張張冷冰冰的證據，一條條幹枯的法律。天長日久，他們變了。"雖然變質的是少數，但這足以使我們警醒。領導幹部插手辦案，干預司法活動，當事人吃請等等行為，在該拒絕時就要拒絕，該上報時就要上報，這不僅是《三個規定》所要求的，也是自身職責所要求的。即使有一天，我們中的一些人已經身處廟堂之高，也別忘記了在江湖中奔波的人們，不要忘記民生之艱難，不要因為一己之私，使當受處罰的人逃脫制裁，使完全可以免於刑罰的人經受牢獄之災。
2.《三個規定》落實的前提，是要放開司法官的手腳
司法責任制改革以來，司法官的權力逐步放開，對案件結果的裁量權也逐步加大，當然伴隨而來的也是責任終身制。我們看到放權以來司法官越來越能全身心投入到案件的辦理當中，但是在放權過程中，卻也有著些許的不足，突出表現在對司法官信任不足。"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這句話耳熟能詳，道出了"權力"的弱點——極易尋租，滋生腐敗。但是這能不能成為束縛司法官手腳的理由？《三個規定》實施的目的，是要讓司法官大膽辦案，有人干預辦案的話有法律和組織為你撐腰。但在實踐中，在有些地方，"審批制"又有回潮現象，已經下放的權力又有要收回去的跡象，亦或者反覆督查、動輒通報。這一方面可能是放權以來確實有部分司法官肆意使用權力，任意不捕不訴、量刑畸輕畸重，導致司法不公出現，因此上級決定要對司法權力加以限制。但另一方面，是對司法官疑慮有加，而信任不足，而我認為，充分的信任是《三個規定》落實的前提。在權力下放的過程中，總能看到上級的顧慮，顧慮會不會導致權力濫用？會不會導致司法活動失控？因此總是想方設法的加以制約。權力應當得到監管，但是監管不等於束縛手腳。當司法官對案件的裁量沒有最終決定權的時候，勢必會使得他們更多的考慮的是如果嚴格按照規定進行記錄、登記，對自身前途會是什麼影響，而不是法律規定，更不會考慮社會效果——這也是人之常情。再加上責任終身制，會使得有些司法官因為怕麻煩，從而採取選擇性司法，這是違背司法規律的，更容易產生司法不公。
更進一步說，權力下放一定會導致權力濫用嗎？我看未必。權力下放並不是放任不管，而是精兵簡政的需要，是小政府、大社會的需要，也是司法責任制的應有之義——沒有實質權力，為何責任終身？權力下放後，對上級的監管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對陽光司法提出更高要求，也對司法官本身的職業道德和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權力下放過程中的顧慮，與其說是對權力的懷疑，不如說是有些地方，有些領導幹部對失去權力的恐懼，對監管能力不足的無奈，而這才是我們真正需要克服的。大膽放權給司法官，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同時加大外部監督，如人大監督、群眾監督等等，提升上級監管能力，促使司法活動在陽光下進行，在司法官履職時給予更多的關愛和鼓勵，我相信絕大多數的司法官，不會拿自身的前途和命運開玩笑。
3. 對記錄者的保護機制還有待完善
追責問責，是對司法權力的強有力監督，是對司法腐敗的有效震懾。而保護機制，更是對司法官獨立辦案，不受外界干預的有效保障。《三個規定》里對干預司法活動、插手辦案等行為如何懲處有詳細的規定，對不嚴格進行登記、記錄的司法官，也有懲處舉措，但對如實記錄、登記者的保護，僅僅用一條加以規定。缺乏保護機制的規定，在實踐中勢必會大打折扣。
前文提到，就目前的體制來說，司法官的前途，往往掌握在領導幹部手中，而對領導幹部插手辦案、干預司法活動進行登記和上報，是需要莫大勇氣的。當領導幹部"言出法隨"，又如何要求司法官"犯顏直諫"？絕大部分的司法官就是你我身邊的普通人，有家庭，有親人，有生活上方方面面的壓力，有對榮譽和升遷的嚮往，當然更有對被處分和被冷落的顧慮。因此在規定當中，要不斷完善保護機制，體現出對敢於說真話，敢于堅持原則的司法官是有保障的，是有相應激勵措施的，只有這樣才能讓司法責任制真正貫徹到底，才能促使司法官心無旁騖的行使司法權，使《三個規定》真正落到實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