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陳丹青：我不過說了一點可憐的真話》，引來一些莫名其妙的風涼話，這是在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
我對網絡上一些名人風評向來遲鈍，譬如對於莫言那種暗戳戳的扛著紅旗反紅旗、靠抹黑國家討好老外的論調，是一點也聽不懂。
今天繼續聊一篇陳丹青。有人覺得前文太追捧，也有深諳陳丹青背景的人認為此人是在國外混不下去，才潤到國內吃起青年導師、專給年輕人烹制雞湯的爛飯，要其他讀者理性看待。
那就理性一下，看看陳丹青對年輕人的態度到底是怎樣的，現在變化到什麼程度。我以為這都可以從平遙那場映後交流活動的破圈回復的分析中得到答案。
每隔上一段時間，就會有一段功成名就的老前輩致年輕人的金句截圖或短視頻大面積傳播。這方面，《十三邀》《人物》《我在島嶼讀書》等深度訪談節目、平面報道、綜藝節目是主要素材來源。
在這些訪談中，最後的話題總要引向關於年輕人，有時節目組或訪談者會把現場一個年輕的工作人員推出來，讓他們提問。希望老前輩點撥幾句，指一下人生的方向，假如十分為難，那就講幾句體己話，安慰安慰。
大部分時候這些老前輩是配合的，理解的，乃至同情的，他們願意多說一些讓當下的年輕人感到並不孤獨的話。你們不容易。你們太難了。這種場面讓人看了要流淚。近兩年《十三邀》就貢獻了不少此類老者給年輕人的智慧箴言。比如出版家鍾叔河，現當代文學研究泰斗錢理群，歷史學家許倬雲，等等。
對於對現代年輕人無法改變現狀的無力感的問題，92歲的鐘叔河說，面對自己和歷史有很多東西不能無法改變，那就去面對它，做自己能做的事，去讀書，去思索。我沒有勇氣去講自己想講的話，但我絕對不講我不想講的話。
84歲的錢理群則認為，現在年輕人能夠感到困惑，反而是一個好事，這是一個為未來四五十年的生命尋找自己的人生命題的恰當契機。這總比覺得什麼都挺好要正常。另一方面，他覺得自己沒有權利去批評指責年輕人，也沒有權利跟著他們走。他給自己的定位是一個提問者而非人生導師，在年輕人真的需要幫助的時候，去幫上一把。
93歲的許倬雲站在一個歷史學家的高度去回答現代人找不到人生意義這個大哉問。許倬雲以小兒麻痹之軀闖蕩出一番學術事業，這讓他尤其看重個人的力量。他說，別管外邊亂成什麼樣，要找到自己的歸宿和理想境界。你不自尊，誰來尊敬你？
許倬雲是個忠厚長者，《十三邀》正片之外，還花了許多時間詳細答青年在線提問。視茫茫，發蒼蒼，誨人不倦。愛護青年之心令人動容。
即便是文學界頂流余華，潦草小狗搞笑段子手之餘，也不免在年輕人的問題上正色起來，充滿同情。他說時代變了，在他們那個年代，努力工作，有上進心，一定會得到回報。現在如果有人這樣告訴你，那是雞湯。他對初次聽說的流行文化有近乎直覺的拆解能力，孔乙己脫不下的長衫？本質不就是就業困難嘛。舉全家之力念了個大學甚至碩士博士出來，干一份中學畢業就能幹的工作，能沒有落差嗎？但他還是要給出一點光明的尾巴，就像初登文壇時，期刊編輯對他要求的那樣。他說，當你遇到困難的時候，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你要進步了。
啥也別說了，當代年輕人可以一無所有，但不能沒有餘華。
例子就舉這麼多。聽這些早就功德圓滿財務自由的老前輩還能設身處地理解年輕人的處境及困境，除了瞬間破防熱淚盈眶，還能怎麼辦。
也有人不想加入這種煽情兮兮的《藝術人生》時刻。
我看最近《人物》有一篇對90歲老作家王蒙的採訪報道，老規矩，最後採訪者想要用苦逼的年輕人問題給這篇訪談稿一個漂亮的傷感的 ending。萬萬沒想到王蒙兩手一攤，慚愧，我不懂現在的年輕人。採訪者有朱軍老師的氣勢，不問出點便於傳播的戳中人心的金句怎麼行：
你怎麼理解年輕人的喪文化，你想了解年輕人、和年輕人在一起嗎？你想對現在困惑的低落的年輕人說點什麼？
王蒙真是被逼得沒辦法，什麼喪文化，我看就是嬌氣包。他認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問題。沒好直說的是，就你覺得難，誰沒年輕過？青春萬歲，要爭朝夕。哪有時間躺平？當然，老前輩嘛，還是要以鼓勵為主，不拋棄，不放棄。
王蒙還是委婉的，要說大膽發言，還得是今天的主角，陳丹青。前兩天在平遙電影節一場映後交流中，他對現場一些年輕人的熱情提問的回答也破圈了。
我先是看了一下文字版。給人直觀印象是，提問不能叫提問，大部分是自我感動的個人經歷陳述或追星式發言，通常是漫長「提問」後，陳丹青簡潔明了給出幾個字回應：
牛逼。我也不知道。我也很困惑。你蠻激動的好像。傻孩子，沒問題。
不是長者的諄諄教導和口苦婆心。話說得很酷。也行，鍾叔河錢理群許倬雲那種顫顫巍巍的談話，年輕人受用。70歲陳丹青的酷哥派頭十足的直言不諱，年輕人更要引為知己。
後來我又到網上找到這次映後交流的完整視頻，陳丹青一再cue 觀眾多向《局部》導演謝夢茜提問題，但是台下觀眾感到擁有一次在偶像面前自我表達的機會殊為不易，自顧自說起自己的經歷和感慨來。當一個觀眾說完，陳丹青很快接上去一句「牛逼」「謝謝你，我也不知道」。說時眼睛已經在尋找下一位舉手的觀眾。
我是不知道這個視頻里的回答如何鼓舞人心了。就因為陳丹青能操幾句粗話？難道從中看不出他的不耐煩嗎？提問者漫長的發言後他不做任何展開很快刷短視頻一樣滑過去，是不是更像潑向提問者掏心掏肺一腔赤誠兩包熱淚的一杯冷水？
別誤會，我一點不是在指責陳丹青。我想說的意思是，陳丹青的不耐煩，接近於不回復的回覆，看上去似乎是不想屌年輕人，本質上說，是有點絕望。他絕望的是這麼多年過去，年輕人的問題還是那些問題，多年前向他求教的年輕人和現在向他求教的年輕人，簡直沒有分別，還是一樣苦哈哈的憂傷的年輕人。
陳丹青是因為他的繪畫創作，他的隨筆寫作，更是因為他在社會文化問題上的針砭時弊犀利發聲，才贏得今天的世俗名聲。且其中許多議題都和年輕人息息相關。他為他們仗義執言，衝冠一怒。這是他自2000年歸國後一直受到各個時段年輕人追捧的主要原因。
陳丹青和上述其他德高望重的老前輩老藝術家最大的不同是，他至今一露面，一張口，仍有鮮明的年輕人個性。這種個性就是，不買帳。
我看映後交流視頻，說到他這次放的山西出土壁畫紀錄片《線條的盛宴》一開始被各個視頻平台拒絕的經歷，最後沒辦法，放到了投資方理想國旗下的「看理想」APP 里。下面這句就好玩了，看理想是個小站，喜歡裝逼的人才去看。然後說台下可能就有很多裝逼大師。
哈哈，在這個知名老前輩要對脆皮年輕人脆弱的內心嚴防死守大氣不敢喘的當口，陳丹青還是敢幽上一默，開一句有那麼點銳度的玩笑。
陳丹青是我們還有公共知識分子這個詞和對應人群以及這個詞尚未被污名化的時候，最有名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我們都知道他的出道故事：因僵硬的教育制度，他四年沒招到一個滿意的研究生（滿意的學生總因政治或英語差一點無緣錄取），隨後上書陳情，無果，最終憤而辭去清華美院教職，引起社會反響，從此就有了個持不同意見者的媒體形象。
這事發生在2000年到2007年。七年教學生涯後，掛靴而去。彼時任廣州暨南大學藝術學院院長的張鐵林消息靈通，請陳丹青吃飯，酒飯到耳酣處，張鐵林說，丹青你來吧，美術這邊你幫我管管，全按照你的意思辦。陳丹青問，可以不考政治和英語嗎？張鐵林無話，喝酒喝酒。
自此陳丹青成為無組織無單位無頭銜的個體戶。媒體不會放過這個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寶藏男孩，講演、約稿不斷。那時他不過四十來歲，正是年富力強唾液分泌旺盛的年紀，每到一個高校演講先是連退三步，自謙道「我向來不會做演講，我都不知道要說什麼」，真講起來就是一頓結結實實的有備而來的強力輸出。
這些演講稿和訪談稿積攢到一定數量，就成了一本本書，《退步集》《退步集續編》《荒廢集》《草草集》《談話的泥沼》，書名一再貶低自我，一再後退，退到塵埃里。而翻看書中內容，方理解這不過是百米短跑的起步蓄勢，有些話說起來真是有「去他媽的，就這麼說了能怎樣」的撞南牆氣概。
有人驚呼，陳丹青寫得文章讀起來也太犀利、太痛快了吧，他認為大驚小怪，他就是如此性格，如此說話，也如此寫文。他反問，會不會是大家活得太不犀利太不痛快了？
正是如此。我們現在不是不犀利不痛快的問題，而是太窩囊太憋屈太沒有尊嚴的問題。
我們都是沒有身份的人。陳丹青一言蔽之，在中國，什麼是沒身份？沒單位沒工作沒錢沒權，就是沒身份……這一關很難過的。他說，我最怕看見年輕人自卑，可是我們的教育就是讓你越來越自卑。
早些年，陳丹青也是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試圖向年輕人多說點話，多給他們一些建議。但是他特地留出的互動時間，常被這些「怎麼找男朋友」「怎麼看待剩女」等烘氣氛的問題給打岔，他也有東拉西扯的好口才，就這樣皆大歡喜浪費掉一個個認真交流的機會。
現在的情況稍有不同，本質一樣。年輕人的提問從社會轉向自己，變成「我很苦悶」「沒有人理解我」「什麼是藝術」「要堅持畫畫嗎」。這些老問題他也不知回答過多少遍，後來發現正經回答年輕人聽不進去，聽了也不當回事，那就用你們能聽懂還能聽得興奮話來講吧。
什麼是藝術？藝術就是裝逼。你看我現在就是裝成了。
再到今天，逗悶子也懶得逗了，當不同的年輕人同一波問題襲來，什麼是藝術？
答，我也不知道。下一位。
陳丹青祖籍廣東，生在上海，文革期間下放贛南插隊，八十年代遠赴美國，九十年代去到台灣，千禧年後回到北京，是一個吃過苦受過罪，走過世界見過世面的人。紐約十年解放了他的天性和思維，教育了他什麼是個人尊嚴以及這個社會對個人尊嚴的重視程度。
要說話，要抗爭，年輕人得有年輕人的樣子，什麼也沒有活出自我重要。回國後發現國內青年人不是那麼回事，一個個都太乖了臥槽。但是他表示理解。雖說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問題和難題，但拿自己年輕時候吃的苦來和今天年輕人的困境作比較，要在吃苦程度上表明自己的優越感，像有些老資格老前輩做的那樣，這種傻逼事他從不幹。
可是關起門來，他面對記者或伏在案頭，回憶彼時正年輕的時候，記者問，你對生活悲觀絕望過嗎？你想過自殺嗎？
這個問題扔給當下任何一個年輕人，都會有一通十分鐘不打結的熱淚流淌地痛說。陳丹青只有一句，我他媽活都來不及，我跟蟑螂們一樣呢！
回到平遙那場映後交流活動上的破圈陳式回復，我想陳丹青那一刻在想，我知道你們都很不容易，可怎麼你們就認了輸、動不動要哭、脆弱成這樣呢？拿出一點生命力給我看看。
應該說起碼在今時今日，陳丹青可能陡然發覺，他已經和當下的年輕人無法交流了。該替年輕人說的話他說得夠多了，明知無用，罵也罵了，得罪也得罪了。現如今，他寧願沉默一點，這既是對社會多年積弊得不到解決的靜坐示威，也是對當下年輕人哭哭啼啼沒有一點個性強度的怒其不爭。
我在翻閱陳丹青著述時，有一個令我微微吃驚的發現，他會在講演或文章中經常引用李敖的話。我吃驚的地方是，李敖這個文學自大狂，早就不是一個自認為深刻和嚴肅的讀者或作者會提及的過時人物了。
我少年時是李敖的熱心讀者，不用多想，我立即明白過來，為何陳丹青會高看一眼李敖。我曾在文章中說，李敖活出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理想狀態，有與當權纏鬥牢底坐穿的骨氣，有一人一支筆就是一本刊物、一個出版社的勤奮，有寫一本禁一本禁一本寫一本的百折不撓毅力，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白話文前三名都是我的張狂個性。這樣一個知識分子形象，我想也是陳丹青十分嚮往而不能至的。
如果有機會單獨談李敖，我想陳丹青一定會向現在的年輕人推薦年輕時的李敖的一篇文章，它的名字叫《老年人和棒子》。這篇雄文是台灣六十年代文化論戰的重磅炸彈。它主要論述的是，新老之間如何妥當的得體的不起事端的完成交接，讓青年人有尊嚴地登上歷史舞台。投放這枚炸彈的時候，李敖26歲。
誠然，上世紀六十年代台灣年輕人李敖面臨的問題和我們有很大不同，但把嚴峻的問題放一放，我們現在的年輕人，讀書人，或者知識分子，是不是也可以有年輕的李敖那種不買帳的頭鐵精神？
現在當這樣的一群年輕人來問70歲的陳丹青要他手中的棒子相助一臂之力的時候，他到底該怎麼交出去、又能交出去怎樣一根棒子呢？
這是我從陳丹青在平遙映後交流活動中的破圈回復里，一點不揣冒昧的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