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金生
1949年初，隨著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尤其是三大戰役勝利結束之後，中國革命發展大勢已定，新中國的誕生指日可待。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開一月政治局會議，討論並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目前形勢和黨在1949年的任務》的決議，指出:「北平解放後，必須召集第七屆第二次中央全體會議。」1949年2月11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和各前委工作的負責同志發出了《關於召開七屆二中全會的通知》，並對應參加會議的人員和能否來出席做了考慮和安排：「中央定於三月一日起在原駐地召開第二次中央全會，會期五天至七天⋯⋯西北野戰軍因作戰在即，德懷同志是否能到會請加考慮。向前同志病體如不便車行，可不來參加。鄭位三陳少敏兩同志現在養病期中，請東北局、華北局分別通知他們考慮是否能來，如不便遠行亦可不來。現在港、滬的劉曉、劉長勝兩同志因路遠不可能參加。李井泉、陳丕顯兩同志不是中央委員，因為他們各擔任一個方面的工作，應邀他們參加此次會議。」2月18日，又做了一個補充通知：「中央決定羅榮桓、薄一波、彭真、葉劍英、黃克誠五同志不參加七屆二中全會，留在原地主持工作，其他現在華北的各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於醜儉（1949年2月28日）前趕來中央開會。」
由於戰事繁忙，路途遙遠，原定的3月1日開會時間改在了3月5日。賀龍、彭德懷、王震、習仲勛接到通知後，安排好工作於2月17日啟程，經過長途跋涉，於3月4日才到達西柏坡。會議籌備工作由中央書記處書記周恩來總負責，由楊尚昆具體負責。之後，會議所需材料的準備與複印、會場布置、安全警戒、攝影照相等各項工作，都緊鑼密鼓地準備起來。
七屆二中全會作為中央在進城前的最後一次中央全會，將明確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後，中國共產黨在政治、經濟、文化、外交、黨建等方面的方針和政策。為此，中共中央特別重視政策學習，目的在於要求與會的每位代表更加全面地了解當時的革命發展形勢及掌握近期黨的革命任務，為建立和建設新中國做好準備。
1949年3月，七屆二中全會召開期間周恩來與鄧穎超在西柏坡的合影
1949年2月26日晨，毛澤東寫信給周恩來，要求為召開七屆二中全會做好學習材料的準備工作。信中首先指定的學習材料是《政策彙編》，是由當時西柏坡中央政策研究室編輯的1948年以來黨的重要文件專集，是一份黨內文件的彙編，分為形勢與任務、軍事、城市政策、農村政策、群眾工作、黨的建設等八部分，主要彙集了中共中央各領導人的文章、中共中央以及新華社、中宣部等部門發布的文件、發表的文章等共107篇。
3月3日，毛澤東又函告周恩來，請其將中共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決議鉛印若干份發給參加二中全會的各位同志，作為討論經濟政策問題的參考。同時，為了更有效地提高全黨的政治理論水平，中央宣傳部決定編譯一套十二冊「幹部必讀」書目，毛澤東批示送七屆二中全會審議。
除了準備有關會議材料外，周恩來還非常重視警衛工作，為了保證會議絕對安全，周恩來親自找來負責大會警衛工作的中央警衛處處長兼中央駐區司令部參謀長方誌純，要他彙報準備情況。方誌純回憶，周副主席詳細詢問了警衛力量的分布、警衛點的設置、出現情況的處理方案等等。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對敵人已經不是秘密了，方誌純向周恩來彙報，在西柏坡周圍五縣，除部隊外，民兵也進行了組織動員，加強了裝備。同時我們還號召群眾準備了些土武器，就是為了打敵人的空降兵和騎兵等。周恩來對負責警衛工作的人員說:「這次警衛工作很重要」，「第一，要絕對安全；第二，要依靠群眾；第三，要保密，但不要神秘。」並且幫助他們進行了周密的部署。另外，周恩來還從前線調來了幾門高射炮，布置在西柏坡四面山坡上，高炮營和第63軍187師第560團擔任外圍警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