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血漿療法」被公開以來，武漢血液中心預留的三個電話被諮詢者「打爆」。2月13日，武漢金銀潭醫院院長張定宇在新聞發布會上介紹「血漿療法」讓10位重症新冠肺炎（COVID-19）患者症狀得到緩解，一時間這種古老的療法獲得國內媒體極大的關注。
2月2日，國家衛健委公布的第四版《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中就已提出，對重型、危重型病人治療措施可採用恢復期血漿治療。
「血漿療法」也可以稱為「血清療法」，是通過提取治癒患者血漿、血清或免疫球蛋白，來治療對應疾病的患者。在傳染病治癒的患者體內，血漿在康復後不久仍存有大量的抗病毒或其它病原體抗體，如果有患同樣疾病的患者，可通過外源的抗體輸入，獲得被動免疫，從而達到殺傷體內病毒或病原體的目的。
德國醫生貝林因「血漿療法」獲得首屆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
早在100多年前，「血漿療法」就應用於不同的醫學領域中。值得一提的是，1901年首屆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就授予了利用「血清療法」來治療白喉的德國醫生埃米爾·阿道夫·馮·貝林（Emil Adolf von Behring）。
1890年，貝林進入柏林傳染病研究所，在這裡先後發現破傷風抗毒素和白喉抗毒素，所謂抗毒素就是含有相關病原體抗體的血清。貝林一開始將破傷風梭菌以及白喉桿菌注射在豬、山羊、馬等動物身上，通過提取這些動物的血清，以獲取抗破傷風和白喉的抗毒素。1892年，貝林將該療法應用於人體試驗中，以此來治療破傷風和白喉這兩種致命的傳染病。1901年，貝林因此療法獲得首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在單克隆抗體出現以前，「血漿療法」一直廣泛應用於抗病毒及其他傳染病領域。有文獻記錄，在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的病患救治過程中，該療法至少減少了20%的死亡。在近些年，國際上暴發的數次重大疫情中，該療法也均有應用。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出現後，「血漿療法」也被應急用於患者的治療。早在1月20日，「血漿療法」的前期工作就已開始，2月8日開始在湖北江夏區第一人民醫院用於患者的治療。2月14日，江夏區第一人民醫院副院長、血漿抗體治療負責人劉本德向《上海觀察》介紹到，患者接受「血漿療法」12至24小時後，血氧飽和度明顯上升，主要炎症指標明顯下降，淋巴細胞比例上升，臨床體徵和症狀均開始好轉。
2月15日，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召開新聞發布會對該療法也予以了肯定，認為「處於恢復期患者的血漿中存在大量的保護性抗體，可以用於對重症患者的治療。」
「血漿療法本質上就是多克隆抗體。」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華南腫瘤學國家重點實驗室教授周鵬輝表示。而復旦大學基礎醫學院教授應天雷介紹，血漿療法此前在SARS、伊波拉和MERS患者治療中都有一定效果。
「任何一個治療都有一定的風險，就目前在重症病人的救治方面，這是一個必要的選擇，它的風險遠遠小於獲益。」張定宇在訪談中表示，這「就像給患者一根竹竿，把他們從水裡面救上來。」
對部分重症新冠肺炎患者，「血漿療法」可能是救命的「竹竿」，但判定該療法的推廣性，還應從其安全性、有效性以及可及性來評估。
安全性方面，血漿中可能有其它病原體、細胞因子等物質。對此周鵬輝進一步介紹到，「安全性是從病原體，如HIV、HBV、HCV等方面來考慮，這些病原體可以通過很成熟的篩查技術來排除（即對獻血者的檢查），另一種安全性的隱患來自抗體依賴增強作用效應（antibody dependent enhancement，ADE），即抗體介導的巨噬細胞吞噬病毒，然後病毒在巨噬細胞中增殖。這種現象在登革熱患者中出現。ADE效應是否嚴重，主要看血漿內的中和抗體有多少，如果高的話，ADE效應風險就小。業界普遍認為，在新冠肺炎血漿治療中，ADE效應比較小。」
有效性方面，也有專家認為，治癒的患者血漿中抗體含量可能差異很大，導致沒辦法控制劑量，療效無法保證。因此「血漿療法」往往是在疫情爆發前期，其他有效治療手段缺乏的局面下，被醫生來應急使用。「在Ebola和MERS疫情中，雖然前期有所使用來應急，但後續的動物實驗顯示其效果比單抗弱很多，所以就沒有再被應用。」 復旦大學基礎醫學院教授應天雷表示。
可及性方面，雖然抗病毒血清能夠快速製備，但這種方式不大可能在湖北以外的地區大規模推開，主要原因是治療性血漿來源有限。然而，在湖北省，因為康復患者眾多，「血漿療法」有可能在當前治療中起到重要作用。
周鵬輝認為，在對新冠肺炎患者使用血漿療法時，需要注意下面幾點：
需要檢測康復患者血漿里是否有抗體，有多少抗體，以確定是否采血及給患者輸入多少血漿；
患者處於疾病哪個階段時可以用血漿治療，對於不同階段應該輸入多少血漿；
評估患者的病毒載量是多少，以確定需要輸入血漿的數量。
2月15日，張定宇在媒體採訪時表示，捐過來的人體血漿中並非都是有用的物質，其中還有一些有害物質以及其它病毒等雜質，需要及時剔除掉，最後得到一個比較純的中和抗體。
但血漿中對特定病原體有效的中和抗體含量往往非常少，「一般來說，血漿里有用的中和抗體可能占抗體總量的不到1%。」應天雷表示。
他認為，長遠來說，我們需要製備有效的特異性單克隆抗體，「全人源單克隆抗體藥物一般不會引起患者的排異，具有較好的安全性。在以往的亨德拉病毒感染、伊波拉病毒感染疫情中，均有實驗室緊急生產的單抗用於病人的應急治療，取得了一定療效。」
隨著單克隆抗體技術的不斷發展，抗體製備工藝愈發成熟。近年來，已有多種技術可以快速製備全人源單克隆抗體，高親和力單抗的研發時間從之前的數年壓縮到了數月甚至數周。
應天雷及其團隊也在疫情早期鑑定出了靶向新型冠狀病毒的單克隆抗體。1月28日，應天雷及其團隊在生物預印本 bioRxiv 網站發表文章稱，鑑定出針對新型冠狀病毒的人源單克隆抗體 CR3022，其可與新型冠狀病毒表面的受體結合區有效結合，有望用來預防和治療COVID-19患者。
但從抗體發現到工業放大生產需要很長的時間，應天雷介紹到，「在單克隆抗體製備後，後續還需體內外的活性測試，單抗的工業化大規模生產等流程，均需耗費較長時間。一般來說，單抗藥物的工業化高產細胞株的構建與篩選至少要6-9個月的時間。」
除此之外，「單抗藥物的中試生產耗資巨大，不少製藥企業考慮到疫情的不確定性，不願意做過多投入，如何在確保抗病毒單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前提下，縮短生產周期和成本，是需要政府、科學家和企業一起探索的難題」。應天雷表示。
來源：NEJM醫學前沿 作者：NEJM醫學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