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漂浮的宮殿，技術進步的奇觀；它是極其複雜、性能卓越的機器，同時還是社會精英的聚集地；它是展示社會結構的微觀世界，是這樣的社會景象——不是真實的社會，而是被人看到的社會，是為了顯得可愛而希望被人看到的社會，是具有明確的階級劃分的穩定整體。簡言之，它是社會的自我理想（ego-ideal）。
電影《鐵達尼號》重映海報（2023年）
作為實在界的徵兆[斯洛維尼亞] 斯拉沃熱·齊澤克季廣茂 譯
在奔向未來時，我們像超車一樣，自己超過了自己，同時又對過去進行回溯性的修正 （retroactive modification），這兩者構成了辯證關係。正是通過這種辯證關係，錯誤成了真理的內在要素，誤認具有了實證的本體論之維。但這種辯證關係有其局限，它被一塊石頭絆倒，並停留在這塊石頭上。這塊石頭當然就是實在界 （the Real）。實在界抵抗符號化：創傷點 （traumatic point）總是被遺漏，但它總要回歸，儘管我們使用各種不同的策略抵消它，整合它，使它融入符號秩序，但到頭來，一切都是枉然。在拉康講座的最後階段，徵兆被視為快感的真正內核 （a real kernel of enjoyment），徵兆作為一種剩餘 （a surplus）持久存在，並通過各種努力頑強地回歸。這些努力包括馴服它，改善它（如果我們可以用這個改編過的術語指稱下列策略的話——馴化作為我們城市的「徵兆」的貧民窟），通過解釋和將其意義納入語言 （putting-into-words its meaning）消解它。
在拉康講座中，徵兆這個概念的重心發生了轉移。為了舉例證明這一點，且以一個今日再次引起公眾注意的個案——鐵達尼號的失事——為例。當然，把鐵達尼號解讀為「意義紐結」 （knot of meanings）意義上的徵兆，早已成為陳詞濫調：泰坦尼克的沉沒頗有創傷性效果 （traumatic effect），它令人震驚，「不可能發生的事情發生了」，永不沉沒的輪船沉沒了。但是關鍵在於，作為令人震驚的事件，鐵達尼號的沉沒適逢其時——「時間對它翹首以待」：即使在它沉沒之前，幻象空間 （fantasy-space）已經為它開闢、預留了空間。憑藉下列事實——人們預料它會沉沒——它對「社會想像」 （social imaginary）產生了極大的衝擊。有人以極其詳盡的細節，預言了鐵達尼號的沉沒：
1898年，有個為生活苦苦掙扎的作者，名叫摩根·羅伯遜（Morgan Robertson），炮製了一部關於大西洋輪船的小說。該輪船比以前建造的任何輪船都大許多。羅伯遜把許多家境富裕和得意洋洋的人物裝在船上，然後讓它在一個寒冷的四月之夜撞上冰山。它以某種方式表明，忙來忙去，到頭來徒勞無益。事實上，這部小說當年由曼斯菲爾德公司（firm of M. F. Mansfield）出版時，名字就叫《徒勞無益》（Futility）。
14年之後，一個名叫白星航運公司（White Star Line）的英國航運公司建造了一艘巨輪，它與羅伯遜小說中的那艘輪船驚人地相似。現實中的輪船的排水量是66000噸，羅伯遜小說中的輪船的排水量是70000噸。現實中的輪船身長882.5英尺，小說中的輪船身長800英尺。它們都有3個螺旋槳，航速都是每小時24—25海里，都能容納3000人，按照這個數目的比值，都有足夠的救生艇。但這些救生艇似乎沒有用武之地，因為它們都打上了「永不沉沒」的標記。
1912年4月10日，真輪船離開了南安普敦，駛向紐約，開始了它的處女航。裝載的貨物包括一個無價之寶——莪默·伽亞謨的《魯拜集》，還有價值2.5億美元的全體乘客。在航程中，它也撞上了冰山，並在寒冷的四月之夜沉沒。
羅伯遜把他的輪船稱為泰坦號（Titan），白星航運公司把它的輪船叫做鐵達尼號（Titanic）。 [1]
[1] Walter Lord, A Night to Remember, New York: Bantam, 1983, pp. xi xii.（原注）
1898年，有個為生活苦苦掙扎的作者，名叫摩根·羅伯遜（Morgan Robertson），炮製了一部關於大西洋輪船的小說。該輪船比以前建造的任何輪船都大許多。羅伯遜把許多家境富裕和得意洋洋的人物裝在船上，然後讓它在一個寒冷的四月之夜撞上冰山。它以某種方式表明，忙來忙去，到頭來徒勞無益。事實上，這部小說當年由曼斯菲爾德公司（firm of M. F. Mansfield）出版時，名字就叫《徒勞無益》（Futility）。
14年之後，一個名叫白星航運公司（White Star Line）的英國航運公司建造了一艘巨輪，它與羅伯遜小說中的那艘輪船驚人地相似。現實中的輪船的排水量是66000噸，羅伯遜小說中的輪船的排水量是70000噸。現實中的輪船身長882.5英尺，小說中的輪船身長800英尺。它們都有3個螺旋槳，航速都是每小時24—25海里，都能容納3000人，按照這個數目的比值，都有足夠的救生艇。但這些救生艇似乎沒有用武之地，因為它們都打上了「永不沉沒」的標記。
1912年4月10日，真輪船離開了南安普敦，駛向紐約，開始了它的處女航。裝載的貨物包括一個無價之寶——莪默·伽亞謨的《魯拜集》，還有價值2.5億美元的全體乘客。在航程中，它也撞上了冰山，並在寒冷的四月之夜沉沒。
羅伯遜把他的輪船稱為泰坦號（Titan），白星航運公司把它的輪船叫做鐵達尼號（Titanic）。 [1]
[1] Walter Lord, A Night to Remember, New York: Bantam, 1983, pp. xi xii.（原注）
這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巧合的原因和背景，是不難猜測的：在世紀的轉折點上，某一年代——和平進步的年代，明確而穩定的階級劃分的年代，等等——已經走向終結，總之從185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這一漫長的時期，已經走向終結。這種終結已是時代精神 （Zeitgeist）的一部分。新的危險瀰漫開來（勞工運動、民族主義、排猶主義、戰爭危險），它會很快使西方文明的田園牧歌景象黯然失色，同時釋放其「野蠻」的潛能。如果說在世紀的轉折點上，還有一種現象能夠體現這一時代的終結，那就是這艘橫穿大西洋的輪船了：它是漂浮的宮殿，技術進步的奇觀；它是極其複雜、性能卓越的機器，同時還是社會精英的聚集地；它是展示社會結構的微觀世界，是這樣的社會景象——不是真實的社會，而是被人看到的社會，是為了顯得可愛而希望被人看到的社會，是具有明確的階級劃分的穩定整體。簡言之，它是社會的自我理想 （ego-ideal）。
換言之，鐵達尼號的失事之所以造成如此巨大的衝擊力，並不是因為這場災難的直接的物質之維 （immediate material dimensions），而是因為它的符號性多重決斷 （symbolic overdetermination），因為其中被注入的意識形態意義 （ideological meaning）：它被解讀為「符號」，被解讀為對即將來臨的歐洲文明大劫難的簡潔的、隱喻性的再現。鐵達尼號的失事只是一種形式，社會以這種形式親歷了自身的死亡，而且注意到下列一點甚是有趣：無論是傳統右翼人士的解讀，還是左翼人士的解讀，採取的都是這一視角，只是它們強調的重點有所不同。在傳統右翼人士看來，鐵達尼號是飄然而逝的騎士精神時代 （bygone era of gallantry）的懷舊紀念碑，騎士精神時代已經讓位於鄙俗不堪的當代世界；在左翼人士看來，這個故事揭示了業已僵化的階級社會的無能為力。
但所有這些都是可在任何有關鐵達尼號的報告中找到的老生常談。這樣，我們可以輕易解釋那個將自己的符號分量 （symbolic weight）賦予鐵達尼號的隱喻性多重決斷 （metaphorical overdetermination）。問題不止於此。我們可以輕易地說服自己，這不是問題的全部。只要看一眼最近由深海照相機拍攝的有關鐵達尼號殘骸的照片，就明白了。這些照片散發出來的令人恐懼的魅力，究竟來自何處？憑藉直感就可發現，這種魅力無法以符號性多重決定來解釋，無法以鐵達尼號的隱喻意義 （metaphorical meaning）來解釋：它的魅力並不來自再現 （representation），而來自某種惰性呈現 （inert presence）。鐵達尼號是拉康意義上的原質 （Thing）：令人恐懼的、不可能的原樂 （jouissance）的物質殘餘 （material leftover）、物化。通過審視鐵達尼號的殘骸，我們看到了禁區 （forbidden domain），看到了本不應該被人看到的一個空間：那些看得見的碎片只是快感流體 （liquid flux of jouissance）的凝結了的遺蹟 （coagulated remnant），只是快感的某種石化森林 （petrified forest of enjoyment）。
View of the bow of the RMS Titanic photographed in June 2004 by the ROV Hercules during an expedition returning to the shipwreck of the Titanic. Courtesy of NOAA/Institute for Exploration/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 (NOAA/IFE/URI).
這一可怕的衝擊力與意義毫無關係，或者說得更確切些，它是一種充滿快感 （enjoyment）——拉康所謂原樂 （jouissance）——的意義。因此，鐵達尼號殘骸發揮著崇高客體的作用：一個被提升到不可能的原質 （impossible Thing）之高度的、實證性的物質客體。或許所有那些闡釋鐵達尼號的隱喻意義的努力，都在逃避原質的這一可怕的衝擊力，都在馴服原質 （domesticate the Thing），而馴服原質的方式是把原質的實在界身份降為符號界身份，是賦予原質以意義。我們通常說，原質的誘人出場模糊了它的意義。其實，反過來說才是對的：意義模糊了原質出場帶來的可怕的衝擊力。
選自《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8
|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Zizek，1949— ），斯洛維尼亞盧布爾雅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資深研究員，歐美眾多大學客座教授，大名鼎鼎的歐陸哲學家，魅力四射的演說家，光彩奪目的文化理論家，人稱「文化理論界的貓王」、「屹立於人類智力頂峰」的「盧布爾雅那巨人」，「幾十年來強大無比的傑出闡釋者」，自稱「一定意義上的共產主義者」和「激進左翼分子」。他深受黑格爾主義、馬克思主義和拉康精神分析理論的影響，擅長以通俗文化產品解讀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論，並以拉康精神分析理論、黑格爾哲學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解析最新的社會文化現象。他「把一切納入自己的研究領域」，頗有「席捲天下，包舉宇內」之勢，同時「把理論的嚴密性與閱讀的強制性融為一爐」，「是反直覺觀察的大師」。
|譯者簡介：季廣茂（1963— ），山東人氏，北京師範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分別於1984、1987、1997於聊城師範學院、山東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獲得文學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1999年任教授，2001年任博士生導師。發表過幾篇論文，寫過和譯過幾本書。齊澤克在中國最早的譯者。對比較詩學、西方哲學及文化理論有較為濃厚的興趣。
題圖：The Titanic leaving Southampton, England, on its ill-fated voyage on April 10, 1912. Southampton City Council, via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排版：阿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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