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自媒體火熱，也催生了一個詞：「創意經濟」，只要你有好的創意，並持之以恆地做下去，經濟效益自然就滾滾而來了。
其實，這個東西不是現在才有的，古代也有不少這樣的例子，比如明末清初的袁駿。
袁駿是苦出身，三歲喪父，是母親節衣縮食，將他拉扯成人。其母吳氏以節著稱，年輕守寡，至87歲終生不嫁。袁駿長到14歲，感佩母親養育之恩，敬仰母親守節之苦，萌生了彰其母節的意念。袁駿剛14歲，作文水平不怎麼樣，他自己寫不來文章，便突發奇想，擬借名家之筆來「代自己立言」。
袁駿本缺人脈，父非名門，母非望族，並無請動名人的硬條件，袁駿信的是誠能感天。只要是名人，不管是近在十里鄉鄰，還是遠在千里關山，他都一路趕去，撲通一聲跪下去，長跪不起，名人不答應為其母親做文章，他就不起身。
人心都是肉長的，對這樣一個有孝心的少年，名人大都會感動起來，何況孝心是那麼的合古符今。這些名人，聽了袁駿口述，或作文，或吟詩，對袁駿母親備極讚頌。
行千里路，求千百人，「遍乞海內賢大夫之言」，袁駿收集了一擔母愛主題歌，回家了。一到家，袁駿就伏在母親膝下，高聲朗誦，讀給母親聽，把母親感動得不得了。
這時候，袁駿又有了一個想法：要讓全天下人都知道自己母親的偉大，於是，袁駿把這些文章刻印成冊，還請動了大名人陳繼儒，「陳征君繼儒見而器之，又知孺人苦節，作詩以記孺人，名曰《霜哺篇》。」
袁駿一發而不可收，書成，他又出發了，一年下來，又是一大卷，結集出版，為《霜哺篇》二卷。
袁駿之感人，不是出了一卷，再出二卷，而是自此之後，一直到死，都在做《霜哺篇》，歷時長達60年，彙集了6000餘人創作，當時幾乎所有名人都被他請動供稿，如錢謙益、吳偉業、朱用純、陳繼儒、袁枚、王士禎等等，作者千百，書名不易，都叫《霜哺篇》。
沒有證據證明，袁駿始借天下名人，以補世道人心，為的是開闢孝道經濟。一個14歲的孩子，哪能有那麼市儈氣息的名利之心呢？袁駿立意之初，心地確是純潔而明凈的，感親恩，頌母節，明子心，維人倫，是袁駿的初衷。但到了後來，袁駿漸漸發現，傳道與經濟不是冰火，而是水乳，道德文章也是可以成為道德經濟的，於是，袁駿就靠這個謀生了。
袁駿抓住了孝字，開辦《霜哺篇》雜誌，與主旋律合律，與民眾心理合拍，自然得到了朝野一致支持，袁駿也成了感動中國人物。雜誌影響力無限增大，袁駿趁勢擴大了徵稿人員，拓展了徵稿範圍，不單只征名人稿，也不單征表彰袁駿母親之稿，而是任何人都可以投稿，任何人都可以表彰自己母親。
天下誰無母親？天下父母心誰不可憐？所以，袁駿再也不用走跪求徵稿的路子，而是坐在家裡，那些表達母愛主題的稿子有如雪片飛來，堆積如山，取捨不盡。能在《霜哺篇》雜誌上發表文章，不但著文名，而且存孝名，文章與道德兼美，感親恩與揚己譽兩得，自然極受歡迎。
袁駿定期出雜誌，與徵稿一起飛來的，不但有稿子，而且有銀子，通聯費、審讀費、印刷費，財源廣進來四海；訂閱款、發行款、購書款，生意興隆達三江。
袁駿之初，是「傭書以養母」，給大戶人家抄抄寫寫，幹些為人司筆抄信之雜役，賺取碎銀子；《霜哺篇》做大了，則靠「編書以發家」。魏禧曾經在給《霜哺篇》做序跋時，一遂袁駿美意，對他60年一貫單做孝事讚頌有加，二也用了春秋筆墨，在其「文最遒婉」中，也「中有數語尤刺骨」，比如其中有語謂「貪者之言多於財」，就是揭示袁駿後來徵稿與征財並舉。
時人論及袁駿創舉，由最初讚頌有加，轉為毀譽參半，丑其名曰「名士牙行」。所謂「牙行」，說的是為買賣雙方說合交易而賺取中介費者，袁駿開辦《霜哺篇》，在名士與非名士間奔趨，征書，出書，賣書，每環都賺些銀子，想起來沒甚出格的，明末已然萌生市場經濟了，一般人都有理解能力，對這般事物不再訝異，但時人何以還有微諷？源自袁駿將道德做了商業用途。
傳播道者，卻要賺錢，到如今也是為人詬病的話題，遑論明清？
其實說來，這也是好事，若傳道者皆須行「貧道主義」，有道都非固守窮苦不可，無德者卻是無限占有社會資源，那誰願去傳道呢？拾金不昧，物歸原主，不要原主分文酬謝，這聖賢般高義，孔子也是不贊成的，該收取的就收取，才能引導讓更多人加入德道上來。
只是搞道德經濟者，須守道德底線，做孝道詩文者，叫別人盡忠盡孝，而自己卻是「舉孝廉，父別居」；做愛情美文者，叫別人長相廝守，自己卻是紅旗不倒彩旗飄飄；做愛國大言者，叫別人為國捐軀，自己卻卷了細軟到已開發國家做寓公去也……這種道德經濟，才是最可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