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問」與「答」（上）

在講述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故事之前，需要弄清一個疑問：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夠取得全國政權？

回答這個「歷史之問」，就像是欣賞一幅油畫。貼在近處，你看到的是顏料細節；退幾步，你看到的是面容輪廓；再退幾步，你看到是結構匠心；再細心體會，你才能發現它的審美旨趣。

中國共產黨踏上自己選擇的救國之路時，並沒有握住什麼神秘的制勝法寶。除了心中的信念，一無所有。而又必須去面對的是西方列強在中國的強大勢力，各路封建舊軍閥的強大勢力，稍後，更有舊中國的執政黨國民黨這個強大勢力。

怎麼才能夠壯大自己，戰勝對手呢？毛澤東曾用一句湖南土話「草鞋沒樣，邊打邊像」來概括中國共產黨人的艱辛探索過程。意思是，大目標當然都明白，但是找到成功的途徑和法寶，則必須根據事態的發展和實踐的要求，邊干邊學邊總結，就像編制草鞋那樣，預先沒有成熟的圖樣，鞋子是在編制過程中一步一步形成的。

就這樣，中國共產黨最終掌握了克敵制勝的「神奇」法寶。概括起來，就是毛澤東總結出來的三樣東西：統一戰線、武裝鬥爭和黨的建設。

「大團結就是大力量」

中國共產黨建黨時力量弱小，要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只能同當時具有相同目標的國民黨搞統一戰線。毛澤東說過：「要搞聯合，搞團結，團結才有力量，大團結就是大力量。」當然，這也是中共的上級領導共產國際的主張。

很巧，當時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也正在謀劃轉型，雙方一拍即合。不過，兩個階級基礎和思想基礎不同的政黨，其牴牾之痛，也時常發作。起初，一批共產黨精英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還是頗受器重的。但國民黨右派一直對共產黨人心存疑忌，孫中山逝世後，排斥共產黨人的聲浪愈演愈烈。蔣介石在取得國民黨軍事大權後，一改贊成「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主張，轉而限制共產黨。1927年春夏，正當討伐北方反動軍閥的戰爭在共產黨人協力配合下，進行得很順利的時候，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和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先後背叛和共產黨的聯盟，共產黨員和工農群眾遭到大規模屠殺。

血雨腥風裡，一批共產黨人的朋友離開了共產黨，一批黨內貪生怕死的動搖分子離開了共產黨，甚至一批早期信仰過馬克思主義、參加和領導了黨的創建發展的先驅者，也離開了共產黨。中共黨員一下子從大革命高潮時的6萬人，減少到1萬多人。

國共合作的大革命失敗，自有其客觀原因。共產黨也從自身找原因，承認力量弱小和經驗不足，其中一個深刻的教訓是，在統一戰線中不能放棄思想影響和政治領導。

也許是國共合作失敗的教訓太深刻了，共產黨在此後轉入農村，發動農民，開展土地革命的過程中，又出現了「關門政策」，片面排斥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使進步力量在城市裡發展不起來，導致中國共產黨只能在農村孤軍奮戰。

中國共產黨真正懂得「大團結就是大力量」的妙用，是1935年全國興起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抗日救亡運動的時候。這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陝北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會議，作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決策。毛澤東針對黨內對民族資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的防範、拒斥情緒，提出：民族資產階級也有參加抗日的可能，大資產階級營壘也有分化的可能，要聯合民族資產階級抗日。

不過，要與追殺自己將近10年的國民黨政權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時還難以找到門徑。

1936年12月，絕好的歷史機遇出現了。西安事變 的和平解決，促使國共兩黨再度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進程終於啟動。

當時毛澤東最為關注的是，中國共產黨能否在新的統一戰線中負起政治領導責任。他告誡全黨：無產階級在政治上變成資產階級尾巴而導致革命失敗的歷史不應當重複了。

整個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團結國民黨共同抗戰的方針，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即使付出了皖南事變那樣的代價，仍以鬥爭求團結，確保統一戰線不至於破裂。

當時中共力爭團結的對象成分很複雜，既包括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又包括地主、民族資產階級、開明士紳、地方實力派和海外華僑中的愛國人士，當然也包括在經濟上和西方資本存在千絲萬縷關係的大資產階級。這些政治力量既有合作抗日的共同要求，又同中共的信仰主張存在分歧。

因此，如何紮實地開展廣泛的統一戰線工作，團結一切可能的革命階級和階層共同抗日，是件很複雜的事情。中共既要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中流砥柱作用(比如，開闢敵後戰場，在侵華日軍背後建立許多根據地)，還要用自己的政治主張來影響人們，甚至用自身的人格力量來感染人們。

中共黨內，直接領導統一戰線工作的周恩來，在國民政府陪都重慶，做了大量爭取和團結各界社會名流的工作，使他們逐漸消除了對共產黨的疑懼，逐步接受中共的主張。比如，工商界領袖胡子昂回憶：「他(周恩來)和工商界接觸，開一次會，談一次話，都令人感動。」

毛澤東與陳嘉庚

中國共產黨以自身的形象贏得了各界信任。1940年，愛國僑領陳嘉庚到延安訪問。在一次晚餐上，毛澤東只用白菜、咸蘿蔔乾和一碗雞湯招待他們。毛澤東滿懷歉意地說：「我沒有錢買雞，這隻雞是鄰居老大娘知道我有遠客，特地送來的。母雞正下蛋，她兒子生病還捨不得殺呀！」共產黨人的日常生活，讓陳嘉庚感觸很深。他事後表示：「我未往延安時，對中國前途甚為悲觀，以為中國的救星尚未出世，或還在學校讀書。其實此人已經四五十歲了，而且已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現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堅定踏實的抗日言行和民主樸素的作風，產生很大的吸附效應。據國民政府教育部統計，抗戰前全國專科以上學校在校學生有42922人，至1940年減至3萬餘人。大約有1.2萬餘名學生流失，其中主要是奔赴中國共產黨的大本營延安。

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成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取得勝利的決定性政治戰略。在接下來的人民解放戰爭中，中國共產黨在統一戰線方面更加得心應手，使跟隨中國共產黨的隊伍越來越長。抗戰勝利後，當時的各民主黨派為了在未來中國政治版圖上占有一席之地，希望中國走向議會民主之路。1946年政治協商會議期間，他們穿梭於國共之間，一邊呼籲國民黨能夠兌現民主承諾，不要打內戰，一邊希望中共不要「另起爐灶」。毛澤東用國民黨挑動內戰的事實告訴他們：不是我們要「另起爐灶」，是國民黨的爐灶里不許我們做飯。同時，國民黨對愛國民主力量的鎮壓，也擦亮了民主黨派人士的眼睛。僅1947年10月，上海、杭州、北平等8個城市就有2100餘人慘遭國民黨當局殺害，全國被列入黑名單準備加以逮捕的竟達6萬人。

中共領導人的坦誠和國民黨政權的獨裁，使各民主黨派人士開始放棄幻想，逐漸認識到，企圖在國共矛盾中不講是非、片面追求政治中立是行不通的，於是開始了與中共更為緊密的政治合作。

1948年1月，在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之外最大的政治力量中國民主同盟，宣告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其他民主黨派和團體，也相繼明確表示了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立場。他們響應中共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協商建國的號召，在人民民主的旗幟下，共同迎接新中國的誕生。

「政權是從槍桿子中取得的」

在不民主的舊中國要取得政權，終歸要靠槍桿子。遺憾的是，在中共成立初期，人們忽略了這一點。直到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人才真正認識到武裝鬥爭的重要性。毛澤東就是在1927年8月7日召開的中央緊急會議上，說出「政權是從槍桿子中取得的」這句名言的。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發動了上百次武裝起義。其中最著名的有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這些武裝鬥爭，都是仿照俄國十月革命的模式，為奪取中心城市而發動的。當時絕大多數共產黨人還沒有認識到，中國革命與俄國十月革命不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反動勢力很強大，他們占據著中心城市，而城市工人階級的數量十分有限，同情革命的農民還沒有發動起來。這就註定了在中心城市舉行武裝暴動不可能成功。

毛澤東的想法與當時大多數人不同。1927年8月7日那次中央緊急會議後，主持黨中央工作的瞿秋白邀他去上海中央機關工作，他拒絕了，說自己「願到農村去，上山結交綠林朋友」。美國學者施拉姆認為，在當時中國以農村中農民暴動形式出現的社會革命中，毛澤東「是位最成功的倡導人和把農民暴動發展成為以農村為根據地開展游擊戰的人」。

毛澤東走出了一條新路。他領導秋收起義奪取長沙失敗後，排除各種干擾，帶領隊伍來到湘贛邊界的井岡山地區實行武裝割據。他曾比喻說，革命要有根據地，好像人要屁股一樣。一個人假若沒有屁股，便不能坐下來，老是走著、站著，當然不會持久。

毛澤東在井岡山與朱德、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餘部會師後，從自身條件出發，開展了靈活機動的游擊戰。毛澤東和朱德還共同總結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游擊戰16字原則，成為有效指導紅軍作戰的戰略戰術方針。

朱、毛領導的這支軍隊，人員結構複雜，有不少舊軍人的習氣和綠林好漢作風，再加上生存條件異常艱苦，紀律鬆弛，時常發生逃散情況。怎樣把這支軍隊改造成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毛澤東費了不少心思。

一個很重要的舉措，是在每個連隊都建立黨支部。這樣做的好處是，只要有黨員在，部隊就有靈魂。1929年12月，毛澤東在福建省上杭縣古田鎮主持召開的紅四軍第九次黨的代表會議上，明確了紅軍的性質、宗旨和任務，確立了思想建軍、政治建軍和黨對紅軍實行絕對領導的原則。2014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召開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也把地點選擇在上杭的古田鎮，可見90年前的那次會議，對中國共產黨鍛造出屬於自己的新型軍隊多麼重要。

紅軍很快發展起來。到1934年，全國紅軍總數接近30萬人。各地紅軍身處四戰之地，打退了國民黨軍隊的反覆「圍剿」，硬是創建了大大小小10多塊根據地。處於贛南閩西的中央根據地，便先後建立過5個省級和250多個縣級蘇維埃政權，各地還先後創建有11個省級或相當於省級的蘇維埃政權。在全國，則有一個統一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設在江西的瑞金，毛澤東是這個紅色國家的主席。在血與火的時代，果然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

但當時的中共中央領導人不贊成毛澤東的一些政策主張，還覺得他不怎麼聽話，便剝奪了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換上一個擁有軍事顧問頭銜、中文名字叫李德的德國人來指揮。這個善於打街壘戰的共產國際派來的紅軍最高指揮官，拋棄了毛澤東和朱德此前屢試不爽的游擊戰法，結果使紅軍試圖打破國民黨軍隊對中央根據地的第五次「圍剿」時，遭到空前失敗。紅軍和紅色國家的全部機關不得不踏上沒有確切目的地的長征之路。

長征途中，紅軍的人數越打越少。在幾乎是陷入絕境的情況下，中共中央於1935年1月中旬，在貴州的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一次在沒有共產國際的干預下，獨立自主地撤換了共產國際指定的負責人和軍事指揮者，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

毛澤東一復出，紅軍打仗的風格頓時機動靈活起來，迅速扭轉了被動局面。與此同時，在南方的其他紅軍主力，也先後從各自的根據地突圍，往西北方向長征。從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紅一、二、四方面軍和紅二十五軍4支部隊，總計轉戰6.5萬餘里，先後到達陝西北部和甘肅東部，人數只剩下近3萬。

紅軍雖然人數少了，卻已百鍊成鋼。1937年7月全民族抗日戰爭爆發後，根據國民黨和共產黨達成的協議，這支部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共產黨留在南方的紅軍和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

八路軍、新四軍裝備很差，人數才5萬多人，怎樣才能在抗日戰爭中發揮自己的優勢呢？毛澤東在給前方領兵抗敵的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電報中提出：「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戲中一定能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具體就是游與擊結合，軍隊分散的時候可以發動群眾，集中的時候則可消滅敵人。

八路軍、新四軍

開始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的戰法引起非議，被國民黨指責為「游而不擊」。為此，毛澤東撰寫了《論持久戰》和《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等文章，產生極大反響。連國民黨著名軍事家白崇禧都非常認同《論持久戰》的分析，認為「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乃取勝之道。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隨後形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戰場與國民黨領導的正面戰場同時並存，內線外線支撐配合的戰略格局。

敵後戰場抗擊了侵華日軍兵力的58%到75%和幾乎全部偽軍，一共對敵作戰12.5萬次。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發展到132萬人。還是那句話，「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經過抗日戰爭，中國共產黨在敵後建立了19塊約100萬平方公里、近1億人口的抗日根據地。

抗戰勝利後，儘管中國共產黨一心想建立聯合政府，為爭取國內和平民主作出了很大讓步。但國民黨的想法是，臥榻之側，豈能讓他人安睡，於是派軍隊進攻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最終於1946年6月發動全面內戰。國民黨方面還宣稱，三個月內即可消滅共產黨！

行棋至此，中國的前途也只能在戰場上見分曉了。當時，國民黨軍總兵力約430萬人，其中正規軍約200萬人；人民解放軍總兵力約127萬人，其中野戰軍61萬人。兩軍不僅裝備對比懸殊，國民黨政府控制的資源和人口，更是中共無法相比的。

敵強我弱的態勢儘管明顯，但勝負還是要靠戰略戰術。一開始，人民解放軍致力於積極防禦和內線作戰，頂不住的地方，就果斷放棄，不和國民黨軍隊爭一城一地的得失，為此，連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也放棄了。這樣做的結果是，讓國民黨軍隊不得不派大量軍隊守衛它占領的地區，真正投入作戰的部隊越來越少。而人民解放軍則聚集優勢兵力大量殲滅分處各地的敵軍。

結果，打到1947年底，中共軍隊便走出了低谷，爭取到有利的戰略態勢。毛澤東興奮地說：「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這是蔣介石的20年反革命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而蔣介石在1948年2月23日的日記中也寫道：「今日環境之惡劣為從來所未有，其全局動搖，險狀四伏，似有隨時可以滅亡之勢。」

此後，人民解放軍在東北、中原和華北地區連續發起遼瀋、淮海和平津三大戰役，基本上摧毀了國民黨的主要軍事力量。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發起渡江戰役占領南京，國民黨延續22年的政權在中國大陸覆滅了。

在20多年的武裝鬥爭生涯里，中國共產黨就這樣用槍桿子打出了一個新世界。因為長期處於弱勢，毛澤東把他的制勝兵道簡單概括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這樣的兵道，不經歷中國革命戰爭的特殊實踐，是很難體會和運用的。

（選自《新湘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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