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授權轉載自新片場學院
「車諾比事件」是一個影響極大地災難性事件，災難性事件的典型特點是：大家都知道很可怕，但沒有人「敢說」具體有多可怕。
為了各種複雜的考慮，或者某些「技術原因」，對於災難性事件的改編總是困難重重，而《車諾比》的播出則令人格外的驚喜，為大家提供了「紀實類」災難片上映的一點點參考。
建議沒有看過《車諾比》的朋友也去看一下，觀摩學習也罷，紀念致敬也好，把它當成災難片也好，故事片也罷，看過之後一定會讓你有所收穫。
《車諾比》由克雷格·麥辛（Craig Mazin）執筆﹑《絕命毒師》的導演喬韓·瑞克執導，口碑爆棚，全網好評。豆瓣9.6，爛番茄新鮮度95%。
大家一致認同車諾比的引人入勝之處在於逐漸逼近的恐懼感不曾消散，出色的技巧和對制度性腐敗的智慧剖析使這場國家悲劇得以戲劇化呈現。
不過對影視從業者而言，更具有參考意義的是，這部劇在改變過程中從劇情的表現形式，到人設的調整，以及事件的展現形式，在災難性事件的影視化改編中都具有一定的提示性。
更戲劇化的表現形式
正如電影對於任何歷史事件的「戲劇化表現」一樣，作家和編劇在將一個事件搬上熒幕時，「百分百還原事件」是沒必要的，那是紀錄片要做的事情，影視化改編必須做出調整。在《車諾比》中更是如此。
《車諾比》進行戲劇化調整的另一個原因是：這個事件基於一場複雜的科學事故，如果過於著眼於事件本身的原理，細節處的科學知識會導致觀劇要求大大提高，超出大部分人對於核運用的認知，包括核反應堆和核裂變如何發揮作用，以及那麼可怕的事故為什麼還會有人試圖掩蓋。
如果編劇克雷格·麥辛堅持故事的科學性展現，這部劇對大多數人來說都是乾燥，複雜和無聊的。幸運的是，他們沒有，而且戲劇性的改編中也充滿保持了影視化的高質量以及對於事實的尊重。
克雷格·麥辛和其他製作人事前做了大量的研究，雖然最後依然不是百分百準確，但確實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更具「集合性」的人設
適當的把「角色」進行融合與刪減是一種常見的操作。在災難性事件的改編中，往往參與事件之中的人物會很多，但是對於觀眾而言，把注意力放置在太多角色身上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比如《權力的遊戲》就是以角色眾多聞名，但也正是由於角色太多，導致後期作者馬丁一直寫不出來接下來的故事，而編劇只能把部分角色融合刪減。
在《車諾比》中，艾米麗·沃森飾演的蘇聯核物理學家烏拉娜·霍繆克就是一個「復合體」。不像故事中的其他主要人物，烏拉娜·霍繆克並沒有一個單一的角色原型，而是事故發生後在車諾比工作的數十名蘇聯科學家的「角色融合」後的「復合體」。
這些科學家，就像烏拉娜·霍繆克在劇中表現的一樣，是最早站出來質疑車諾比核反應堆危險的科學家，他們中很多人因為直言不諱而被監禁。
《車諾比》第五集結尾中，明確表示，這一角色是多位科學家的「角色綜合體」：
「（Valery）Legasov得到了數十名科學家的幫助，他們在車諾比與他一起不知疲倦地工作。Ulana Knomyuk的角色是為了代表他們所有人而設立的，並尊重他們對真理和人性的奉獻和服務。」
更具直觀衝突性的「事件節點」
車諾比以一場戲劇性的審判結束，其中穿插了對事故的閃回，觀眾們第一次從核電站內部看到事故原因。這段劇情很精彩，也以極具戲劇衝突性的方式讓結局充滿神秘感。然而，這場審判並不是準確的「歷史再現」。
在歷史上確實有這樣一場審判，劇中大部分描述是真實的，但也存在一些戲劇性的改編。例如賈里德·哈里斯（Jared Harris）飾演的角色瓦列里·萊加索夫（Valery Legasov）並沒有出庭，也沒有提供確鑿的證據證明那些應該為爆炸和熔毀試驗負責的人有罪。事實是，Legasov在一段時間之後，在另外的場景下才提出了他的證據。
這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編劇用巧妙地戲劇性手法，讓現實中可能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逐漸發生的事情，在一個事件的關鍵節點集中性的爆發出來，使之具有更強的感染力，也讓觀眾更容易理解事故與實驗的性質，讓觀眾理解核裂變的複雜過程。
讓觀眾已經熟悉的角色以非常基本的方式解釋所發生的事情，對觀眾來說更容易消化信息。
「往期回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