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電影節上出現了一部現象級影片。《衛報》等歐美媒體打了五星；還有前方看過的朋友說它是「本世紀最偉大作品」「整套作品寫入史冊」 。但批評的聲音也不少，《好萊塢報道者》說它「概念上很迷人，電影上卻很弱」。IMDb的評分目前則只有6.0。
豆瓣上先行打出的五星
爭議這麼大，到底是什麼來路？
這部電影叫《列夫·朗道：娜塔莎》，入圍了柏林主競賽單元。
預告片
此外，導演還有一部時長近6小時的《列夫·朗道：退變》，在柏林特別展映單元出場。
它們的英文名都是DAU。
該系列共有15部影片，還會有電視劇。儼然一個「DAU宇宙」在升起。
DAU是什麼？
DAU是一個人——蘇聯物理學家列夫·朗道（Lev Landau）名字中的最後三個字母，也是他在大學期間的綽號。
列夫·朗道在1962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列夫·朗道是一個學術傳奇，13歲學會微積分，16歲進入大學，並很快嶄露頭角，參與過蘇聯的核武器計劃，54歲獲得諾貝爾獎，被稱為「世界上最後一個全能的物理學家」。
但讓導演對他產生興趣的，並不是這天才的一面，而是他古怪的性格；坎坷的經歷——30多歲時碰上史達林的大清洗，被以間諜罪入獄；認為婚姻不應該阻礙性自由，並對性、毒品和科學都持有「實驗般」的態度。
所以，這個項目是從朗道的傳記片起步的。但很快，事情就變得瘋狂了起來。
這個項目有多瘋狂？
這個項目只是導演伊利亞·赫爾扎諾夫斯基的第二部作品。
從2006年開始籌備。前一年，他憑藉處女作《4》獲得了鹿特丹電影節最佳影片。所以，歐盟和俄羅斯的一些機構後來贊助他啟動了拍攝。
為了節省經費，團隊轉去了烏克蘭的哈爾科夫(Kharkiv)。
在那裡，導演產生了一個瘋狂的想法：重建蘇聯時期的物理科技研究院，還原當時的風貌，他將這個地方命名為「機構」；拋棄原來的劇本，計劃在這個封閉的環境里展開「真人秀」式的觀察拍攝。
他要製造一個平行時空，一個按照蘇聯統治邏輯運轉的微型國家 ，一個充滿懷舊和諷喻意味的「幽靈小鎮」。
一個「蘇聯」士兵在巡邏，牆上掛著防毒面具。
片場按1：1比例搭建12000平米置景，經過392000場試鏡招募了400名固定演員，近10000名群眾演員、40000套戲服。
更關鍵的是，所有的演員都要在拍攝期間完全按照蘇聯時期的狀態生活。
從服飾 (包括內衣)、髮型，再到食品包裝和香煙品牌，全都保持蘇聯原貌。
從警察審訊到克格勃監視，全部按照蘇聯時期的規則進行。
攝影機開或不開，他們都那樣生活，就像真實的城鎮一樣。
演員的衣服都是量身定做的。
所有人都花著當時的老盧布，按照1938年到1968年的時間演進，更新著場景和生活。
《列夫·朗道：娜塔莎》的男女主演，都只是其中使用自己原名工作的非職業演員。
這樣一個龐大的陣仗，漫長的拍攝，嚴格的保密，讓它一度被傳為是一個邪教組織。
完成這個想法，自然意味著巨額的資金——至今尚沒有報道透露這個金額。
導演幾度面臨資金斷絕，後來找到了「寡頭」謝爾蓋·阿多尼耶夫（2017年福布斯富豪榜排名124）。
阿多尼耶夫據說酷愛哲學，不僅決定贊助電影，而且並不干涉，還把它升級為一項龐大實景體驗的項目，簡稱為DAU。
導演是何方神聖？
籌備DAU那年，赫爾扎諾夫斯基不過31歲。他出自電影世家。父親安德烈是俄羅斯頂級動畫導演，母親瑪麗亞·內曼則是語言學家、編輯兼劇本審核員。
在DAU之前，他構思了幾個項目都沒有拍攝衝動，直到讀到列夫·朗道妻子的回憶錄，書里「這個蘇維埃人物的公共身份，和其私人生活自由之間的反差」讓他很是著迷。
演員拉德米拉·什喬戈列娃飾演朗道之妻娜拉
懷揣著熱情，赫爾扎諾夫斯基在烏克蘭的片場重現了1938年至1968年間莫斯科生活的點點點滴。
但這個項目和朗道的關係已經沒有很大了。
無論它龐大的體量，還是拍攝的方式，都更像是一場大型的人類學實驗——赫爾扎諾夫斯基設計和操控著這一切。
影片在2011年殺青，花了6年剪輯。用35mm膠片拍攝了700小時的素材、8000小時的對白，字幕翻譯就有320萬字。
有人說赫爾扎諾夫斯基是天才，是瘋子，也有人說他是邪惡的獨裁者。
《GQ》稱他是充滿極權欲的控制狂，在面試的時候強行讓女性談論她的性經歷：「你是怎麼破處的？」、「你有沒有朋友是婊子？」
女孩終止了談話之後，工作人員告訴她，「你和導演的精神世界格格不入」。
赫爾扎諾夫斯基否認自己曾經這麼做。
這次，在柏林電影節首映式的前幾個小時，他回應稱，這是電影沉浸性的副產品：「這個項目進行了很長一段時間，我們與許多不同的人合作，有各種各樣的衝突情況——但都與工作本身有關。」
他說， 「這裡不是好萊塢。來到這裡，需要人們有意識地『放逐自己』，這會是一個艱難的情感旅程，需要很誠實才可以。」
在他看來，問演員一些私密問題是必要的，這樣才能審視他們的經歷：「我們談論暴力、愛情、性和死亡——這些非常私密的場景。如果不談論，就是置身事外，那還怎麼參與這個項目? 」
影片中有很多大尺度的畫面，比如性愛戲和密室審訊，環境氣氛的還原度堪稱奇蹟，有人甚至懷疑那不是表演。
在《列夫·朗道：娜塔莎》中，就有一個沒有提前演練的場景，女主角娜塔莎被一個瓶子猛烈地插入。
這個畫面引起了抗議。導演說，「我不在乎，她是我在妓院裡找來的妓女。」
他甚至說，「當你知道它是真實存在的時候，它會給你完全不同的體驗。」
面對爭議，演員解釋說，在電影中表演的經歷是「順其自然」 ，「我們掌控著自己的感官和情緒，我們清楚自己在做什麼。」
「在某些方面，它是可怕的，是壓迫性的。我們有恐懼，有愛，有關係。我們不是按照劇本來工作的，這是我們的生活。」
如何評價這場「實驗」？
「DAU到底是什麼？
是電影？不。
是戲劇？不是。
是藝術？也不是。
這是一個唯一的、從未公開的體驗。」
——夏特雷劇院總監麥肯錫
評價DAU項目是困難的。
體驗過的人都會難忘那種模糊了真實與表演的衝擊力。
《衛報》評論它是對「平庸的惡」一次陰森恐怖的審視，影片的人物共存於一種嚴重的斯德哥爾摩綜合徵。
《好萊塢報道者》說它，「半即興的場景有著冷酷無情的能量，虐待的特寫鏡頭令人毛骨悚然。」
《獨立報》說，「 如果你對史達林統治下的蘇聯生活有任何的好奇，DAU 項目是比任何的歷史書都更接近於真實。 這部電影之所以強大，是因為我們在銀幕上看到的一切，幾乎沒有或者說只有很少是偽造的。」
但在了解項目的製作方式後，人們的態度又會複雜起來。
它讓人想起著名的「史丹福監獄實驗」：24名學生被隨機分成「獄警」和「囚犯」，在環境的誘導之下，他們越來越投入在自己的角色上。比如，獄警開始虐待囚犯，囚犯也忘了自己可以直接退出實驗，而是選擇等待被假釋。
這個實驗持續了6天就被迫結束。而DAU走得更遠，持續了三年。
不拍攝的時候，「秘密警察」也會查看居民身份證件，就像蘇聯時期的生活一樣。
「機構」也很像是一座監獄，雖然它是原景複製自蘇聯的城市，但它被切斷了和外界的聯繫，封閉而神秘。所有進入它的工作人員都要簽署文件，保證自己不會對他人談起任何有關「機構」和電影的「機密信息」。
行為藝術家阿布拉莫維奇扮演了一個訪問學者，在進行一場薩滿巫師主持的潔凈儀式
整個片場就像一個圓形監獄。微型錄音機會藏在燈光設備里。
城市裡不間斷地播放著壓抑的音樂，以便在演員們心中營造起恐怖的感覺。
攝影機隱藏在暗處。房間裡則有麥克風，全天候記錄「演員」們所說的話——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克格勃式的監視。
但更多的時候，人們在這裡只是照著劇本的時間，工作，聊天，交易，甚至相戀，結婚，生子，順其自然地生活著。
有個蘇格蘭製片人因為要和導演談項目，在被允許進入「機構」時，正逢劇組時間是1953年，他也被改造成了那個時期的形象。然而，進去後，他並沒有經歷拍攝，反而像是進入真實的生活，「好像自己被催眠了一樣。」
演員的角色常常和現實中一樣：清潔工，女服務員，學者，黨員，薩滿教徒，藝術家；也有罪犯和現實生活中的新納粹分子。
有業內人士評價道：「這些表演看起來不像是表演。演員們看起來就像是在做他們自己。女人們的醉態不是裝出來的。她們的眼淚也不是。」
維多利亞扮演一位物理學家，到了片場，她不僅要穿上該有的服裝，還要隱藏掉背後的紋身
朗道的扮演者特奧多爾·克雷提茲，在接受採訪時提到：「拍攝這部電影的關鍵就是，要做你自己，但同時也不要做自己。你知道自己所處的環節是虛構的，但如果你不真正投入進去是很難演好的。」
他說自己只有一年時間是在拍攝，其餘兩年其實就是在「機構」里吃喝拉撒睡，有人離開劇組回到現實世界，反而會覺得現實更像是一個片場。
在「機構」里，特奧多爾也會產生害怕被克格勃逮捕的不安感，但總體上，他覺得很多人都會喜歡那裡：「我知道有一些人，如果讓他們決定是留在那裡還是回到「未來」，他們會選擇留下。」
還有一個演員稱讚劇組的生活說，「在片場的人們都很善良，微笑著互幫互助，姑娘們不穿短裙、素麵朝天也很美麗。」
他覺得外面的當代人很刻薄，而「機構」里的蘇聯生活卻貧乏而純粹。
（PS:諾獎作家阿列克謝耶維奇有本書《二手時間》，裡面記錄了很多蘇聯時期的老人，和當下的年輕人，都對蘇聯持有類似的看法，中年人則與之相反）
像心理學實驗揭示過的那樣，「演員」們不僅會習慣於這種氣氛，甚至很迷戀它。
赫爾扎諾夫斯基在這裡更像一個國王，一個策劃者，而不是導演。他說自己甚至從來不對表演做出「指導」：「我只控制規定，如果規定出錯，我會修改它，但我不能違反它。」
他會通過與一些人的交流，去刺激他想要的事件發生。
比如影片中，盧克·比熱在醉酒後與娜塔莎發生了性關係。那是在片場真實發生的。他記得那天晚上所有人都毫無理由地勸他喝酒。「這當然是伊利亞安排的，他沒有劇本，只有一些小方向。但他設置好一些足以使事情發生的傾向，這樣他就可以操縱我們了。」
盧克說他不後悔參與，「DAU解放了我沉重的思想，釋放了我原本被禁錮的情感。」
很少有人表達後悔參與。如果厭惡「機構」里的壓抑感，或者導演獨裁欲的，很快就離開了。
人們自願如此，所有人都擁有退出的權利——這是赫爾扎諾夫斯基設計的規則。一個很有欺騙性的規則。
豆瓣的「神秘列車」就分析說：
赫爾扎諾夫斯基是如何操縱DAU居民的？
自願加入，加入條件嚴苛，簽訂保密協議，項目足夠神秘，具有一定組織性，邀請者在符合一定規則外有很大自由，並且」各司其職「，正好符合蘭德爾·柯林斯的」互動儀式「的條件：群體聚集；對局外人設定界限；相互關注焦點；共享情感狀態。
而「互動儀式」的四種結果：身份認同；產生個體情感能量，參與該行動時熱情飽滿、滿腔熱忱；產生代表群體的符號；產生維護群體團結的道德感。
這也是為什麼指責者大部分都是非參與者。
法國《世界報》有篇文章《
DAU | 藝術體驗還是失控的醜聞？
》，裡面提到一位女士在經過五次面試後，被帶去和導演見面。「在室外，非常冷。他十分焦躁，根本不聽我說話。面試的時候我碰到許多和我一樣的年輕人，稚嫩，漂亮……我感到一種心理控制，這已經離邪教不遠了。」
赫爾扎諾夫斯基曾經說，他的項目不僅是關乎蘇聯，也是折射現實。
的確，DAU劇組複製了一個極權社會的模型，而人們對這個模型如此適應，本身就是一個套娃般的寓言。
它面臨的倫理上的爭議還會繼續下去。
很多時候，人性都是經不起實驗的，很容易被環境影響、塑造。
當他們回歸正常生活時，要如何處理這一段經歷？如果他們對此充滿懷念，那意味著寓言在延續嗎？
主要參考資料：
https://amp.theguardian.com/film/2020/feb/26/dau-natasha-review-russia-ilya-khrzhanovsky
https://www.dau.com/about/about?locale=en_GB
https://mp.weixin.qq.com/s/cHzAERVemKmgKIDx5E-2vA
https://mp.weixin.qq.com/s/FDCvv3DjyEGbwU906CQrDA
https://variety.com/2020/biz/news/dau-director-ilya-khrzhanovsky-defends-controversial-film-berlinale-1203516725/amp/
https://www.gq.com/story/movie-set-that-ate-itself-dau-ilya-khrzhanovsky/amp
https://mp.weixin.qq.com/s/oi3ju_W7ox5SLgucR2qDUw
https://www.independent.co.uk/arts-entertainment/films/reviews/dau-natasha-review-critics-berlin-film-festival-ilya-khrzhanovskiy-lev-landau-a9362236.html?utm_medium=Social&utm
https://www.theguardian.com/film/2019/jan/26/inside-the-stalinist-truman-show-dau-i-had-absolute-freedom-until-the-kgb-grabbed-me?CMP=Share_iOSApp_Other
https://www.hollywoodreporter.com/amp/review/dau-natasha-review-1281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