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坤：我像個觀眾看自己演出

口述：楊坤

採訪、撰文 | 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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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樓下有個「雕刻時光」咖啡館，裡面全是文藝青年。跟劉奮鬥導演聊電影之前，我從來沒進去過。我覺得那兒跟我沒啥關係。

我是在2013年認識的劉奮鬥導演，在一個聚會上。他比較深沉，見面的時候也沒說太多話，他也沒告訴我他正在籌備這部電影。突然有一天，他給我打了個電話說，阿坤你有沒有時間，我有個劇本想給你講一下。

在雕刻時光，他用了一個半小時給我講了一個劇本。劉奮鬥是一個特別會講故事的人。聽完我特別感動，哭得稀里嘩啦的。劉奮鬥邀請我出演，可是他對主演的要求非常嚴格，必須得增重30斤到50斤，一年之內不能接任何其他工作。我當時已經接了很多工作，包括第三季的《中國好聲音》，所以我就沒有辦法拍這個電影，特別遺憾。

雕刻時光之後，這個事對於我來說就告一段落了。我和劉奮鬥各忙各的，也沒有太多的聯繫。

2015年年初，我巡演的最後一站在深圳，觀眾席里坐了一位電影投資人。看完演出，他跑到後台來跟我說，我心裡有一個念頭，你有沒有可能去演我們一部電影？我說什麼電影，他說《勇敢的心》（後來改為《冠軍的心》），導演叫劉奮鬥。我說你不用講了，導演以前就找過我。這電影兜兜轉轉又回到了我這兒。當時我有一種感覺，其實我對劉奮鬥導演和這個電影有點耿耿於懷。

回到北京後我又跟劉奮鬥見了一面。他又給我講了一遍這個故事，我又感動地哭了一頓。我記得，那天北京下了當年第一場雪。

接下這個電影之後，2015年的1月份，我就開始訓練。劉奮鬥說你要干這事必須得全身心地投入，不能分心，我也覺得我不是一個能同時干很多事情的人，就把活動、演出全部推掉，一心一意來干這事。劉奮鬥又說，要進入這個角色，你必須得提前5個月投入訓練，因為你要看起來像一個拳擊手。我說好。

但我完全沒有想到會那麼苦。電影中的動作戲特別多，有將近三四十分鐘。奮鬥導演提前從美國找了《碟中諜》系列電影的動作指導團隊，一共5個人。那5個月，每天上午從8點到11點半，我練力量、練形體，下午3點到5點半跟動作導演學習。我不是一個專業演員，更不是動作演員，這對我來說壓力非常非常大。

後來我才知道，為什麼兜兜轉轉地又找到我。可能一開始劉奮鬥找我的同時也找了很多人，能演的他都找了一個遍。那段時間中國電影市場很好，演員哪有時間過來跟你練半年，再拿出四個月拍攝。其實別人聽劉奮鬥講故事的時候，都跟我一樣哭得一塌糊塗，但最後都拒絕了，因為時間完全配合不了。

訓練那段時間我有點恍惚，因為每天重複干一件事會讓人忘記自己，我跟唱歌也沒什麼關係了。最後我有一種錯覺，好像我真的要去打一場比賽。

訓練完成以後就拍攝。拍攝的時候，我心理壓力特別大。劉奮鬥完全不告訴我怎麼演，每天板個臉，我們沒有任何溝通。但他好像對我所謂的表演覺得挺OK，通常兩三條、三四條也就過了。可能我本色也好，或者是我不是表演的表演也好，就正是他想要的。

開始拍攝是在夏天，7月中旬。我演的譚凱在這個影片里一直在挨揍。他是一個沒有天分的拳手，心裡有一種別人不容易認可的力量，可他還是老挨揍。每天早晨6點半我第一個起床，開始畫傷妝，要畫三個小時。早上10點開始打，一直打到晚上10點多或11點、12點。夏天非常非常熱，房間裡面有幾百個群演，屋裡氣溫40多度。我在擂台上揮拳、擰脖子幾百次，回到家，肌肉疼得動不了。我不是一個運動員，即使訓練了四五個月，也只是形體上像一個拳擊手，那種運動量對我來說負荷太大。我完全睡不著覺，越睡不著覺壓力越大，因為早晨還要起來，又不想辜負劉奮鬥對我的希望。那個時候我就吃上安眠藥了，前後吃了有四五個月。

電影中，我跟夏梓桐演的小女孩的感情戲比較多。有段時間我十天拍文戲，十天拍打戲，這個轉換對我來說也很困難。尤其是還有哭戲，好幾段，各種哭，不同程度的哭。有一段是這個小女孩要死了，但是我又不知道怎麼辦，就在那兒自言自語，有3到5分鐘的大段獨白，說著說著就哭，哭要有節奏地哭，到最後號啕大哭，這個對我來說非常難。劉奮鬥之前跟我講，說他不是一個特矯情的人，但我們必須要拍一點煽情的東西，因為老百姓喜歡看。於是就有這麼一段戲。我壓力很大，自己在家演了很多次，哭了很多天。

當我正覺得要拿下的時候，導演說，不拍了。那一刻我挺高興，因為不知道能不能演好。當時我們在泰國，晚上就要走。可是上午劉奮鬥又跟我說，這個戲我們還是要加的，因為它還比較重要。我一聽，壓力更大了，我說怎麼辦？他說只有半天的時間，你再消化一下。我就自己對著鏡子，又有節奏地哭了三個小時。

當晚拍攝，我想了一個辦法，找了段坂本龍一特別悲傷的音樂，放到場地旁邊。那個音樂也是有節奏的。我台詞已經背得很熟了，音樂一響，我就跟著音樂想表情。第一條沒掌握好，哭得有點大，一塌糊塗。第二條我不知道。第三條我基本上沒有眼淚了。最後導演用了第二條，我覺得文戲最難的就是這段。

還有一段戲是，我演的譚凱打死了自己的戰友，他很內疚，不想再作拳擊手了，為了生存，渾渾沌沌地去當了一個計程車司機。北京的出租司機穿黃襯衣，裡面一個背心，腰上一小包，大襠褲子，老漢鞋。劉奮鬥給我弄了一輛真的計程車，每天我就戴著假髮，穿著那一身，留了有兩個月的鬍子也不刮，開著車跟我的朋友去吃涮羊肉。有將近一個月的時間我每天都那麼出去，很多人就覺得很詫異，又認識我又不認識我。最後我就變成了那麼一個計程車司機。這個對我來說幫助也挺大的。

我的演藝之路挺坎坷。2004年的時候我演了一部電影 《十三月》，演一個畫家，那個电影後來沒公映，我估計現在那電影公司都破產了。後來又演了程耳導演的《邊境風雲》，可第一人選也不是我，聽說找了徐崢，徐崢有什麼原因沒來，又找了黃海波，黃海波也沒來，孫紅雷就想到了我。那個角色挺好的，隔壁男殺手。然後就是《冠軍的心》。後來有很多人找我去演電影，讓我扮演特膚淺的殺手，或者裝一個特傻逼的老大，我都沒接，我覺得沒意思。我這一生中可能以後也不會再演電影，除非再有特別合適的角色。

到現在，我也不知道劉奮鬥為什麼會找我來演《冠軍的心》。可能是導演有比較特殊的眼光或直覺，也可能他心目中想要的形象正好跟我比較契合。但是我為什麼要接這個角色呢？其實我不是想轉型，從歌手轉為一個演員，我的初衷不是這樣。這個電影讓我想到了《這個殺手不太冷》，我本身就非常喜歡這種電影。劉奮鬥找到了我，那個時候我42歲，還有體力，我就覺得能夠在別人這麼信任你的情況下，演這樣一部電影，特別值得。

2015年，《冠軍的心》拍完，之後修改了很多很多次， 經歷了很多的波折，遲遲也沒上映。我為這個電影付出了很多，心裡挺難受，給我的打擊還是不小的。後來消化了一到兩年，我慢慢地把這個電影忘掉了。但是今年，兩個月前，他們說這個電影要上了。

這兩天我和奮鬥導演到處在跑路演，跟觀眾和影評人交流。有一些觀眾理解還真挺透徹的，他們說這雖然是一個悲情的電影，但有能量，有光明。

我們看排片量，很不好，只有3% 。對於票房，我原來還認為這是個結果，很重要，但現在覺得一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花了這麼長時間經歷了這麼一個事。

我為這個電影寫了片尾的主題曲，《孤獨頌》。

拍完《冠軍的心》，我唯一堅持下來的就是天天健身。這是這部電影給我帶來的最大收穫。

2

雖然我的演藝之路坎坷，但歌唱之路還挺順利的。

我從小就喜歡唱歌，但是我父母非常抵制。那個年代，他們覺得唱歌完全屬於不務正業。我父親自己就是文藝宣傳隊里拉二胡的，小提琴也會兩下，不精，但是他很反對我去干這個，所以我從小到大完全沒有受過薰陶，從來沒有想到後來能當一個歌手。

我16歲的時候就上班了，上了兩年班，18歲去當了文藝兵，在內蒙古武警總隊軍樂團里吹薩克斯。後來偶然一個機會，團里缺歌手，我自告奮勇上去唱，從此就在團里當了一個流行歌手。

那時候我的嗓音非常亮，非常乾淨，唱歌的時候模仿蔡國慶，唱《一年有365個祝福》，還有《前門情思大碗茶》。文工團下邊防去給戰士們唱歌，我就唱《歌頌祖國》、 《十月是你的生日》、《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

當兵第一年，老兵欺負新兵，到了第二年，我們這批就成了老兵。每天早晨六點半起床，去跑操跑兩公里，回來以後疊被子，打掃，下午才開始練自己的業務。那時候我已經從包頭到了呼市，慢慢地結交了一些社會上的樂手和歌手朋友，他們給我介紹了幾個唱歌表演的地方，一個是昭君酒店，還有一個是內蒙古飯店。我每天晚上跑場唱歌賺錢，一天給50塊錢，那個時候已經是巨款了。

部隊的管理很嚴格，當兵的九點就必須要上床睡覺。我們文工團可能有小一百號人，舞蹈隊，軍樂團，歌唱隊，舞美隊，都住一個樓里，大門每天都鎖。我們軍樂團住在二樓，每天晚上我從二樓男廁所的窗戶翻出去跳到地面，騎著自行車，往返於兩個飯店之間。跑完場子十二點多一點，我準備了一個梯子，順著梯子爬回廁所，溜回自己的八人間，躺下。經常被抓住。

那個時候在飯店裡，唱歌都是現場樂隊伴奏。那幾年流行王傑的歌，我唱《安妮》，《一場遊戲一場夢》……還有童安格，《其實你不懂我的心》，還有譚詠麟和齊秦。我比較幸運，在內蒙認識了一些樂隊，後來內蒙古飯店的一個經理又請來了外蒙的模特和樂隊。那時候外蒙的流行音樂是很發達的，跟咱們國家九十年代完全不一樣，要高級得多。那個時候我就聽到了《烏蘭巴托的夜》，創作這首歌的樂手帶著他的樂隊來內蒙古，在內蒙飯店和昭君飯店演了兩年多，我經常和他們一起唱。那幾年我唱歌的水平和音樂理念提高了很多。

從來沒有人教過我唱歌，我屬於半路出家，十幾歲開始唱，唱著唱著方法不得當，最後導致聲帶小結，我就去北京看病。那應該是1992或1993年。

我第一次來到北京。來了我就跑去高級的唱歌的地方看，什麼大富豪夜總會，伊甸園，保利對面的演歌台，公主墳那邊的卡薩布蘭卡……那個時候那種場地，來的客人基本上都很有錢，去那兒嘚瑟一下喝杯紅酒，找個漂亮女孩陪著一塊兒坐，都是屬於裝大尾巴狼的。只有非常好的歌手才可以去那兒唱。

我發現北京的歌手跟內蒙不一樣。那會兒他們就唱外文歌曲，比如George Michael，要麼就是一些港台有深度的歌，比如黃大煒的《你把我灌醉》、《愛讓每個人心碎》。我完全看傻了，我覺得這些人唱得太好了。那個時候起北京就在我心裡埋下了種子。

在北京做完聲帶小結手術，我回了內蒙。做完手術應該儘量不說話，更不要說唱歌。我不懂嘛，一個禮拜後就開始唱，結果流了很多血。一兩個月以後，我再試著唱，音色就完全變了，很沙啞，帶著毛邊兒。反正我現在的嗓音就是一個特別偶然的事故。

當了三年兵，後來真的是當不下去，部隊還是太拘束了，完全不自由，我就下定決心來北京。來北京的時候，我與其是說是復員了，還不如說是個逃兵。

我記得特別清楚，1994年3月18日，我來到了北京。當時我只有一個想法，就是我要做一個唱片歌手，出唱片是當時我最大的夢。我覺得一個人要出了唱片，就厲害得不得了了。

到了北京，我身上揣了一兩千塊錢，東南西北完全不知道。來了半個月，錢花得差不多了，我在北新橋找了一個澡堂子，又住了一個多月。在那期間，我去了很多夜總會和歌廳，外面排隊的歌手有很多。我原來在內蒙是最好的歌手，別人都搶著，現在到了北京，我誰都不認識，水平不怎麼樣，長得也不行，為人也不行，怎麼都不行，沒人用我。到最後錢花光了怎麼辦？我就跑到北京火車站，我得找一個地兒住呀。結果當天就認識了一個歌手，我說你從哪兒來？他說從山東來的，我說我從內蒙。他說你唱啥，我說唱流行。他特別瘦，大長頭髮。我也大長頭髮，九十年代好像所有的歌手都是大長頭髮。我倆還都戴個耳環。我們倆就在火車站睡了兩三天，這個人叫謝天笑，就是搞搖滾的謝天笑，現在我們還是很好的朋友。

謝天笑給我介紹了一個鼓手哥們兒，我在鼓手家住了半個多月。後來他也找到地兒了，我也找到地兒了，慢慢地開始在北京的夜場打零工，這兒唱一唱，那兒唱一唱，唱十天，用這十天的錢，養活未來的兩個月。

1995年左右，我在魏公村租了一個小房子，每月150塊錢。斷斷續續地，我在這種環境里唱了十年。九十年代初的歌手樂手，有兩批人，一批人來到北京，就是為了要做音樂，要出唱片；另有一批人去南方賺錢，廣州深圳，尤其是東莞。我屬於第一批，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去南方，我就要在北京，要出唱片。一開始來的時候心氣特別高，覺得馬上就要成功了，來了發現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兒，不要說出唱片了，連生活都有問題，吃了上頓沒下頓，到最後，我覺得住樓房就是最大的夢想。

我不能說是放棄，但是越來越現實了。我必須要留在北京，內蒙已經回不去了，回去以後可能會更難受。那個時候沒活兒干，我就寫歌，這十年當中寫歌成了一種習慣。出唱片這個事兒離我越來越遠，到最後我就想唱到自生自滅，完全是沒有希望的狀態。

到了2000年左右，我其實在北京也堅持不住了。但那個時候南方已經沒落了，很多人打道回府。而北京周邊的地區還挺好的，我跑到天津去待了一年半，那一年半把我給救了。

我在天津，把在北京寫的歌製成很簡單的demo，在酒吧里唱。每天唱十幾首歌，其中兩三首是我自己的。我終於賺著錢了，一天300塊。而且我在天津酒吧的知名度一下子就起來了，很多客人點我原創的歌。我突然就覺得，哎呦又有希望了。《無所謂》、《那一天》、《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還有《我比從前更寂寞》，都是那批demo里的歌。

當時北京有個叫竹書文化的公司，老闆沈永革是歌手陳琳的丈夫。他要給陳琳做一張唱片，在社會上找歌。我當時已經沒有心思自己唱了，就以詞曲作者的身份，把歌往所有我能找到的唱片公司送，結果就送到了竹書文化。

老闆沈永革後來跟我說，當時他聽完後有點被驚著了，因為那個年代沒有我這樣的音色。那時還是滿文軍和孫楠的天下，特別高亢，特別正能量。像我這樣的聲音，內地人沒有感覺，但是老沈經歷過日本流行音樂最頂峰、最輝煌的八九十年代，那時候日本的歌手都是啞嗓。他打聽到我在天津唱歌，就帶著製作團隊開著車從北京到天津來找我。

當天晚上，哎呦給我緊張壞了。你想，過了十幾年，我完全沒有任何想法了，就打算賺點錢自生自滅吧，突然又有這麼一個唱片公司老闆要來聽我唱歌了，我興奮得完全睡不著覺。

老沈來了，我在台上給他唱了幾首我寫的歌，聽完他說好吧，你等消息吧，就回去了。之後半個月完全沒有音訊。那個階段，又給了我希望，又沒有答案，真的太難受了。我每個禮拜都要從天津回到北京，跑到金寶街那個唱片公司的大門口坐著，待好幾個小時。我也不敢進去呀，也不知道自己要幹嘛，我就一直看著，覺得怎麼連個信兒都不給我呢。

突然有一天，老沈給我打電話，說你回來吧，我們今天就簽約。哎呀！把我高興得，這麼多年的努力終於有一個人能夠欣賞我了。我當時什麼都沒看，直接把字簽了。那可能是我這輩子最激動的一天之一吧，太難忘了。

第一張專輯錄了四個月，在簽約後的第二年發布。因為公司的宣傳力度太小，沒有人知道我，發完以後，我就用四個月時間把全國所有的酒吧演了一個遍。我記得當時一場1600塊錢，不知道演了多少場。我當時沒有能力上大的舞台，別人也完全不知道我是誰。那會兒沒有綜藝節目，只有廣播，北京音樂台97.4是全中國最權威的，只要在那兒拿過三周的冠軍，這個人鐵定火了。《無所謂》剛發的時候播了一段時間，拿了四、五周的冠軍。之後，很多音樂人紛紛發評論——他們都覺得這個聲音挺奇怪的。

我發了歌四個月以後，突然台灣出了個阿杜。是我先發的歌，但是阿杜的宣傳力度大，一夜之間所有人都知道阿杜了，之後才知道我。他們就覺得我模仿阿杜。我倒也不鬱悶，不管怎麼樣，反正大家都知道我了。那年阿杜32歲，我也32歲，他發了第一張唱片，我也是第一張，那以後的兩三年之內，每個新人獎都被我們兩個「老人」拿了，我是內地，他是台灣。

我沒有接觸過阿杜，聽說他比我還要內向。

第一張唱片出來以後，我花一萬多塊錢買了輛奧拓，那是我第一輛車。然後我又花兩萬多塊裝了一套音響裝在奧拓車上，就是那種巨震無比的音響。沒有演出時，我就開著車上長安街，長安街有紅綠燈，一到紅燈停，旁邊桑塔納呀雪鐵龍呀還有公共汽車，並排在三四個車道上等著。我的兩萬塊的音響放音樂聲巨大，但我的車巨小，於是很多人好奇要看這個車裡到底是誰，看見我以後，所有人蹦起來叫我名字……還有一次，我去唱片一條街買唱片，發現唱片店都在放《無所謂》。

那時候，我覺得我是真火了。

3

人啊，一安逸就寫不出來啥了。創作得餓著，但是我再也不想餓著了，餓著太難受。

到了2005年出第二張唱片的時候，我跟公司開始出現不愉快，但因為簽了五年的約，也沒法走，那個時候我突然就崩潰了，沒法演出，也沒法工作，一想到演出就跟上刑場似的，難受死了。

那一年我有七個月都在看病，做了七八次核磁共振。我不知道怎麼了，胸悶，氣短，全身時不時抽搐，臉色特別難看，一個月爆瘦15斤，完全沒有力氣，動不動發火，沒有任何幸福的感覺。連著好幾個月都是這樣，我特別害怕。後來認識了香港的一個醫生，他說，你這是抑鬱症。他給我開了一些藥。之後有一年多的時間，我什麼都沒幹，就在慢慢調養，慢慢恢復。

那一年的時間我基本上沒有演出，動不動就跑到郊外，只要一看山，一看水，看到廣闊的場景，病就好了一半。一往城裡走就不行。

與此同時，我跟原來的唱片公司解約了，2007年簽到了華誼兄弟。在華誼的兩年是比較平淡的，那個時期我寫了《空城》和《牧馬人》。兩年之後，我出來自己做，就更自由了，想唱就唱，想寫就寫，再沒有什麼大起大落。

2012年，我因為參加《中國好聲音》又讓很多人知道了。

第一季《中國好聲音》完全是懵著來的，誰也不知道會有那麼大的影響。反正我就跌跌撞撞地去了，我也不知道他們為什麼會找我。劉歡、那英、哈林三個人從名氣輩份看都是我的前輩，瘐澄慶當年是我的偶像，小的時候聽了他很多的歌，老那、劉歡這都不用說了。我只有一個想法，這幫前輩都去了，找我我也覺得挺榮幸的。音樂這個東西其實見仁見智，不會通過一首歌就完全了解某個人，上了《好聲音》這種真人秀以後，觀眾們對我這個人可能會有個全方位的了解，對我的音樂也會有點加分，所以這類的真人秀其實初衷都是很好的。

所有的真人秀節目，第一季的時候都非常用心地在找人設，所謂人設其實都是瞬間找到的，因為真人秀就是要在瞬間捕捉真性情。《中國好聲音》首先是一個音樂類的節目，否則我們也沒有出口去釋放真性情和真感受。第一季我們去就是因為它跟音樂有關，站在台上的人能夠給我刺激，某些瞬間我都不知道我為什麼會那樣表現。到了第二季、第三季就開始演了，因為認識了自己的人設，有意識無意識地就誇張了，就有點裝了，真的感覺慢慢減少，我就覺得有點不適應了。

同時，節目裡出現的好選手也越來越少。《好聲音》的第一季， 整個一季所有的歌手都唱得那麼好，那是因為他們已經打磨了不知道多少年。第二季第三季就沒有那麼好的資源，在前面全用光了。

唱歌跟練武功是一樣的，不可能一兩年內就能把這歌唱好了，必須在深山老林里練個十年八年。唱歌的功力跟社會經驗和閱歷有很大的關係。技巧這個事兒，我們當年剛開始學歌的時候是特別注重，說誰唱歌會拐兩下彎，弄個真假聲，那很牛逼。 我現在唱了二十多年快三十年歌了，突然覺得要是把所有的技巧放下，特別純粹地唱一首歌讓人感動，才是功力。這是必須要走的一個過程。

這麼多年以來，我創作的大方向沒有變。可能在製作，編曲，音色……上稍微地靠近這個時代一點，但是大的方向我覺得是變不了的。時代已經不是我們的時代了，我們早晚也會被這個時代淘汰。所以，為什麼去迎合時代呢，要迎合，你就什麼都不是，也走不到他們心裡，同時又放棄了做了這麼多年的自己，到最後年輕人不接受你，老人也鄙視你，還不如就唱點自己的感受，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好聲音》之後幾年，我把歌唱類的綜藝節目全上了個遍。除了跟音樂有關的，其他的真人秀我也上過，《跑男》、《真心英雄》……上去我就覺得自己特傻，特笨，特尷尬，因為跟那些演員完全融不到一起，他們太會了。雖然都是在演藝圈子裡面，但是圈子跟圈子還是不一樣。以後如果有音樂節目，還能讓自己有點自尊的音樂類真人秀，我會考慮，別的就算了。去了也覺得自己特二，掙點錢回來還自責。

《好聲音》 里我一直重複著「32場演唱會」。真的有，參加第一季好聲音的時候我就已經定出去28場演唱會，正好在節目裡我就用上了。其實那不是我設計的，是脫口而出的，但是後來慢慢地讓哈林、老那和劉歡他們起鬨架秧子，變成了我固定的一個梗。但最近這三四年我都沒有開巡演。《冠軍的心》路演結束以後，巡演又開始了，這次沒有32場，今年也就是七八場。

這兩年的生活，我的主業還是唱歌。只要是有聽歌的地方，一定會需要唱歌的人。最多的時候，一年我有五六十場商演。但是現在國內的演出市場也不是特別好，我也不會什麼活動都接，現在已經到了有選擇的時候了。

開這麼多場演唱會以及商演，反覆地唱自己的代表作， 說實話，已經完全沒有感覺了，但是幸好每次唱歌的時候觀眾都不一樣，聽完歌的反應也不一樣。可能是這個支撐著我反覆地唱以前的作品。像《無所謂》和《空城》這樣的歌，有時候唱著唱著我會突然把詞給忘了，因為重複做一件事，會導致腦袋突然一片空白。那我就哼哼，因為旋律還記得，這麼多年的表演經驗，臨時出現的一些小事故可以挽救回來，用我自己的方式。

二十年或三十年之前，我的目標特別明確，我要到北京來，我要出唱片。現在問十年後我會幹什麼，我完全不知道。唱歌，我還是想一直唱下去，哪怕觀眾再少，只要是有需求我就還會繼續唱，但是我現在已經厭煩商演的感覺。我相信我十年以後還可以演出，還可以去三四線的城市，還可以唱著《無所謂》，還可以賺著錢，但是那個時候已經沒有必要了吧。我可能會想唱就唱，需要唱就唱，不需要唱也沒有必要再去討生活，就為了賺點錢，那也太不體面了。如果唱歌變成那樣的話，其實也挺沒勁的。

現在，平常不演出的時候，我基本上一個禮拜跟朋友喝兩次酒，每次都會喝大。喝完酒的時候，他們覺得我挺嚇人，因為我喝完酒老會說一些得罪人的話，雖然是真話。朋友一聽說坤兒叫喝酒，就說算了，你別來了，大了以後他們沒法下台……後來我就慢慢地把我的酒量減少了一點，在家裡喝，就不出去喝了，把朋友請到家裡來。除此之外，每天都要健身，沒事兒騎騎摩托。

最近幾年，我發現我開始把北京當成故鄉了，原來我從沒有過這樣的感覺。我在北京一共搬了五十多次家，從1994年到2007年，一直都比較動盪，導致我不愛長時間地住在一個地方，動不動就煩了，住個兩年三年我就得搬另外一個地兒。

今年我四十七了。我是覺得，我應該得有個家了吧？這個年紀再往後走，那種孤獨的感覺可能會更強烈。我現在有意識無意識地就想想，是不是有一個家會讓自己踏實一點，安全一點。得有孩子才算是一個家，對，我最近一直在很認真地想這個事兒。

我一個人在北京待的時間太長了。

—— 完 ——

題圖為2018年麗江工作旅行時的楊坤。

全部圖片由被採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