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我的這個戰友，叫郭振，這是真名真姓。當下決心要講講這位戰友的故事後，我想這又不是見不得人的壞事，咋就非要採取隱去真名模糊地址後的非虛構寫法呢？

60後的郭振高中畢業，在地方沒考上大學，和我一樣想通過當兵這條路跳出農門。

我們60後這代農村青年，剛好是那首流行歌曲唱的一樣：《我們是80年代新一輩》。

到1986年，高考那真是萬人過獨木橋。在我們邯鄲就是考上地區農校，就一個中專，上學就把農村戶口帶到了學校，學校畢業公家包分配工作，戶口再從學校轉到畢業後分配的單位。

中專畢業，還是大專畢業，農村戶口就晉升為了城鎮戶口，就跳出了農門。哪怕是初中畢業考上地區師範在縣城的分校，當時叫「小中專」，畢業後，也就農轉非了。

如果路遙的小說《人生》中的高加林，是通過考大學進入縣城工作，而不是走後門參加工作的，高加林的對象黃亞萍媽媽，再有權勢也不可能把高加林從縣城廣播站趕回農村。

農轉非後，分在公家部門就是公務員，分在企事業單位就是職工。總之都是進了公家的部門，吃的是大鍋飯，端的是鐵飯碗，每個月領工資，還能過星期天節假日。還有一個最大的優勢，找一個同樣吃公家飯的結婚，生的孩子就是城裡人。

而一個農村高中畢業生，名落孫山，回到農村，就要種責任田，修理地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靠天吃飯，不怕日頭暴曬，不怕霜打風吹，在農村找個媳婦，生了娃娃後，上小學初中，高中畢業，再繼續重複走老爹的進城跳出農門之路。

「社會」給予一個城市戶口的各種附加值，那是農民想像不到的。所以，在我們年輕的時候，都盼望有個像高加林叔叔那樣的大官，把自己弄到縣城去吃公家飯。

寫這麼半篇鋪墊，這是為了讓條友們了解下當時的社會背景，才能讀懂我的戰友郭振為啥要通過三代人努力進入城市，成為城裡人。

到部隊後，郭振吹拉彈唱，是個文藝青年。一個文藝青年分到了一個木工連隊，每天跟木料鋸子刨子打交道。考軍校難度也相當大，考了兩次沒考上去。

郭振跟我一樣，都退伍回到了農村。那個年代，一個農村青年要跳出農門，只有兩條路：從村裡考上大學，或者在部隊提干。

這兩條路郭振和我都沒走通。我這人有一種遁世思想，農民就農民吧！自古道：種地交了糧，勝過自大王。當一個農民，與世無爭也不賴呀！

在以後的日子裡，偶爾戰友聚會什麼的，從來沒看見過郭振。終於有一次打聽到了郭振的下落，知情的一個戰友說，郭振在北京某報社上班。

我從心裡祝福郭振，總算如願以償。

後來有了手機，可上網了。我跟郭振聯繫上後，郭振告訴我，他在北京某報社打工，當排版工人，這些年，就埋頭打工掙工資攢錢，家裡房子還是舊房，沒用翻蓋。

郭振說：俺是下了決心，孩子看來也難考上大學。那麼俺就先在縣城買一套房子，讓孩子先進入縣城，找個工作，哪怕開個檔口，堅決不能再回農村。

郭振說，咱那個時候，若在部隊混好，孩子現在就不用這麼費勁了。

郭振說：俺規劃好了，先把兒子女兒都先送進縣城；然後跟兒子一起努力，再把孫子輩的人送到邯鄲或者邢台石家莊，大點的城市。

進入北京？祖孫三代不想了。郭振說：城市越大，各種資源越好，越利於子女發展。

聽了郭振這硬梆梆的事業發展規劃，我從內心十分佩服他。不像我這麼渾渾噩噩，得過且過，今朝有酒今朝醉，一點進取心也沒有。

2016年6月中旬，我有事去北京，想起了郭振。打了個電話，老戰友20多年沒見。晚上郭振和我找了個路邊小攤，弄了三個菜，弄了一瓶酒，邊吃邊聊。

吃完喝暈，在偌大的京城。郭振說，別住旅館了，在我這將就一晚吧！省一二百塊錢。我說行。郭振住的地方，是報社半間平房，原先是倉庫，只能放下一個床墊。這有個好處，睡覺別怕從床上滾下來，不僅床墊就地鋪著，因為兩邊都是牆。

我說：郭振，你這麼多年在北京就這麼住？

郭振說：這好多了，以前說不定在哪兒將就一晚上。郭振說，報社排字早換電腦了，他自學到電腦通，業餘時間淘點破電腦元件，組裝電腦在網上賣，靠報社打工那點工資根本不行。

郭振在北京這20多年是怎麼過來的？我不想問，扒開郭振的傷口，我也能感覺出來疼痛來。

比起郭振，村裡有大院子，有住不完的房，我一個人一個兩米寬大床。

就寫到此打住吧！這就是生活，這就是生活中的芸芸眾生，包括郭振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