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平安鼎
阿爾貝·加繆在《鼠疫》里說，每天忙得只有四小時睡眠的人，是不會多愁善感的。
4月2日下午，一架入境航班計劃降落於溫州龍灣國際機場。任職於溫州海關旅檢二科的蔣琦，將以登臨組組長身份帶領三名組員登機檢疫。他常把登臨工作比作「孤島」作業：
「你不知道身邊的旅客是否為病患，也不知道中途會出現何種突髮狀況，來不及等待後方支援，一切都要靠現場的快速反應。」
飛機登臨的前一晚，他連夢境里都在應對各種棘手的情況，無暇「多愁善感」。
「有未知的可怕，也有已知的可怕」
4月2日9時30分，離飛機預計降落時間只剩下三個半小時。
蔣琦的雙眼有些發紅，疲態難掩。航班在北京時間4月2日凌晨1點起飛後，回國旅客名單和人員組成信息才正式敲定，等到第一手資料的蔣琦，必須根據「一機一策」原則立即制定出針對性的處置方案。
在常態下，登臨組將通過入境者填寫的健康申明卡快速區分旅客的風險級別，參考旅客座位後再以有無症狀和高低風險來有序地組織旅客分批下機。
具體到本次入境航班，共有178名旅客，其中13人為中國赴義大利抗疫醫療專家組成員。蔣琦說，為了迎接最美逆行者凱旋，機場將舉行一場簡單而極具意義的歡迎儀式，因此這群人將被優先安排下機。「前一次航班中有醫護人員，我們也這樣做了。當醫療隊隊員從座位上起身時，機艙內的旅客們不約而同鼓起了掌，表示出了最大的尊重。」這一幕，讓醫學專業出身的蔣琦深受觸動。
待醫護人員下機後，接下來就要照顧到特殊人群。蔣琦特別留意到，本次航班孕婦較多，共13名，此外還有3名嬰幼兒以及29名兒童。
「一般來講，除了有症狀或是已經單獨坐在隔離區域的乘客，老人、孩童、孕婦也會先下飛機。」
蔣琦特彆強調，為了確保不讓旅客發生交叉感染，不同風險等級的旅客出艙的艙門也不一樣，「登臨檢疫、體溫監測等環節發現的有發熱等症狀的入境人員將從後艙門下機，並啟動『120模式』，即直接由120急救車轉運至負壓隔離艙進行排查採樣，疑似病例直接轉運地方衛生健康部門妥善處置。」
上百號人中，誰是確診病例光靠肉眼無從辨別，這是一種未知的可怕；而新型冠狀病毒的主要傳播途徑是經呼吸道飛沫和接觸傳播，在相對密閉的環境中長時間暴露於高濃度氣溶膠情況下存在經氣溶膠傳播的可能，這是已知的可怕。
「這兩種可怕時刻提醒著我，要做好防護措施。」早上9時30分，蔣琦準時等候在應急準備室門口，排隊領取當日的防護用品，包括防護服、護目鏡、N95口罩等。排在他前面的關員虞瑩瑩，是採樣組成員。3月26日，她采的其中一位女性旅客，經實驗室檢測最終確定為新冠病毒核酸陽性。得知消息是在當晚9點，剛好在吃泡麵的虞瑩瑩，緊張到瞬間沒了胃口。她在腦海里一遍遍回憶著作業過程，儘管自認防護措施到位，但自那天起，她還是與家人分開居住，以減少接觸。
從「應采盡采」到「靈魂三問」
從「艙門」到「國門」的防控每一步，容不得半點閃失。蔣琦說，登臨作業結束，機上人員分批下機後，他的工作暫時告一段落，剩下的，就交由採樣組成員。
「旅客入境時不一定有明顯病症，具有一定隱蔽性。所以現在我們做到應采盡采，為的就是進一步控制風險。」蔣琦解釋說。
停機位附近一樓的一塊空地通風良好，設置了10個採樣間，被用來作為臨時採樣點的工作檯，虞瑩瑩、林峰等專業人士在此對旅客進行採樣工作。
採集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標本是鼻咽拭子，需要將一根長長的干拭子與上顎平行插入鼻孔，直到與鼻咽後壁接觸，輕輕旋轉，停留數秒吸附分泌物，再慢慢移出拭子。動做要輕柔，部位要準確。
林峰說，和登臨組相同，採樣組面臨的風險同樣大。「病人在採樣過程中可能因為鼻咽部不適突然噴嚏、咳嗽，四濺飛沫的傳染性是非常強的。」
這不是林峰第一次直面危險。早在2016年，他在「11·21」溫州體校火災事故中沖在最前線救火，在救護車上，還把唯一的吸氧面罩讓給另一名傷員。堅持到醫院後，自己卻因缺氧昏迷數小時。疫情發生以來，身為90後的他又主動提出選擇採樣組，並於1月23日成功處置了旅檢現場的「第一例轉診病例」。
與蔣琦、林峰一樣，90後的李建珍同樣畢業於預防醫學專業。她負責登臨、採樣過後的流調工作。
流調是流行病學調查的簡稱。李建珍介紹，在流行病學調查中，最基礎的是「靈魂三問」：你從哪裡來？你要去哪裡？你到過什麼地方？「除了體溫檢測，還要詳細詢問對方旅行史、接觸史，是否服用過藥物，甚至職業、日常活動軌跡等等。」
此外，流調過程中還安排了專人進行醫學巡查。「比如有些旅客去洗手間遲遲沒有出來，我們就會懷疑他可能出現腹瀉症狀，又或者有旅客反季節性穿著，我們則猜測他是體溫高之後出現了畏寒。」蔣琦說，只要入境旅客表現出與正常人不太一樣的行為，醫學巡查人員就會加強關注，重點排查。
「守大門也是守小門」
登臨組、採樣組、流調組、處置組、查驗組、交接組、衛生處理組……自1月20日起，這些處於「臨戰」狀態的工作小組，構築起了一道阻止疫情跨國流動的防線。
原本較為輕鬆的氣氛在飛機抵達前一個小時發生了微妙的變化。當所有組員更換好防護服的一剎那，難以認出誰是誰，但護目鏡、口罩之下的凝重感卻悄無聲息地蔓延開來。
每個人都渴望縮短防護設備在自己身上的停留時間。「只有在穿上防護服的那刻，你才能體會到穿著有多難受；只有在穿了一定時間後，你才會真正體會到它到底哪裡讓你難受。」蔣琦以自己的感受來說，工作1-1.5小時，在N95口罩和護目鏡壓迫下，鼻樑會疼痛；工作2-2.5小時，由於口罩耳帶的拉伸，耳朵會疼痛得難忍。「鼻樑與耳朵的疼痛，會讓你很難受，恨不得馬上要脫掉裝備。」
不管是旅客還是海關關員，內心都希望能夠儘快通關，但縮短檢疫時間的前提是防控必須到位，「如果單純的直接讓旅客下機通關當然是最快的，但這種做法無法保證我們的防控有效，更會讓我們所有工作功虧一簣。」 溫州海關旅檢二科科長蔡村表示，儘管隨著疫情的發展，工作流程也在不斷改進和優化，但數個小時的檢疫時間還是在所難免。如此看來，辦事處食堂牆上貼著的「午餐少喝湯水」，倒不失為一種貼心且有效的提醒。
「往大了說，我們是在堅守國門，往小了說，我們也是在守護小門。只有大門防好了，我們的親人、朋友、愛人才會平平安安。」說這些話的時候，防護服之下的蔣琦，臉色通紅了起來。一切準備就緒，他和同事前往停機坪，只留下了瀟洒的背影。而流調區域內，幾個年輕人正在抓住最後時機拍照留念，她們比劃出的超人姿勢，莫名有些悲壯。
下午1點，飛機準時降落。一場戰「疫」打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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