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格林與德拉賽特《The Whitechapel Pool》，混合材料，2018年
藝術圈向來以孤傲著稱，每位藝術家都試圖標榜自己的獨特品位以獲取不可替代性。而偏偏有這樣一群人，他們明明也是極有態度、超不合群的「新新人類」，卻也會組團「開黑」——領獎、創作……這是為什麼？
12月3日，英國最具影響力的視覺藝術獎——透納獎（Turner Prize）在萬眾矚目之下公布了獲獎名單：勞倫斯·阿布·哈姆丹（Lawrence Abu Hamdan）、海倫·卡姆莫克（Helen Cammock）、奧斯卡·穆里略（Oscar Murillo）和泰·莎妮（Tai Shani）。
從左至右：奧斯卡·穆里略、泰·莎妮、海倫·卡姆莫克、勞倫斯·阿布·哈姆丹
四位提名藝術家以團體名義同時獲獎，在透納獎歷史上實屬首例。不過事實上，在這場皆大歡喜的結果背後，實則蘊含著他們對世界時局與文化動向的深入思考——「面對當下在英國及全球範圍內爆發的政治危機，人與人之間的分歧、孤立之風『扶搖而上』。我們希望能以藝術之名尋求世間寶貴的共性、多樣性及穩定性。」
泰·莎妮《DC 塞彌拉彌斯》，裝置藝術，2019年
奧斯卡·穆里略作品展覽現場
而四位藝術家之所以能共同得獎，其原因在於他們的作品共享了同樣的精神線索：致力於為曾在歷史上被主流群體、主流文化邊緣化的群體發聲。
海倫·卡姆莫克《長電影》（The Long Note），2019年
說了這麼多，藝術家組團領獎的原因想必你已經有了一些了解。既然如此，我們不妨快馬加鞭，繼續探究其組團創作的原因吧。
「東拼西湊」的藝術團體
法醫建築
01、法醫建築（ForensicArchitecture）
與其將成立於2010年的法醫建築稱之為藝術團體，不如直接將之定義為一個跨學科的技術團隊。
因為該團體的15名成員都不是藝術家，這些身份各異的律師、建築師、電影製片人、記者、程式設計師和科學家齊聚倫敦，目的是利用科技手段創建動畫視頻和交互式地圖，並利用可導航的3D模型揭示世界的不合理現象。
法醫建築《Black Friday (European Pléiades satellite image at 11.39 a.m.)》，2015年 Forensic Architecture.
法醫建築《HERBICIDAL WARFARE IN GAZA》，影像靜幀，2014-2019年 Forensic Architecture.
作為一支極富社會責任感的技術團隊，法醫建築近年來製作了多支反映社會現狀的視頻作品。其內容包含了敘利亞境內的非人道化學襲擊、以色列霍克斯地區的傾覆與重生、「世界上最糟糕的地方」——敘利亞Saydnaya監獄中的酷刑等等。
通過整合與記錄這些頗具震撼力的事件，法醫建築意在揭露世界各地正在發生、卻鮮為公眾所知的罪行及人權侵害事件。
法醫建築《Forensic Justice and Propositions #7: Evidentiary Methods》，公共展覽項目，2019年
但也正是由於其作品內容的限制性，其當作藝術品用於展覽的可行性遭到了部分觀眾的質疑。他們認為，儘管法醫建築在藝術界的地位日漸上升，但其利用犯罪證據作為展品的做法欠妥。這些視頻不僅要為本身是否有警醒作用打問號，相反，它們還會引起公眾對政府能力的懷疑與焦慮。
法醫建築《OIL AND GAS POLLUTION IN VACA MUERTA》，影像靜幀，2013-2019年 Forensic Architecture.
法醫建築《Case of The Architecture of Hellfire Romeo》展覽現場，2016年 Forensic Architecture.
而值得一提的是，本次獲獎藝術家勞倫斯·阿布·哈姆丹便是法醫建築中的一員。他的兩個獲獎項目《Walled Unwalled》和《SFX》都是基於對敘利亞監獄中囚犯的採訪而製作完成的。
勞倫斯·阿布·哈姆丹作品
據了解，拘留者在被囚期間會被蒙上眼睛且禁止講話，聽覺是他們感受世界的唯一方式。所以在今年的透納獎展覽中，哈姆丹便帶領大家走入一個漆黑的空間。在這裡，聲音變為觀眾感知環境的「雙手」，並以此隱喻當今世界中所謂的「聽的政治」。
印度尼西亞藝術團體ruangrupa
02、ruangrupa
無獨有偶，印尼當代藝術團體ruangrupa同樣因其多元的人員構成——音樂家、教師、建築師等，被稱為「不可定義的混沌整體」。
團體名稱「ruangrupa」可被譯作「藝術空間」，其作為一個非營利性的藝術組織多年來舉辦了多場藝術活動，並樂於與其它機構跨界合作，在聲音、音樂、語言等各個方面都有著自身的獨特創意。
ruangrupa《Collecting Memories: The Village of Paper Making for Thousands of Years scaled》，2018年
ruangrupa《Lekker Eten Zonder Betalen [March 2 – 30]》，2003年
對此，團體成員有著更加具體的解釋：「我們不希望也不認為需要定義ruangrupa的實踐本質。當然你可以用一般的角度界定我們的藝術方式——團體、空間或是平台。然而我們更願意以『內容領導架構』的方式來思考，這會讓我們獲得更有彈性的工作邊界。」
ruangrupa《P_A_U_S_E》，2002年
ruangrupa《Singapore Night Festival 2010》，2010年
另外，面對藝術團體在人員構成上的不確定性，ruangrupa在每一次創作前都會評估此項目的體量，並以此調整團體人員的任務強度。然而無論是藝術實踐、策展還是團隊的運營，集體主義都是ruangrupa的一大特色。交流、共享、關懷也是他們在藝術創作中源源不斷的力量。
他們「1+1=1」
藝術家艾默格林與德拉賽特
01、艾默格林&德拉賽特（Elmgreen & Dragset）
艾默格林與德拉賽特是一對來自北歐的「靈魂伴侶」。如今，二人共事已超過20年，無論在工作還是生活中都早已難分難捨。
艾默格林與德拉賽特《HE》，大理石，32.5cm、Ø24cm，2016年
他們的相識與大多數人一樣——聊天、約會、辯論……之後變得越來越默契，以至於達成了精神上的統一，合體為一位全新的藝術家。在此之後，這對斯堪的納維亞二人組將創作的重點著眼於當今的社會問題，並以此語境為背景著力探索建築、設計、藝術三者間的關係。
艾默格林與德拉賽特《POWERLES STRUCTURES, FIG. 122》，混合材料，217.5×133.5cm，2001年
艾默格林與德拉賽特《SOCIAL MOBILITY FIG. 2》，混合材料，430×700×200cm，2006年
現在看來，他們的大多數裝置、環境藝術作品與早期的大地藝術（Earth Art）相關，並帶有強烈的極簡主義趣味。與此同時，二人在創作中始終以公共空間和日常設計為基礎，通過充滿智慧和諷刺的表達重新營造觀賞語境，以探究觀眾行為與心理的微妙變化。
艾默格林與德拉賽特《THE AGONY AND THE ECSTASY》，石膏、丙烯、鋼，60×60×35cm，2010年
其中，「空間錯位」這一概念在艾默格林與德拉塞特的創作中至關重要。因為他們此前特殊的工作經歷——艾默格林曾在劇團工作，而德拉塞特則從事舞台藝術出身。所以，「空間錯位」如今已成為二人在藝術上的共同追求，以至於兩位藝術家會特地在作品中融入戲劇與詩歌元素，以敘事文學的角度解構當下的藝術空間，為觀眾帶來一場純凈的「浸入式」體驗。
艾默格林與德拉賽特《ADAPTATION, FIG. 1》，不鏽鋼，227×42×40cm、Ø6cm，2018年
基於對世界不公現象的敏銳洞察，他們的作品以藝術之名廣泛回應了當下諸多的社會議題——身份概念、性少數群體、國家機器……此時的作品看似極簡純白，但其實質確是對社會機制和藝術系統的拷問。
艾默格林與德拉賽特《ETERNITY》，混合材料，133×155×66cm，2014年
艾默格林與德拉賽特《Too Heavy》，混合材料，2017年
02、吉爾伯特&喬治（Gilbert & George）
吉爾伯特和喬治是當代英國最具影響力、合作時間最長的藝術組合。他們不僅在創作中是彼此的最佳搭檔，在生活中二人也陪伴對方走過了半個世紀。
藝術家吉爾伯特和喬治
在此期間，二人受波普藝術、概念主義等觀念影響，共同以生命、宗教、君主制度和愛國主義為主題創作了眾多令人眼花繚亂的作品。他們在創作中從不避諱違禁字眼也樂於展示自身胴體，其或多彩、或黑白的巨幅攝影拼貼作品，直抒胸臆地表達出吉爾伯特和喬治極度前衛的人生態度。
吉爾伯特和喬治《Metalepsy》，2008年 Gilbert & George
吉爾伯特和喬治《Fear》，422×652cm，1984年 Gilbert & George
多年來，這些作品更是憑藉自身攜帶著的強大能量持續影響著英國極具話語權的當代藝術家，其中便包括了達明安·赫斯特（Damien Hirst）與翠西·艾敏（Tracey Emin）。
吉爾伯特和喬治《Death》，422×250cm，1984年 Gilbert & George
在眾多作品中，吉爾伯特和喬治最為人熟知的代表作莫過於《Singing Sculpture》，這件行為藝術品創作於1969年。當時，兩位藝術家分別身著正裝，在全身塗滿了顏料的情況下隨唱片歌唱。之後，他們也因大量同系列行為藝術作品獲得了「活體雕塑」的稱號，並因此成為影像藝術的先鋒人物。
吉爾伯特和喬治《Singing Sculpture》，1969-1991年 Gilbert & George
此外，為了讓藝術與觀眾產生更為直接的互動，吉爾伯特與喬治經常從生活中捕捉靈感。無論是詩歌般的田園風光還是倫敦那粗礪且現代的景象，兩位藝術家都可從中提煉出純粹的情感之作。而此舉也恰好回應了他們的創作宗旨——為了一切而藝術（Art for all）。
吉爾伯特和喬治《Drunk With God》，482.6×1102.4cm，1983年 Gilbert & George
吉爾伯特和喬治《Nine Streets》，423×1008cm，2003年 Gilbert & George
如今，吉爾伯特和喬治已年逾古稀。他們看似過上了平靜的老年生活，但是其內心的反骨卻依舊鋒利——樂於被定義為「對抗性藝術團體」，繼續做著違背常規且極富爭議的作品……
吉爾伯特和喬治《E.1》，151×127cm，2013年 Gilbert & George
也許藝術家並不像我們所想的那樣不近人情，若能在茫茫的藝術世界找到志同道合，甚至是相伴終生的夥伴想必是非常可遇不可求的小機率事件。然而無論團隊形式是「東拼西湊」，還是「1+1=1」，他們必然獲得了更加強大的創造力，支撐彼此在藝術界贏得一席之地。
[編輯、文/趙子琛]
[本文由《時尚芭莎》藝術部原創，未經許可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