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唐思
現今我們提到車諾比事故，很容易就被一個觀點影響，那就是蘇聯體制對事故必須承擔一切責任。其實簡單粗暴地將車諾比事故歸咎於蘇維埃體制的官僚主義、管理混亂和溝通不善，本身就是極其不負責任的。這種觀點只看到了事實的一方面而已。不可否認，進入20世紀80年代中期，蘇聯這台已經運轉了60多年的重型機器，已經出現了運轉失靈的徵兆。但我們也應該看到蘇聯體制在此次事故中的集中高效。
載有專家的直升機在4 號反應堆上飛行，伊戈爾·科斯廷（Igor Kostin）攝。
事故發生10小時之後，蘇聯中央政府就成立了應急臨時委員會，由部長會議主席（相當於總理）雷日科夫牽頭。當天20時，部長會議副主席（相當於副總理）謝爾比納到達車諾比，接管搶險領導權，同時啟動大規模疏散。考慮到蘇聯領土的廣袤性和當時交通工具的效率，這個反應已經是相當迅速了。當晚，雷日科夫和總參謀長阿赫羅梅耶夫元帥商議決定出動軍隊救援。而在4月26日全天，蘇聯氣象、水文、輻射和公共衛生監測部門迅速組成出動監測人員，在半徑1000公里內展開輻射環境監測，出動直升機500餘架次收集空氣樣本檢測輻射劑量，為蘇聯政府的疏散決策提供了基礎數據。4月27日早晨，蘇軍化學兵司令皮卡洛夫將軍率核防護部隊2600人搭乘400輛專用車輛乘運輸機、直升機飛抵事故現場。4月27日至5月6日，直升機向4號反應堆投下了5000多噸滅火材料。4月29日又成立以部長會議主席雷日科夫為首的蘇共政治局應急行動小組，全權負責車諾比救災工作，每天召開兩次會議討論進展、布置救援。5月2日，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利加喬夫和雷日科夫抵達車諾比，在車諾比區委大樓與設在此處的蘇聯政府臨時委員會現場辦公。此後，這個應急臨時委員會一直在車諾比辦公，實行領導成員輪流值班制度，部長會議副主席級（副總理級）的高級領導幹部伊萬·斯捷潘諾維奇·西拉耶夫、尤里·德米特里耶維奇·馬斯柳科夫、列夫·阿列克謝耶維奇·沃羅寧等在車諾比輪流值班，直至當年9月放射劑量穩定為止。
車諾比清理工人清理3 號反應堆的頂部，伊戈爾·科斯廷（Igor Kostin）攝，因為來自腳下
在疏散居民方面，體現出蘇聯體制的矛盾性。事故直到發生18個小時之後才開始疏散當地居民，34小時後才派出大巴大規模疏散，但在短短兩個小時之後，當地約3.5萬居民就全部撤離。這種矛盾性一方面體現在對於重大災害的遲鈍，但另一方面卻表現出極大的高效性。
此外，蘇聯政府臨時委員會對烏克蘭、白俄羅斯的500萬人作了預防性體檢，50多萬人作了永久性防治登記。蘇聯水利部還組織了規模浩大的水利防護工程，修築了130多條堤壩以保護1500平方公里範圍全部河流，避免放射性塵埃隨雨水流入普里皮亞季河危及下游第聶伯河腹地。普里皮亞季當地居民其實在這30多年時間裡面也一直得到了特殊照顧。不僅每人每月會領到一筆金額足夠生活的撫恤金，還被要求按月去指定醫院體檢，體檢不報到不發撫恤金。其中位於核心區的幾萬居民還曾經被送去古巴療養，後來古巴政府將療養院建成了一所醫學院。
最後，蘇聯政府決定給4號反應堆建造一個「石棺」。1986年12月，石棺最後合攏，由當時起重量最大只有20噸的米-26直升機將重達35噸的石棺吊放成功。而操作這台直升機的，就是蘇聯空軍的一名功勳試飛員。毫無疑問，正是在這種集中高效的體制下，蘇聯政府成功組織了大量搶險者參加了車諾比事故現場搶險。1986年5月3日，蘇聯發布全國招募令時，就有大約4萬名工人自願報名參加救援。經不完全統計，僅1986與1987兩年，就有24萬人參加，而總共參加救援的人數，有資料顯示是60萬人。
圖為1986 年10 月，4 號反應堆被蓋上「石棺」鳥瞰圖，12 月，石棺最後合攏
橫向比較，與美國三里島事故和日本福島事故相比，蘇聯政府的處置其實是可圈可點的。尤其是福島事故當中東京電力為了保住機組減少損失，甚至阻撓將海水倒灌至反應堆，這種反人類的行為在蘇聯幾乎是不可想像的。有人曾經做了一個比喻，如果核電站的事故是廚房著火，那福島核電站的事故就是廚房裡起了小火，然後日本蒙住自己的眼睛裝看不見，放任火勢越來越大，最後把整個廚房都燒了，日本還把燒煳的菜拿出來給別人吃。而車諾比的事故，就是廚房在幾分鐘內就成了一片火海，煤氣罐還在吱吱作響，隨時都有再炸一次，並且把整個廚房炸到天上去的可能。蘇聯要做的，就是冒死衝進去拎出煤氣罐丟到池塘里，然後滅掉沖天的火焰，再把整個廚房徹底封死。這麼看來，對車諾比事故的處置，蘇聯應該是值得被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