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無棣縣古城南門附近有一座大方精緻、古香古色的大宅,宅中有房二十餘棟,排列整齊,錯落有致,這便是清代內閣學士吳式芬的故居。吳式芬是清初著名的書法家、金石學家,吳家又是當時有名的「進士人家」,吳家老宅充斥著滿盈的藝術氣息和貴族風範,小到一磚一瓦、大到亭台樓閣,無不是經過精雕細琢的用心之作。
然而,就在這樣一座古宅中卻有一座老屋,青磚灰瓦、木窗舊門,與整座宅院的氣質格格不入,像是混入達官顯貴中的一名窮秀才,雖篳路藍縷,但氣節猶在。
吳氏宅院中的明代尚書
這座「窮且益堅」的老屋屬於明英宗時戶部尚書王佐,王氏沒落後被吳氏買下,作為自己的「南帳房」。
據無棣縣旅遊開發指揮部顧問任連巨介紹,王佐字孟輔,明海豐縣(今無棣縣)城裡村人,自幼便聰明好學,展現出過人的天賦,受到其啟蒙教書先生的稱讚,認為他會成為國家的有用之才。等到年齡稍長,王佐更展現出他不同尋常的一面,為人處世大方磊落,交際談吐坦然自若,甚為鄉親所讚譽。明永樂九年,王佐應試中舉,入京師,觀於太學,博覽群書,貫通經史,通曉百家之言,尤其深「積貯」之道。
宣德元年,王佐晉升為戶部左侍郎。據《明史》記載,王佐「器宇凝重,奏對詳雅,為宣宗所簡注」。當時太倉、臨清、德州、淮徐等地府倉不尊法典,積弊嚴重。王佐奉令到各處稽查,申飭律列,整頓法度,嚴懲了一批貪官污吏和瀆職之人,令上下肅然起敬,朝中官員稱讚不已。
此後,王佐為官更加兢兢業業,不敢有一絲疏忽大意,屢得皇帝讚許。宣德七年初,他奉旨承辦宣府屯田、甘肅軍餉等事宜。王佐深明「計然」之策,以經濟學家的視角處理問題,處處以國家利益為上,辦事公道幹練,賞罰分明,為人處事得體,朝野皆有好評。11月,皇帝賜衣,頒賜戶部侍郎王佐敕:「西北苦寒,念爾提督轉運糧餉辛勤。特賜爾織金擰絲衣服一襲。爾體朕愛恤軍民之心,務在區籌得宜。俾人不勞而糧餉足用,庶副委任之重。故敕。」
明朝中央政府對京通倉儲十分重視,建立了一整套管理和監督制度,《漕運通志》記載:「其漕運之廒倉也,在京通者則有總督太監、戶部尚書或侍郎,巡倉則有御史,撥糧則有員外郎,監收則有主事,以至倉使、攢典各有人焉。」京通二倉的最高管理機構為總督倉場,宣德八年,時任戶部侍郎的王佐奉旨監督京城倉糧。其時,朝廷雖然非常重視京師的糧食運輸、儲備和供給,但貪污腐敗是官場常態,京通二倉也不例外,始終是積弊叢生,貪賄盛行。王佐在任時,他嚴於律己、懲治貪腐,頗有清名。
正統元年,英宗命刑部右侍郎何文淵、戶部左侍郎王佐、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與言等提督兩淮、長蘆、兩浙鹽課,明代欽差巡鹽之制自此始。王佐作為第一代巡鹽欽差,嚴格按照國家律令,厘定規章,嚴加查巡,懲辦瀆職之吏,重罰枉法之徒,使各地鹽道境況肅然有序,朝廷激賞。
正統六年,因政績卓然,擢升王佐為戶部尚書,後兼管吏部事理。當時戰事頻仍,皇室揮霍,國庫空虛,依仗王佐等一班廉臣節縮有方,調劑裕如,不致朝野內外運轉不靈。
王佐為政30餘年,政有體要,心無苛隘,氣度恢弘,錚錚有聲。景泰元年,朝廷為旌其所為、彰其氣、褒其節,特贈「榮祿大夫」、「少保尚書」,諡「忠簡」。
王氏一族的孝與義
「王佐的一生可以用四個字來概括,那就是忠君愛民。」無棣本土文史專家於長鑾說。其實這種仁義之風並不是王佐一人獨有,整個王氏家族歷來便以仁義為外人稱道,可謂家風使然。
據於長鑾介紹,王佐的曾祖王權官至元代樞密院副使,元朝滅亡後,王權辭官回家,占籍海豐,在當地頗有名望。王佐的父親王朴為人至孝至仁,其父病危時想喝冰飲,而其時正處夏日,附近無處可覓。王朴遠去百里,終覓得冰飲而歸,但是其父卻已亡故。王朴抱憾不已,因之終身不飲冰水。還有一次有人偷走王家大批財物,後來被官府在東光擒獲。王朴來到東光取物時,發現他所丟失的財物只剩下一半。縣官問他財物是否如數,王朴告之如數。回家後,王朴認為此財失而再得,已經不屬於己,遂散財於貧苦人家。
長輩的仁義對王佐的影響很大,使他從小便學會侍親以孝、待人以仁,等到他考中功名、身居政要之時更是將這種仁義視為為官之本。宣德皇帝朱瞻基平定漢王朱高煦叛亂之後,欲對漢王餘黨進行「大清洗」,將其餘孽一網打盡。其事牽扯人數甚眾,如果徹查此事,恐怕又會重演明初「胡惟庸案」的慘劇。時任戶部侍郎的王佐上書進言,極力反對擴大株連範圍,經過數次努力,宣德皇帝終於答應放寬查治力度。
宣德二年,平江伯陳瑄向朝廷反映運糧兵士困苦,奏請皇帝抽調農家百姓充代士兵勞作,宣德帝已有意答允。王佐則以此計不可,他認為國家應以民為重,民興旺則國興旺。於是他上奏言道「東南民眾力已盡」,生計有限,難應其差,力駁陳瑄,申之「養民」之理。宣德帝考慮再三,最終依王佐所言,仍按原例行事。
王佐為民請命,不單表現在體恤民情,更重要的是他還能用有效的手段幫助百姓擺脫貧困。《無棣縣誌》記載:宣德十年,王佐奉旨出鎮河南,查稽地方駐軍征斂糧稅弊端。他通過認真調查了解,掌握了真實情況,認為征糧總弊在於管理不善,於是即刻上書建議:「除邊境衛所外,稅糧皆有戶部督理。」皇帝准奏。全國各地徵收糧稅事宜按照朝廷新律辦理,這便解除了當地百姓被軍隊肆意侵掠之憂,國庫收入也有所增加。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王佐從父輩處汲取了仁義的養分,又身體力行將這種仁義傳於後代。俠之小者,為友為鄰；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王佐雖只是一個讀書人,但是其身上卻有著一股為國為民的仁俠之氣。
土木堡上的無奈與堅守
說到土木堡之變,人們首先想到的會是奸惡無能的大太監王振、昏庸軟弱的明英宗朱祁鎮,和野心勃勃的也先。似乎很少有人能記起在這場戰役中有一個人雖沒能影響歷史的走向,但卻始終堅守著自己的信念和道義,這個人就是王佐。
正統十四年,瓦剌首領也先率軍大舉入侵,兵鋒銳不可擋。山西大同守軍接連敗北,許多邊寨城池失守。而當時權傾朝野的大太監王振根本不把敵人放在眼裡,又想建立奇功以鞏固自己的地位,便慫恿明英宗御駕親征。他認為大軍一出,即可取勝,在班師回朝的途中讓皇帝路過老家蔚州,以便進一步炫耀權勢、光宗耀祖。
在王振的勸說下,英宗下了一道御旨,決定御駕親征。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等朝臣聞言,都大吃一驚,認為這樣太冒險了,懇求皇帝收回成命。王振卻不依不饒,堅持己見。
文武百官們看到王振的態度,先是沉默了一陣,隨即就有人附和。這時,兵部尚書鄺埜站出來反對,說:「皇上親征,造成後方空虛,萬一瓦剌偷襲北京,將如何應對?」戶部尚書王佐也說:「眼下秋暑未退,乾旱已在北方持續很久,草場青草不豐,水源枯竭,皇上親征,必是人馬浩蕩,這飲水問題難以解決。」然而在王振的慫恿和把持下,明英宗還是決定御駕親征。
同年七月,明英宗親率50萬大軍,浩浩蕩蕩出了京師。這次所謂的親征,軍隊是臨時調集起來的,既不了解敵情,又缺乏作戰方略,又沒有足夠的後勤準備,加上大軍出居庸關,從懷來到宣府,連日風雨交加,道路泥濘,人困馬乏,糧草供給缺少,大批士卒生病餓死,路上到處橫著死屍。王佐、鄺埜等一批大臣心內十分焦慮,不斷上書乞留,不可冒進。王佐跪在草叢中,從早至晚,懇求上書皇上,遭王振厲聲斥責。鄺埜還被換乘劣馬,挾到營中遊行示威。
也先得知明軍北進,採取誘敵深入之戰略,表面不動聲色,靜待戰機。英宗毫無主見,帶著疲憊不堪的軍隊到了大同,未經休整,便命部隊繼續北進。
也先得知這一情況後,認為時機已到,在崇山要衝里設下埋伏,一舉包圍了明軍先遣部隊。廝殺半日,明軍前部全軍覆沒。失敗的消息傳來,英宗驚恐萬分,王振也六神無主。王佐等大臣建議御駕趕緊回師,英宗只得命令退兵。
在即將退兵時,鄺埜、王佐向皇帝進言從紫荊關繞道還京最宜。對王佐等人的建議,王振根本不屑一顧,力邀英宗順原路返回,按照自己原先回家光宗耀祖的設想去辦。但遍地稼禾,路窄人多,逶迤半日,只行十數里,後面追兵又迫,只好折回。
英宗率部剛到狼山,也先追兵已近。明英宗來到距懷來縣城只有20多里的土木堡。王佐、鄺埜等人奏請英宗速進懷來城駐蹕,以便防守。但英宗因後押輜重的王振未到,執意等待。王振到後,卻不想再走。鄺埜建議分兵嚴守,提高警惕,同時再請皇帝星夜趕入居庸關,以確保安全。王振不僅不聽,反而譏諷鄺埜、王佐等人是「一介腐儒」,令人強行架出。鄺埜、王佐二人心急如焚,卻又無計可施,只有呆坐帳中,相對而泣。
也先連夜趕到了土木堡,第二天天剛亮,明英宗下令啟程,一見到滿山遍野的瓦剌兵,嚇得不敢動彈。土木堡缺乏水源,無險要可守,明軍又剛剛連吃敗仗,士氣低落,英宗、王振不敢和敵人交鋒。明軍一連被也先睏了三日,人馬渴死餓死的不計其數。也先看時機已到,派人到明軍大帳,佯說議和。明軍信以為真。瓦剌兵退數里,埋伏險要處,伺機而動。等到明軍陣營一拉開,便兩面夾攻,一下子就把飢餓、乾渴、疲憊不堪的數十萬明軍打垮了。「兵士爭先奔逸,勢不能止。」明軍「眾裸袒相蹈籍死,蔽野塞川,宦侍、虎賁矢被體如蝟」。
土木堡一役,明英宗被俘,王佐、鄺埜等66名大臣罹難,數百名侍從喪生,50萬大軍覆沒。在此役中,王佐始終知道此戰前途兇險,恐有不測,屢次奏與皇上,卻始終沒能挽回敗局。但是他卻依然選擇堅守在皇帝身邊,踐行著自己忠君愛國、為國為民的信念。
任連巨介紹說,民間相傳,由於王佐身形相貌與明英宗甚為相似,最後也先大軍攻進來時王佐便換上皇帝的龍袍,引頸就戮,代皇上而死。瓦剌士兵將王佐的頭顱呈於也先案前,也先辨認出這不是英宗,於是派人繼續搜查,最終將真正的英宗俘獲。
相傳,王佐的屍體被送回北京後,由於有屍無首,景泰帝賜其「金頭」,又因其代皇上而死,賜其「御葬」。為了防止盜墓者盜其墓,景泰帝下旨從北京到海豐,每百里建一座王佐墳以混淆視聽。
據於長鑾介紹,如今無棣縣西南關南側有一座王佐墳,「文革」前已被盜墓者挖空,裡邊是否有「金首」就不得而知了。無論關於「金首」的傳說是真是假,無論這顆「金首」到底在何處,王佐留給人們最寶貴的並不是什麼金銀財寶,而是忠君愛國的信念和體恤百姓的仁心。