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農民經濟理論和農民合作社理論是恰亞諾夫農業經濟思想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恰亞諾夫以家庭農場研究為基礎，關注如何在以小農戶為主體的基礎上實現農業的大生產，提出了以合作社為載體的縱向一體化，構建了「小農場+合作社+支持型國家」的現代農業發展模式。本文通過介紹和補充恰亞諾夫關於農民合作社的研究論述與主要觀點，強調指出了恰亞諾夫農業經濟思想對當下促進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的中國農業發展所具有的實踐價值與理論意義。

一、恰亞諾夫的「熱潮」與「冷遇」

在中國，從事農業轉型與農民研究的社會科學工作者鮮有人未曾聽聞亞歷山大·恰亞諾夫（Alexander Chayanov），未曾知曉他關於農民家庭農場的主要觀點。亞歷山大·恰亞諾夫（1888—1939）是蘇聯經濟學家，「組織-生產」學派的主要理論家。他為中國讀者所了解和知曉主要源自其著作《農民經濟組織》中文版的翻譯和引入。《農民經濟組織》是恰亞諾夫寫於20世紀20年代，論述俄國農民家庭農場的一本著作。該書於1923年首次以德文版出版，1925年俄文版出版，從德文校譯的日文版和從俄文校譯的日文版分別於1927年和1957年出版，1966年與恰亞諾夫的另一篇早期論文作為合集出版了英譯版，1967年後有法語、荷蘭語、西班牙語譯本相繼出版（秦暉，1996）。1996年，該書的中譯版由蕭正洪譯出，作為秦暉編撰的《農民學叢書》的其中一本，恰亞諾夫逐漸為中國讀者了解和認識。在西方知識界，《農民經濟組織》一書的廣泛譯介和恰亞諾夫思想的廣泛傳播，形成了一股「恰亞諾夫熱」，它從英語世界蔓延到全球，從農業經濟學蔓延到其他學科領域，直到21世紀，仍有方興未艾之勢（秦暉，1996；侯建新，1999）。

三十多年來，國內學者一直不乏對恰亞諾夫的解讀和討論。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國內關於恰亞諾夫的學術論文集中於對恰亞諾夫本人的著作、思想及其時代背景的介紹，例如秦暉、金雁、谷樹忠、徐建青等人的文章。由於當時恰亞諾夫思想在中國的傳播較為有限，因此並沒有湧現出大量的思想討論和學術文章。隨後，一些學術文章在黨史研究和馬列思想研究中引用恰亞諾夫的相關著述，旨在分析釐清蘇聯農業集體化時期的經濟政策背景，回顧引證經典馬克思主義作家對農民發展的論述（劉長江，2006；王道勇，2009）。過去十年來，隨著中國農業轉型進程不斷加快，圍繞恰亞諾夫展開的對話、討論和應用也有漸強之勢。這些學術對話不再以介紹恰亞諾夫思想為目的，而是將他跟農業與農民研究中的其他（經典與當代）思想名家並列，辨析各自的理論框架和變遷主張，對其進行反駁或再詮釋，用以論證作者自身對中國農業發展的觀點。在這些學術對話中，作為農民研究中的「三大傳統」之一，恰亞諾夫通常與馬克思和列寧、舒爾茨形成思想觀點上的對照（黃宗智，2014）。

從介紹、傳播到應用、對話，恰亞諾夫思想在國內的影響力得到了提升，但是在這些引用和討論中往往存在一種對恰亞諾夫觀點進行簡化和貼標籤的傾向，存在過度解讀乃至誤讀。當代最活躍的恰亞諾夫思想的傳播者，農村社會學家提奧多·沙寧（Teodor Shanin）將恰亞諾夫的學術境遇比作「三次死亡」：繼20世紀30年代遭遇政治迫害之後，由於蘇聯科學研究受到政治制約，恰亞諾夫的學術聲譽在之後的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依然未獲得認可；在恰亞諾夫名譽得到恢復之後，他又被迅速「偶像化」成為「掛在牆上的擺設」，談論恰亞諾夫成為一種時尚，他的思想卻並沒有得到充分的理解與應用。當恰亞諾夫在發展研究文獻中被提到時，通常被視為「小而美」觀點的代言人和小農戶的捍衛者，成為資本主義進步理念和國家干預主義共同抨擊的目標。事實上，恰亞諾夫並不是「小」與「大」之間任何一方的擁護者，他所反對的是「大的是美好的」現代化線性思維，在農業發展中倡導「混合的才是美好的」這一發展理念（Shanin,2009）。中國學界也不乏對恰亞諾夫的某種簡化式理解，已有的學術討論普遍認為恰亞諾夫立場下的小農生產具有超越歷史條件的絕對穩定性（許惠嬌、葉敬忠，2017），是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相隔絕的理想化形態（鄭杭生、汪雁，2005；熊春文，2017；黃宗智，2014:8），他的農戶理論只解釋微觀層面農戶具體的決策行為和決策過程，忽視和迴避了宏觀層面的小農發展問題，是孤立、靜止的極端個體主義的研究取向（王道勇，2009）。由於被視為對前現代社會小農微觀行為的浪漫化與理想化，在農業轉型的當代討論中，恰亞諾夫的學術思想往往被視為過時的，不具有解釋力的（熊春文，2017），對農業的現代化發展不具有現實理論意義。

對於多年後讀者的評論與質疑，恰亞諾夫早在《農民經濟組織》一書的序言中就已經有過部分回應和澄清。作為農業經濟學家，他既充分認識到了小農家庭農場與世界資本主義之間多樣的聯繫方式，也反對當時的蘇聯學者對他進行的意識形態和保守主義抨擊。相反，他是立足於當下小農家庭農場的實踐形式來構建未來農業現代化和新型農村的萌芽，是通過對小農農場內部機制的分析來探尋它們應對世界資本主義的可能形式（恰亞諾夫，1996:11-17）。事實上，恰亞諾夫農民經濟理論的形成與提出本身就貫穿在他對俄國農業發展的宏觀構想之中。由於對恰亞諾夫農業經濟思想缺少全面而深入的閱讀和了解，當代讀者對他的理解往往偏之一隅。以家庭農場為基礎，農民合作是恰亞諾夫理論思想的另一支柱，它們共同構成了恰亞諾夫「小農場+合作社+支持型國家」的現代農業發展模式。然而，在恰亞諾夫的《農民經濟組織》英譯本於1966年問世之後，時隔多年，他的另一著作《農民合作社理論》（The Theory of Peasant Co-operatives）的英譯本才於1991年問世，其影響力遠不及前者（Bernstein,2009）。農民合作社理論融合了恰亞諾夫對家庭農場和俄國國民經濟發展的多層次思考，彌合了小農場主體和大生產之間的實踐跨越。通過介紹和補充恰亞諾夫關於「農民合作」的觀點，我們將看到他的農業經濟思想對當下促進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的中國農業發展所具有的實踐價值與理論意義。

二、俄國合作化運動與恰亞諾夫的合作社研究之路

俄國在1917年十月革命爆發之際已經發展形成了高漲的合作社運動，合作社的數量和參加人數在世界上均位居前列。19世紀60年代的農奴制改革之後，私營經濟發展受到鼓勵，地方自治機構開始建立，合作社作為促進社會民主改革，減輕農奴赤貧現象的工具開始逐漸萌芽。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之後，自1905年起，合作社在俄國開始快速發展和普及。在1902年年初，俄國已經有1625個註冊的合作社組織，1912年增加到了18023個，1915年增加到了35200個，容納了1100多萬個農戶，這意味著俄國人口中有將近三分之一受到了合作社運動的影響（Danilov,1991:xi）。至1917年全俄共有63000個合作社，成員數高達2440萬人。截至十月革命時期，農村成為合作社發展的主戰場，合作社已成為俄國社會經濟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為眾多小農戶提供了融入市場經濟的機會，對於小農戶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張廣翔、袁麗麗，2010）。

在俄國合作社運動快速發展的背景下，恰亞諾夫自學生時代起就對合作社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當時的莫斯科彼得羅夫農學院（後改為莫斯科季米里亞捷夫農學院[Timiryazev Agricultural Academy]）讀書期間，恰亞諾夫曾於1908年和1909年在義大利和比利時度假，對兩國的合作社發展進行了專門研究。1909年，恰亞諾夫以《義大利農業合作制》（Co-operation in Italian Agriculture）為題出版了一個小冊子，分析了合作社在20世紀初的農業轉型中發揮的作用。他指出，合作社不僅能夠幫助小農抵禦私有資本，尤其是放高利貸者和中間商的剝奪，還能夠創造一種經濟機制，幫助小農經濟適應市場環境，實現整體性的發展。在他1909年發表的《比利時鄉村信札》（「Letters from the Belgian Countryside」）一文中，他解釋了農民合作的重要意義，即「在不對經濟均衡進行特殊改變、不對小規模農村經濟的組織計劃進行根本性破壞的情況下，使鄉村的技術經濟活動能夠享有大規模生產所具有的優勢」（Danilov,1991:xxi）。恰亞諾夫在1911年2月從莫斯科彼得羅夫農學院畢業之後立刻開始對合作社的研究（Bourgholtzer,1999:4）。在1914年之前，恰亞諾夫就和當時著名的俄國經濟學家，第一代合作社專家謝爾蓋·普羅科波維奇（Sergei Prokopovich）在莫斯科的沙尼亞夫斯基人民大學（Shanyavskii People’s University）成立了一個系，專門對合作社進行研究，這個系很快成為合作社發展的智庫中心。1915年，恰亞諾夫出版了《合作化簡明教程》（Short Course on Co-operation），這本書在1915年—1925年間再版了三次，在俄國產生了廣泛的影響（Danilov,1991:xxv）。恰亞諾夫還積極參與合作社的具體組織工作。1914年，他倡議組織成立了亞麻出口合作社。當時俄國是世界最主要的亞麻出口國，1916年至1917年期間，亞麻生產者合作協會（the Central Cooperative Association of Flax Growers）占據了俄國亞麻出口的壟斷地位，而恰亞諾夫正是時任協會理事長（Durlauf and Blume,1987）。

1917年十月革命的勝利給恰亞諾夫的農業經濟研究帶來了新的動力。十月革命為社會經濟的轉型帶來了新的機會，也讓恰亞諾夫看到了俄國農業和農村發展的新的希望。恰亞諾夫合作社理論的形成以及與之相關的政治綱領，無不受到十月革命勝利的重要影響。他積極參與推動社會民主改革，1917年4月他作為農業改革聯盟的發起者之一開始推動對俄國農政問題的討論，並以《土地問題何在？》（What is the Agrarian Question？）為題寫了一本冊子。十月革命之後的俄國，面臨著如何在小農個體生產占據主體地位的農村地區建立起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問題。恰亞諾夫認為，20世紀20年代晚期蘇聯的小農農業和鄉村社會需要一場大規模的變革與升級。他堅信，合作社的集體化是將大規模經濟、工業化和國家計劃的要素引入小農經濟的唯一可行方式（Danilov,1991:xxxiii）。他對十月革命後蘇聯農業發展道路的思考和回答集中濃縮在其1919年出版的著作《農業合作化的基本思想與組織形式》（The Basic Ideas and Organizational Forms of Peasant Co-operation）中。這本書是恰亞諾夫十餘年合作社研究的結晶，該書在1927年以《農民合作社理論》為題進行了再版，並進行了大量修改和補充。

三、家庭農場的組織優勢與規模局限

恰亞諾夫的合作社理論是以小規模的家庭農業為基礎的。從恰亞諾夫的理論形成過程來看，農民農場組織的理論基礎問題正是在他參與農業諮詢工作和合作社組織工作的過程中逐漸顯現出來的。「關於農民農場組織問題的大量經驗材料日益積累起來……且無法用古典經濟學中關於個體經濟企業組織的理論框架來進行解釋」（恰亞諾夫，1996:5）。因此他將農民農場稱作家庭勞動農場以區別於使用僱傭勞動的資本主義企業，提出解釋農民農場的獨特組織理論。在農民的家庭農場中，家庭勞動是認識農民農場組織的根本性質的基礎，家庭經過全年勞動獲得單一的勞動收入（family labour product），並且通過與所獲得的物質成果的比較來對勞動的耗費做出評價。這種家庭不僱傭家庭外勞動力，有一定數量的土地可供利用，自己擁有生產資料，並且有時不得不將其一部分勞動力用於非農業經濟活動，如商業和手工業。在《農民經濟組織》一書中，恰亞諾夫圍繞土地、勞動和資本這三個主要要素的組織方式論述了家庭農場與資本主義企業的差異。

（一）土地的使用

在鄉村手工業、商業和畜牧業發展水平較差的情況下，恰亞諾夫以土地播種面積作為衡量家庭經濟活動量的主要指標，正是家庭結構決定了家庭經濟活動規模的上限與下限。家庭經濟活動能否達到最大規模，取決於家庭勞動力能否以最大強度和最高利用率提供勞動量，農場經濟活動規模的下限則取決於家庭維持生存所絕對必需的物質利益的數量。由於家庭的規模與構成會隨家庭生命周期而變化，這使得家庭農場經營規模（即土地耕種面積）在村社土地制度彈性較大的情況下呈現出波動起伏。由此，恰亞諾夫提出了家庭農場經營中的家庭生命周期理論以及對農場經營規模變動的「人口分化」的理論解釋。「人口分化」的提出並非否定社會分化，「這並不是說我們正在放棄使用『社會分化』的概念，社會分化在農村是相當普遍的存在著」（恰亞諾夫，1996:38），而是對除去農業資本家和農業無產階級之外的廣大俄國「中農」群體中存在的多元分化給出一種解釋。與之相對的，資本主義農業企業的經營規模則是由資本量和土地面積決定的，相對固定的不變資本決定了資本主義農業企業的經營規模是穩定不變的。

（二）勞動的投入

恰亞諾夫看到，即便是同一個地區的農民農場在勞動的使用方面也存在很大差異，這種差異就源自不同農場的家庭結構。家庭內部結構和地區的生產條件決定了家庭農場中勞動量的水平，在一個地區特定的生產條件下，勞動量的使用就取決於家庭的消費需求。農民受家庭需求的驅使而從事勞作，並隨著這種需求壓力的增強而開發更大的生產能力。當消費需求出現增長，農民勞動自我開發的程度也隨之加深。另一方面，勞動能力的耗費又受到勞動本身辛苦程度的制約。由此，恰亞諾夫提出「勞動辛苦-效用平衡」，來解釋農民勞動投入背後存在的邏輯關係與心理過程。資本主義企業是以總收入減去原材料費用和工資之後得到的純利潤值來判斷生產勞動是否有利可圖，是否要繼續投入勞動。與之相對，家庭農場中沒有工資的概念。在不利的市場條件下，農民農場具有比資本主義農場更強的生命力，因為農民勞動農場為滿足家庭需求可以接受更低的單位勞動工資水平，可以進一步提高勞動辛苦程度。

（三）資本的形成

家庭農場總收入在資本形成和勞動力補償之間進行的劃分有其獨特的邏輯。資本主義企業的總收入在補償預付資本之後，將剩餘價值用來擴大再生產。與之相對，家庭農場的資本補償與積累是同生活需求的滿足相聯繫的，農場收入的劃分依據的是生產與消費主觀評價的均衡，或者更準確地說，依據的是一種維持穩定的福利水平的願望（恰亞諾夫，1996:213）。在任何情況下，資本積累的數量都取決於生活需求滿足的程度。在生活消費水平很低時，資本積累的過程，甚至僅僅是資本補償的過程，都不可能明顯發生。在尚有大量基本需求未被滿足之時，人們不可能限制消費，也不可能顯著地增加資本積累（恰亞諾夫，1996:194）。只有在滿足家庭消費需求，補償預付資本後仍有剩餘，家庭才將剩餘部分用於擴大再生產。同時，只有既可以減少勞動辛苦程度又可以提高需求滿足程度的資本投資才是可接受的。

在對農民家庭農場生產組織的具體過程進行分析之後，恰亞諾夫以「勞動-消費平衡」概括了家庭農場組織計劃中蘊含的核心原則。包括農民農場在內的任何經濟單位，都是追逐利益的經營組織，都是一種以獲取最大收入為目標的企業（恰亞諾夫，1996:99）。農民家庭在組織生產之初，便企圖能夠使其需求儘可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滿足，為達到這一目的，農民家庭竭力做到用儘可能獲得最高單位勞動報酬的方式來使用自己的勞動（恰亞諾夫，1996:100）。這使得農民家庭不得不在缺少足夠的土地和資本的情況下組織勞動生產，努力使各生產要素之間達到一種一致而和諧的比例，實現符合自身實際的差異化的最優規模，這也使得現實中俄國鄉村的農民家庭農場呈現出組織計劃上的多樣性。

然而，對農民家庭農場微觀組織機制的剖析並非恰亞諾夫理論分析的終點，他的終極關懷在於俄國農業的發展。如其所言，「要認識個體經濟組織賴以存在的基礎，要弄明白總的經濟過程本身，我們必須充分闡明單個經濟組織的運作機制。……然而，脫離一般的國民經濟分析，我們便不能充分理解單個的個體經濟組織的性質」（恰亞諾夫，1996:100）。彼時俄國農業面臨的一系列環境變化包括：第一，大規模組織方式是所有經濟活動根本的組織理念（Chayanov,1991:1）；第二，包括俄國在內的世界農業正日甚一日地被捲入世界經濟的總流通過程中，資本主義經濟使農業日益處於依附地位（恰亞諾夫，1996:257）；第三，由於農業生產技術條件的限制，資本主義在農業領域的發展較為遲滯，且大規模生產的優勢不如在工業中顯著。但是，小農經濟在農業生產組織中展現出的生存能力本身並不意味著它不會受到資本主義經濟的影響（Chayanov,1991:3-5）；第四，資本主義在農業中的發展儘管較少在生產關係上表現為橫向集中和以僱傭勞動為基礎的大企業組織形式，但在經濟關係上，資本主義在農業中有了極大的發展。農業儘管還具有小商品生產者分散而獨立的性質，卻通過市場被納入按資本主義方式聚集而成的經濟體系之中，並受到金融資本主義最高組織形式的控制。這種資本主義的「縱向一體化」在當時是比農民的無產化更顯著的經濟變化。對於資本家來說，縱向一體化所產生的利潤要大於橫向的生產集中，還可以將很大一部分經營風險從資本家那裡轉嫁給農民（恰亞諾夫，1996:257,263）。

除了俄國農業面臨的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外部環境，小農經濟自身也與國家發展之間存在內部張力。恰亞諾夫看到，「俄國農業的社會經濟結構是由1850萬個分散的小農民農場形成的一種自發力量，其發展受制於各種自發的因素，基本上不受國家控制。……如果我們不希望動搖國家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穩定性與彈性機制，那麼就不能聽任國民經濟的一個最主要部門的發展處於某種自發的狀態。……我們必須致力於對自發的農民農場進行直接的組織控制」（恰亞諾夫，1996:265-266）。因此，以大量農民家庭農場為基礎的俄國農業面臨的核心問題是小農經濟的宏觀組織問題：小農經濟以怎樣的組織方式突破個體農場的規模限制，納入國民經濟總體系之中並與資本主義主導的農業縱向集中相抗衡？小農經濟是否需要縱向集中，如果需要，應該以怎樣的形式組織？（Chayanov,1991:20）。恰亞諾夫對於這些問題給出的答案便是農民合作社。

四、農民合作社：縱向一體化的規模生產

恰亞諾夫對於以合作社作為農業理想組織形式的論述是從農業的生產規模和組織方式兩方面入手的。恰亞諾夫的現實關懷並未停留在小規模的小農戶生產本身，他關注的是如何在保全小農戶主體性的基礎上實現農業的大生產，「毫無疑問，在農業和工業當中，大規模的經濟組織形式具有極為可觀的優勢，能夠降低生產成本」（Chayanov,1991:3）。橫向集中（horizontal concentration）和縱向集中（vertical concentration）是實現規模化生產的兩種常見的組織方式。從當時資本主義在農業中的發展來看，橫向集中的方式面臨很大的制約。「在工業中，集中和擴大生產規模的主要形式……是通過將很多小規模的、在地理分布上分散的企業在經濟和技術層面上合併成一個巨型企業，從而將很多人力和機械集中到一個較小的空間中，以大幅降低生產成本。但是在農業中，要實現這樣的橫向集中幾乎是無法想像的。……農業就其本質來說必然與廣闊的地域相聯繫，一個農業企業的規模越大，它就必須占用更大的面積。這意味著它不可能在空間上實現集中。……家戶規模越大，它耕作的土地面積就越大……農產品的數量越大、運輸的距離就越遠，交通成本就會增加。農戶通過擴大生產規模而獲得的收益就會被增加的交通成本抵消」。（Chayanov,1991:3-4)

正因如此，當時的俄國農業並未出現大量的大規模農業企業。如恰亞諾夫所看到的，「幾乎在每個地區我們都可以觀察到，與純粹的勞動農場相伴隨的還有資本主義的農場形式。在俄國，這種形式的農場尚未成席捲之勢」（恰亞諾夫，1996:255），「（農民自發的橫向一體化）這一過程的規模相當可觀，但是，它沒有、也不可能達到一種巨大的規模，以致可以成為我國農業生產一體化政策的全部基礎」（恰亞諾夫，1996:267-268）。以農民自發分化而形成大規模農場，進而被國有化為大型農業企業，這樣的發展路徑在當時的俄國並不具備現實基礎。「在蘇聯農村政策的背景下，在1924年土地法案實施、土地國有化之後，這種路徑是不可想像的。小農階級的無產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該成為蘇聯政策的一部分。在革命時期，我們不僅無法將分散的土地集中成大規模生產單元，還不得不把以往的大地產分成小塊。……在當前階段我們能夠採取的唯一的橫向集中形式就是將小農的土地以不同類型的合作社的形式集中成為大規模生產單元，例如農業公社，或者土地共耕協會等形式。這一過程正在大面積鋪開，但是它的發展規模並不能達到農業生產集中所需要的程度」（Chayanov,1991:21）。

從當時的現實來看，實現小農戶的規模化生產唯有依靠縱向集中的方式。由於農業生產的特殊性，當時的資本主義已經在用縱向集中的方式來控制農業了。「近來對農業中資本主義發展的研究已經表明，農業資本主義的發展不會必然採取以資本主義生產線、使用僱傭勞動的大型農業企業的形式。農業是從屬於商業資本主義，通過對小商品生產者和市場的聯結進行控制……農村資本主義開始滲透到生產過程之中，將某些生產環節從小農生產活動中分離出來」（Chayanov,1991:6）。俄國農民，乃至20世紀上半葉中國農民被深深捲入世界經濟之中，這本身就體現了資本主義流通體系在發展中國家的農業中引發的深刻影響。在恰亞諾夫看來，這種資本主義縱向集中產生的後果是將農民變成了附屬於資本從事生產的勞動力，他們承擔了被資本家轉嫁的生產風險，失去了生產的自主性，面臨著從半無產化淪為無產化的境地（Chayanov,1991:7），「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最具壓迫性的資本主義剝削方式」（恰亞諾夫，1996:270）。因此，他堅定而明確地提出，「實現小農戶集中化的最重要的方式就是縱向集中，它必須採取合作社的形式，因為只有以合作社的形式才能與農業生產有機銜接。在我們當前的條件下，要將規模經濟、工業化和國家計劃的要素引入小農經濟之中，只有通過合作社集體化的方式（co-operative collectivization），逐步地、漸進地將產業化生產的特定環節從單個農戶中剝離出來，並將其組成公共企業」（Chayanov,1991:21），「我們必須寄希望於勞動農場通過合作組織形式加強自己的經濟實力，從而能夠抵禦大型資本主義的農場，維護住自己的地位」（恰亞諾夫，1996:256）。

恰亞諾夫在《農業合作的基本思想與組織形式》（The Basic Ideas and Organizational Forms of Peasant Co-operation）一書中將農民合作社界定為「農民經濟的一部分，從農民經濟中剝離出來以便按照大規模的原則進行組織」。只有農民經濟存在，合作社才會存在（Danilov,1991:xxxi）。為了使合作社能夠實現規模效益，恰亞諾夫首先區分了農業生產不同環節中存在的差異化的最優規模。他將農業生產的主要技術過程分為四部分：第一，機械過程（包括耕地、播種、交通、收割、牲畜運輸等）；第二，作物生長和牲畜養育的生物過程；第三，原材料深加工的機械過程（例如製作黃油、亞麻等）；第四，將農戶與外部世界相聯繫的經濟過程（買賣、銷售、獲得貸款等）。從技術角度來看，有些活動更適合大規模組織（如原材料深加工的機械過程），有些更適合小規模農場（如生物過程）（Chayanov,1991:46）。農業生產的不同種類在不同環節上所需要的最優規模也有所不同，例如奶業合作社的運營是在2英里—3.3英里的半徑範圍內，甜菜和土豆合作社的運營是在6.6公里的範圍內（Chayanov,1991:208）。這意味著一個企業整體的最優規模和每個生產環節的最優規模是有區別的，為了實現農業中經濟組織的最優化，就需要打破企業的整體性，將一個農業企業的組織計劃分解成基本的組成要素（Chayanov,1991:46）。因此，「差異化最優」（differential optima）理論就成了農業合作的基礎性組織理念，只有通過合作才能將這一理論付諸現實。正是由於在技術上有可能將組織計劃分解成單個的要素，小農農戶才能將那些在機械和經濟層面需要較大最優規模的生產環節分離出去，和其他同類型的小農戶一道，將這些環節以合作社的形式在更大規模上來運轉。那些最優規模沒有超出小農戶家庭規模的生產活動則繼續由家庭來負責（Chayanov,1991:47）。合作社是將那些在大規模生產形式上具有優勢的經濟活動集體化，同時把那些以小規模形式組織更好的部分留給單個家庭農場，並不是農業的所有環節都進入合作社的組織形式中。合作社的組織是在很寬泛的範疇中運行的，但它始終遵守一個界限，那就是家庭農場的參與基礎。通過這種組織方式，小農家庭能夠在獲得經濟穩定性的同時在經濟和技術上變得更強健（Chayanov,1991:207）。

五、合作社的理念基礎：小農戶的主體性

恰亞諾夫所構想的農業發展模式是將小農家庭以合作社的方式組織起來，使其成為在技術上具有先進性同時又免於被地主階級和資本積累剝奪的農業生產組織（Bourgholtzer,1999:16）。合作社的構成、運行和發展無不體現出以小農戶為主體和基礎的特色，這些理念原則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面向小商品生產者的組織構成

現代的合作社體系只有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下才能發揮作用，合作社並不是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之外運行，其組織構成面向的是嵌入在資本主義體系中的最大多數的小商品生產者。恰亞諾夫通過引用季米里亞捷夫農業經濟科學研究所1925年的農戶分化研究勾勒了合作社服務的對象群體。這項研究將當時的俄國農戶分為六類：第一，傳統的富農（kulak）家庭；第二，在農業和非農業活動中大量使用僱工的半資本主義式農戶；第三，既不使用僱工也不遭受其他資本主義剝削，主要通過商品流通與資本主義發生聯繫的農戶；第四，既不使用僱工，也不被別人僱傭，但是由於缺少生產資料、土地和工具，可能成為富農的剝削對象的農戶；第五，由於缺少土地或其他生產資料，經常需要向第二類農戶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的農戶；第六，無產化的農戶，主要收入來自出賣勞動力（Chayanov,1991:26）。在這六類農戶當中，富農因其剝削性的盈利方式，無產化農戶因其在生產資料上的絕對匱乏而無法納入合作機制，其他四類農戶均在合作社的成員範疇中。合作社也因此成為面向大多數俄國農戶的組織機制。在這些農戶當中，合作社的社會基礎又特別地依賴兩種類型的農戶：以或多或少使用僱傭勞動為基礎的農戶家庭（恰亞諾夫稱之為市場導向的資本化農場[capitalist market-oriented farms]）和通過使用家庭自己的勞動力而不是使用僱傭工人獲得主要收益的農戶家庭（即市場導向的家庭農場[market-oriented family households])(Chayanov,1991:31）。或者說，恰亞諾夫所分析的農民家庭勞動農場即是合作社的構成和服務主體。即便是在今天的中國，以家庭自有勞動或在一定程度上使用僱傭勞動從事商品化生產的家庭農業依然是小農戶經營中的主要組成部分，他們成為市場經濟機制下合作社組織的根基。

（二）以農戶利益為先的經濟核算

合作社組織是由追求自己利益的小農農場組成的，合作社對成員農民負責。合作社存在的目標就是提高每個成員的生產率和收入，減輕每個成員個體在生產和家庭管理中的負擔與成本，從長遠來看使其免受中間商、銷售商和高利貸者的剝削，取代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生產。因此，合作社組織不應有自己單獨的經濟意圖（Chayanov,1991:248）。合作社的規模不是由可用資本的數量決定的，而是由聯合起來的農戶的需求決定的。合作社的結構和盈利既不是由資本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本性決定的，也不是由合作社機構自身的利益決定的，而是由農戶的利益以及農戶通過合作社所獲得的勞動收入決定的（Chayanov,1991:47）。一個合作社如果作為一個企業沒有盈利，但是提高了成員的收入，它的存在就是有意義的。合作社的成功是以成員收入的增加來衡量的，不是由合作社自身的利潤來衡量的（Chayanov,1991:48）。

（三）以小農戶為主體的發展願景

農民家庭農場的主體地位是恰亞諾夫區別於其他合作社理論家的關鍵，也是他與史達林產生政治分歧的原因所在。如他所言，「很多合作社理論家認為，我們所解釋的這些合作社的形式最終將逐漸走向所有農業生產過程的完全社會化，發展成大規模的集體化企業，而單個的家庭農場將完全消解。這種想法尤其在十月革命之後非常普遍」（Chayanov,1991:207）。針對這一點，恰亞諾夫澄清道，「將某些特定活動從小農家庭組織計劃中剝離，融入到大規模企業中，這首要地代表的是眾多小規模家庭農場，而不是某一個事物的發展階段，是對一種原則和理念的體現」（Chayanov,1991:208）。

恰亞諾夫將自己的農業發展模式稱為合作社集體化（co-operative collectivization），以區別於史達林的集體化。他認同史達林集體化政策的目標，但認為完全集體化的做法是錯誤的，從農業生產規模的角度來說，完全的集體化公社是無法實現不同經濟活動的規模效率的。鄧大才將恰亞諾夫的「縱向一體化論」與史達林的「集體化改造論」之間的區別進行了總結：從改造的基礎來看，前者是建立在家庭或者農民農場基礎上的合作，後者是在消滅家庭或者農場的基礎上的吞併；從改造規模來看，前者不強求規模效益，後者則追求規模效益；從改造時間來看，前者主張利用市場和農民的自願，自然漸進地形成，後者主張國家引導和干預，加速行政推進；從所有制來看，前者不強求公有制，後者要求將小農改造成公有制甚至國有化（鄧大才，2013）。在恰亞諾夫看來，實現農業轉型的路徑應是小農戶自下而上的多元合作，是大規模和小規模生產單元的靈活組合，是與生產活動相適應的差異化的最優規模。同時，集體化和農業合作社也並非完全不相容，它們不應該相互取代，而應該相互補充。「在建築、存儲和畜力的使用等方面，集體農場的經營規模具有明顯優勢，在勞動集約化、勞動精細度和管理決策制定等方面小規模農場則具有優勢。……因此，如果我們不是從意識形態的角度，而僅僅是從比較不同社會經濟類型的經濟優勢和存續能力的角度出發，那麼這個問題（規模的問題）就不再是一個原則問題，而是化約為如何對兩種經濟產生的整體經濟效果進行量上的比較。這個問題在不同地區和不同的農業生產組織中會有不同的結果」（Chayanov,1991:209）。然而，遺憾的是，在史達林集體化政策時期，恰亞諾夫的科學分析顯然沒有獲得這樣客觀的評價與對待。

六、對中國農業的啟示：小農戶如何銜接現代農業？

恰亞諾夫在近一百年前提出的問題——如何在小農戶作為生產主體的前提下實現農業現代化的規模效益，如何將數千萬分散的小農戶納入國家發展的宏觀計劃之中——在今天的中國依然適用。自2007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現代農業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首要任務以來，政府一直在積極培育龍頭企業、專業合作社、家庭農場、社會化服務主體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以推動土地流轉，加快規模化經營而形成的這些新型經營主體可以看作以橫向一體化來實現大生產的一種努力，然而這樣的橫向集中已然面臨一定的限度和困境。一方面，土地流轉進程雖快但發展潛力有限；另一方面，土地的大規模流轉引發了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如農業生產的「非糧化」，村莊治理的公司化，小農戶利益的被剝奪以及農地流轉衝突加劇等（葉敬忠等，2018）。截至2016年年底，中國經營規模在50畝以下的農戶仍有近2.6億戶，占農戶總數的97%（農業農村部，2017），小農戶仍是中國農業生產的主體，他們如何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成為制約中國農業發展的關鍵所在。在當前已經湧現出的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多元實踐當中，小農戶的主體性依然處於弱勢，小農戶在不同程度上處於人格依附和市場依附的狀態。未來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重點在於突破小農戶的生產弱勢、組織弱勢和市場弱勢，以土地規模化、組織規模化和服務規模化的方式將小農戶引入現代農業發展的軌道（葉敬忠、豆書龍、張明皓，2018）。在這一意義上，恰亞諾夫關於農業組織中橫向集中、縱向集中以及農戶、合作社和資本主義企業等主體在不同類型一體化過程中作用的討論，對於我們夯實和利用小農戶的主體性，加強對小農戶的組織和服務，靈活實現規模經濟等都具有很強的相關性和啟發性，對於梳理微觀農戶經營和宏觀國家農業發展之間的連接關係具有重要借鑑作用。

在學術研究中，恰亞諾夫之所以被提及和認識，在很大程度上源於20世紀20年代他與俄國馬克思主義者之間在農業轉型問題上的道路分歧。時至今日，恰亞諾夫的思想觀點依然受到很多馬克思主義者的質疑和詰難，然而也有越來越多的學者跳出理論派別的界限，重新審視恰亞諾夫農業思想的貢獻。恰亞諾夫和馬克思主義者之間的分歧並非不可調和，實際上，恰亞諾夫認為他的研究是屬於馬克思主義傳統的（Van der Ploeg,2017）。在對農政問題的思考上，他和考茨基有著一定的相似之處，他們都將研究的落腳點放在處於資本主義經濟背景下的小農戶和小商品生產者，勞動是這些小商品生產者收入與生計的核心（White,2018）。除去對農民分化方式的不同解釋之外（實際上兩種分化方式共存於俄國農民當中），恰亞諾夫和列寧對於農業中機械的使用，技術的革新等方面持相同的積極態度（Bernstein,2009）。正如本文開篇提到的沙寧對恰亞諾夫學術境遇的評價，恰亞諾夫最大的理論貢獻是他跳出了二元對立的認識論局限，以混雜多元的視角看待農業與農民。對於農民，恰亞諾夫既反對馬克思主義者對小農徹底否定的態度，也反對不加批判地信仰農民。恰亞諾夫理論中的農民，是世界經濟中的一分子，是開放系統中的一員，是融合了微觀-宏觀、結構-行動不同分析維度的行動者。他們既受到世界經濟的影響，又反過來作為一個整體與宏觀世界產生聯繫。對於農業，他既看到小農戶在勞動質量和精細度上的獨特優勢，也看到大規模生產的必要性與先進性，重要的不是非白即黑，而是如何在農業生產組織中將二者兼容並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實，是在現階段眾多小農戶存續的情況下實現現代農業的發展，是在堅持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化大生產論斷的前提下為中國的農業和農村發展尋找適宜的特色道路。就這一點而言，擱置長久以來圍繞恰亞諾夫的理論紛爭，恰亞諾夫關於農民經濟與農民合作的思想對於當下中國農業的發展無疑具有重要的實踐指導意義。就理論意義而言，對恰亞諾夫思想更深入、系統的挖掘使我們能夠更好地進行理論融合，從微觀和宏觀層面對中國乃至世界範圍內的農業轉型做出更深入的分析與理解。正如揚·杜威·范德普勒格（Jan Douwe van der Ploeg）所說，「我們不僅有可能將政治經濟學的分析（關注社會結構及其對小農農場的影響）和恰亞諾夫主義的分析（理解具體的影響以及小農的應對過程）相結合，……而且常常也必須加以結合。這種結合的目的不是為了辨析二者的毫釐之差和想像的不兼容性，恰恰是為了使它們融合成為一個有力的理論工具」（2019:20）。

恰亞諾夫的農業合作化思想不僅是一種農業經濟思想。恰亞諾夫在論述中多次強調，合作社不是一個企業，而是一種社會運動和社會經濟制度。在十月革命前的俄國，以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合作社只是一種幫助小規模商品生產者適應資本主義社會的工具，是小生產者為了生存而抗爭的武器。但是，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合作社就不僅是一個社會群體或一個階級的技術手段，而是被轉化為新社會經濟結構的基礎之一（Chayanov,1991:22）。「在社會主義社會或者至少在我們目前的國家資本主義制度的條件下，……它從一個社會階層，甚至是一個階級的技術性工具轉變成了新社會經濟制度的基礎之一」（恰亞諾夫，1996:268）。恰亞諾夫所構想的，是具有合作精神的農民組織以及以此為基礎實現的鄉村社會有序管理和可持續發展，這恰恰是當下我國鄉村振興的目標和願景。在縱向合作的機制下，一個將小農戶有效組織和連接起來的，繁榮的現代農業產業，也必將為鄉村社會的振興發展奠定基礎。

原標題：從「家庭農場」到「農民合作」：恰亞諾夫的合作化思想及其對中國現代農業發展的啟示

作者：潘璐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

來源：開放時代2020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